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帝国一再惨败于西方列强，一再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但是，败于西方强权，还不至于心理崩溃。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偌大帝国被弹丸小国轻易击溃，帝国的傲慢和自满心理受到毁灭性打击。^[168]再经八国联军的侵略和《辛丑条约》的瓜分，中国被帝国主义强行拖进了西方主导的殖民体系，彻底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陷入了政治、经济、社会、文明的全面危机。

（一）严重的经济危机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挟持工业化，利用侵略特权，疯狂地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逐渐把中国市场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尽管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逐步解体，但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但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严重的财政、货币危机，经济危机日益深重。

一是财政危机。鸦片战争后，对外贸易权丧失，洋货大量进口，尤其是《马关条约》允许外国人在华开办工厂的规定，更是使中国变成了列强们的原料产地，他们利用先进的生产技术、雄厚的工业资金和廉价的劳动力，直接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经济压迫，传统小手工业、小商业大量破产，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破产，利源大量外流，民生凋敝。清末财政收支失衡，从“量入为出”变成“入不敷出”。另外，从鸦片战争到清政府垮台的70 年时间里，中国给帝国主义列强的战争赔款竟高达14 亿两白银，政府陷入财政危机。^[169]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清政府开始加征里金和口子税，致使民间经济和民生更加凋敝，破坏了中国社会原有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网络^[170]，引发太平天国等内乱，形成了恶性循环。

二是货币危机。鸦片战争前，对外贸易长期巨额顺差，包括新大陆在内的大量白银流入中国，解决了“银荒”问题。但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的兴起，导致贸易巨额逆差。1847年，外国输入中国货物，不包括鸦片，价值两千余万元，而中国外销货品，价值将近三千六百万元，如果没有鸦片输入，中国还有巨额顺差。^[171]但是，据估计在1808—1856年间，仅鸦片一项，就有近4亿银圆流到国外，导致19世纪上半叶发生了白银出超和银贵钱贱问题。当然，这种现象有主观因素。历史上，包括清政府在内，政府没有货币主权的意识，并不限制民间铸币权，甚至对于银的供应也一直依赖于商人，以致“天下制权者在商贾市井”。这在清朝尤为严重，致使清政府力量与社会商业力量之间逐渐失衡。对此，清咸丰三年（1853）进行货币改革，希望扭转民间铸币、私人发行的历史，掌握货币主权。但是，因为国库空虚，滥发货币，信用破坏，改革失败。此后，中央权力式微，地方各自为政，货币改革举步维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民国30年（1941）法币发行为止，货币危机延续了百年有余。

（二）严重的政治危机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清政府行使全部主权；但是，鸦片战争后，由于不平等条约，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贸易等主权，开始遭到严重的破坏，中国政治危机日益深重。

一是主权危机。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中国经历了中英鸦片战争、英法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及日本侵华战争。这些外患一次比一次巨大，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也一次比一次严重。相应于外患，中国内战也不断。外患与内战是呼应的关系，后者似乎是前者引发的结果。^[172]当然，鸦片战争后最严重的危害就是主权危机。这体现在，协定关税，破坏中国关税自主权；废除公行制度，破坏了中国贸易主权；领事裁判权，破坏了中国的司法权；领海和内河自由出入，破坏了中国的航运主权。

二是领土危机。一次次侵华战争，一张张不平等条约，一次次的割让土地，中国先后失去了30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南京条约》租借香港给英国；俄国通过《瑷珲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等条款，强占中国外兴安岭、库页岛、巴尔喀什湖等15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马关条约》使得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被日本殖民统治达 50年之久；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更是使得北洋政府无暇顾及“外蒙”政务，“雅尔塔会议”导致“外蒙古”150 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被帝国主义列强分裂出去。同时，新疆、西藏、内蒙古等沿边地区，以及南北沿海地区的领土主权被威胁和侵害，造成了严重的领土危机。而这种危害延续至今。加上前面说到的主权危机、经济危机，中国一步步从一个独立国家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当然，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不断侵占、殖民我国周边国家，破坏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原有的朝贡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侵害到中国的领土主权。同样，这种危害也延续至今。

（三）严重的社会危机

满族入关中国，在统治初期，政治上清政府沿用外族统治的二元机制，直到太平军晚期，因形势危机，曾国藩等汉人才得以重用。所以，在清朝，族群矛盾一直都是存在的。其中文化认同问题可能更为突出。清朝统治后，强迫汉人剃发改服，触动的不是“亡国”之痛，而是“亡天下”之痛，这种痛楚不限于知识分子，遍及普通百姓。因此，汉人群起抗争达十年之久。但是汉人抗清运动此起彼落，或潜伏山林，或寄居海隅，星火未灭。^[173]这在天地会尤其如此。其后，经康熙时代的休养生息，特别是沿袭明人科举政策，以朱子注解的《四书》为主，八股取士，重在伦常纲纪、君臣名义，族群血统认同有所淡化，上层知识分子开始安于现状。但是，民间的反清复明活动并未完全消失。^[174]鸦片战争后，清王朝的腐败无能，激发了原有的社会矛盾，导致社会崩溃，以及辛亥革命，社会危机深重。

一是社会崩溃。鸦片战争惨败于西方列强，固然有武器不如人的问题，但关键在于社会的崩溃和解体。这体现在，“政府缺乏相互呼应的机制，官民城乡之间也缺乏沟通与联系，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已不是一个整体性的国家，因为已没有可以动员的机制，也没有认知敌我情况的信息。中国是一个已经解体溃散的社会，不堪外来一击。”^[175]这表明，清政府已没有任何社会组织动员能力，特别是基层组织动员能力。加上惨败后横征暴敛，民不聊生，激发了原有社会的不满。太平天国、捻军等底层抗争不断。当然，太平天国运动以“拜上帝”为号召，反映了社会意识共识的缺失，凸显了社会的溃散。这种“拜上帝”意识与中国文化无法交融，自然不能吸引知识分子的参加，这是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这也表明，凝聚思想共识，组织基层人民，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176]

二是辛亥革命。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一败再败，直到败于日本，特别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和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基本失去了统治的资格。此时，对于清廷的诏命，地方行省拒不执行，甚至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不保”的情况下，仍然保存实力，敷衍应付。这样，面对“千年大变局”，洋务运动成泡沫，改良运动无出路，革命潮流已势不可挡。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仅有器物层面（物质文化）的革命是不够的，必须进行制度（组织）层面（制度文化）的革命，要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制国家，进行社会制度变革和政治制度变革。^[177]这成为包括孙中山在内的革命派凝聚人心、组织动员的思想意识。而腐朽不堪的清政府，经不得辛亥革命的摧枯拉朽，很快就被推翻了。

但是，“孙中山的革命理念，若单纯在于驱逐满人，未必能超越太平天国运动”。^[178]而且，辛亥革命后，列强依旧残暴，咄咄逼人。最可悲的是，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列强并没有平等对待中国，反而将战败国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继续遭受列强凌辱，引发了最终席卷全国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资本主义虚伪的民主制度被唾弃。所以，新的共和国面临政治整合、统一国家的重大内外挑战，放弃排满主张，高举“五族共和”；反对帝国主义，追求民主与科学（精神文化），成为各种政治力量的逻辑和实践的必然抉择。换言之，在近代救亡图存中，单一的器物革命、制度革命、精神革命是不行的。因为，从文化的结构看，这三者是有机统一体，必须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位一体。这无论是从国家宏观层面看，还是从企业微观层面看，都是如此。即使在现代化历史的进程中三者有时不是同步进行的，但是，要推动现代化历史进程，首先要在逻辑层面意识到这三者的统一，即应当以以人为本的精神为基础，以体现人本精神的制度（组织）为保障，以服务人本精神的先进科技物质发展为支撑。当然，作为后发展国家，经过革命或改革确立新制度后，就必须在实践上将这三者逐渐统一起来。当然，就一个国家而言，虽然微观层面企业的三位一体的变革对宏观层面有积极作用，但宏观层面国家的三位一体的变革是基础，它最终决定着微观层面的三位一体的变革命运。(www.daowen.com)

（四）严重的文明危机

直到17世纪末，中国还被认为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周遭国家都来中国朝贡，中国成为它们的宗主国。^[179]但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步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朝贡体系崩塌，天朝上国权威不再，面临的不仅是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更重要的是文明危机。

一是大一统文明危机。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儒家天下是一个普世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下，包含着许多族群。^[180]但是，鸦片战争后，西方近现代文明的民族国家体系不断地冲击着儒家的天下观，大一统文明面临深重的危机。此时，我们的艰巨任务是要把自身从无外的多元一体、混以宇内的大一统转化为内外分明的单一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但是，由于中国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的现实，如何建构起现代民族国家，同时又维系住这种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格局，这在当时是一个极为艰难的任务。这也正是前面说的，孙中山由排满兴汉，演变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又转变为“内部各族平等”及“联合世界平等对我之民族”两项诉求。最终，中国没有四分五裂，“成为多元一体的庞大共同体，实为世上所仅见”。^[181]这正是得益于中华传统的大一统文明。从此，中国不必再完全套用西方狭窄的族群观念，也不必借助信仰以笼罩诸族，更不必以选民自居而排他。这是一条可以与今日“全球化”接轨的途径，也是一条可继续开展的途径。^[182]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的世界，既要坚持现代民族国家的现实，也要努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这需要传承和弘扬中华大一统的文明精神。

二是儒家伦理道德危机。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明对中华文明的最大冲击是儒家伦理道德，这是最根本的文明危机。面对儒家伦理道德危机，张之洞提出了“中体西用”论，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器物层面，特别是军事武器的落后，而不在于以儒家思想为主的社会体系和伦理价值标准。相反，中国在文化的社会制度（组织）和价值体系上都具有优越性。所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中兴名臣”发起了洋务运动。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从某种角度上说，洋务运动确实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在中国建立了北洋、南洋以及福建水师，拥有了以山东威海卫、福建泉州和马尾为基地的三支现代化的海军舰队。中日甲午战争前，与日本相比，中国的军舰是当时世界上最新型的军舰，使用的武器是从英国、法国买回来的最先进的武器，而且中国的军舰吨位也比日本的大。所以，战争开始前，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应当能打赢这场战争。但是，中日战争的结果却以中国的惨败告终。这次战败的危害，不仅仅在于割地赔款，更在于心理方面。被弹丸小国打败，天朝上国的傲慢和自满心理受到毁灭性打击。痛定思痛，人们进行深刻的反思，认为仅仅是器物层面的改革还不够，还要向日本学习，进行制度（组织）层面的改革，采取君主立宪制，废除科举制。实际上，这就否定了“中体西用”论中制度（组织）和伦理价值的优越性。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科举制的问题主要在于考试的内容，而不在于考试的形式。英国建立的文官制度，就是学习了的中国科举考试制度。这个形式能够挑选有能力的人进入政府作为治国安邦的人才，所以总体上说还是好的。^[183]

为了建立君主立宪制，在改良派的主导下，清王朝进行了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但很快就被保守派镇压下去。唯一得以保留的成果就是京师大学堂，即今天的北京大学。改良派失败，只有革命一途。所以，不同于改良派的主张，革命派认为，要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制国家，必须进行革命。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迅速推翻了清政府，但是，接踵而来的打击：1915年袁世凯复辟，1917年张勋复辟，这迫使先进的中国再次反思，只有器物、制度（组织）改革也还不够，还必须有现代的精神和价值观，这就是民主和科学。至此，人们认为，真正制约中国发展的，是儒家伦理道德价值观。换言之，文化是器物（物质）、制度（组织）、价值（精神）三位一体的，^[184]仅仅学习借鉴西方的器物、制度（组织）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观，彻底清除中国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否则就不能阻止帝制的复辟。这是对中华文明最根本的冲击，是最严重的文明危机。

那么，为何及如何清除中国儒家伦理道德呢？对此，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提出两个原则。一要彻底清除“三纲”。陈独秀指出：“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185]“如今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因为民主共和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和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全然相反，一个重在平等，一个重在尊卑等级，万万不能调和的”^[186]，因此，“存其一必废其一”。^[187]“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孔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188]所以，必须清理以旧礼法、旧伦理、旧艺术、旧宗教、旧文学、旧政治等为代表的传统的社会制度及其纲常伦理观念，以民主精神改造中华文明，破除封建士大夫对国家政治的独占，把广大民众从封建等级压迫中解放出来，才能建设成真正的共和国和国民政治。二要彻底清除旧礼教。陈独秀认为，儒家礼法基于独断的伦理道德观念，压抑了对知识的尊重和纯粹求知热情，因而中国难于产生基于知识论的大胆怀疑精神，而这是近代中国落后于欧洲列强的重要原因。“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189]，必须以科学精神改造中华文明，破除封建迷信和蒙昧主义。

总之，拥护民主和科学，适应时代的演进，是挽救中国于危亡、实现振兴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陈独秀坚定地指出：“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190]

毫无疑问，要拯救中国，必须进行“器物、制度和精神”三位一体的改革或革命，反对和清除洋务派宣扬的“三纲”及其旧礼教，但“打倒孔家店”，还要“拯救孔夫子”，这就要明确地区分何谓儒家的根本精神和品格，何谓被扭曲的伦理和纲常。前面说过，人本精神是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和品格。但是，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献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了讨好皇帝，董仲舒擅自将“五伦”变为“三纲”，把君、父的权力绝对化，而把臣、子的义务绝对化。到了南宋，朱熹解释的儒家伦理，将“五伦”相对的互动关系变成固定结构。人与人的关系，就成为不容颠覆的格局，臣、子彻底听命于君、父，成为人间伦常秩序。^[191]至此，孔子努力倡导的权责对等关系，从此寿终正寝。被扭曲变形的儒家思想成为服务帝王特别是无道帝王统治的工具。所以，我们要拯救的是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人本精神，要唾弃的是扭曲僵化的“三纲”及其礼教。

另外，五四运动深刻教育了国人，自身文化的根本精神不能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是战胜国，正当要欢欣鼓舞地收回被侵占的领土时，却被列强无情地再次凌辱，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虚伪性暴露无遗，彻底摧毁了当时国人的希望，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这是中国人的一次重要觉醒。对于西方文明国家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对中国的凌辱，严复极端绝望，他悲愤地指出，西方国家在1919年的行为表明，西方三百年的文明发展到最后只归结为两句话，“利己杀人，寡廉鲜耻”。^[192]对西方文明的幻灭，特别是对西方民主的幻灭，使垂暮之年的严复回归中国传统。他相信，孔子之道才具有永恒的价值。“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193]。在他看来，“中国目前的危难，全由人心之非，而异日一线命根，仍是数千年来先王教化之泽”^[194]。当然，这里再次强调，实现现代化，必须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但前提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的人本精神。因为，人本精神是普遍的，也应当和必然是人们共同的价值和精神。

总之，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明危机。但是，也正是在这种危机下，“千年大变局”激发起中国人前所未有的爱国热情，仁人志士提出了各自的救国方案。这些救国主张有：“中体西用”的保国派、变法维新的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的革命派、无产阶级革命的革命派，以及主张实业救国的商战派知识分子和近代企业家，其中企业家的典型就是富有特色的近代儒商。具体看：一是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通过“师夷长技以制夷”，特别是通过军事和工商业现代化，进行器物层面的革命，实现自强救国。二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张变法维新，通过戊戌变法，建立君主立宪制，进行制度层面的改革，实现保皇救国。三是以章太炎、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先提出排满革命，后主张“五族共和”，通过辛亥革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进行制度层面革命，实现革命救国。四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主张引进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革命救国。五是以张謇、卢作孚、范旭东为代表的商战派，主张实业救国，通过以器物层面革命为基础的多层面改革，实现实业强国。

这些救国方案的结果如何，历史的进程已经告诉了我们。从逻辑上看，只有进行“器物、制度和精神”三位一体的改革或革命，才能拯救中国。从历史的实践看，也证明了这一逻辑，并一再得到证明，即只有始终坚持以民为本的理念，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进行“器物、制度和精神”三位一体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凝聚社会意识共识，组织基层人民，实现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力挽狂澜，拯救近代百年来的苦难中国。也正因为秉持这种以人为本的理念，进行“器物、制度和价值”三位一体的变革，我们又通过70多年的艰苦建设和改革，实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现在又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新征程。

另外，这里必须要作一个说明，简单地说，洋务派、改良派以及革命派的救国方案是宏观层面的，那么，近代企业家的实业救国之路则是微观层面的，两者不具有可比性。但是，从“器物、制度和精神”的三位一体看，也就是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三位一体看，无论是宏观的国家层面，还是微观的企业层面，都必须要遵循“器物、制度和精神”三位一体的变革。同时，与微观的企业层面三位一体变革的积极作用相比，宏观的国家层面三位一体的变革是基石，最终决定着微观的企业层面三位一体变革的成败。这在前面一再强调过。

就本书的主题而言，我们要落脚于近代儒商，还需要在经济层面简单说一下他们当时所面临的大环境。除了前面说的四大危机，在“千年大变局”下，近代儒商面临着今天的企业家难以想象的困难环境，那是九死一生的苦难：资本的极端短缺，人才、技术、设备、原料的极度缺乏，官僚资本、外国资本的残酷压榨，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任意侵犯，市场极端狭窄，等等。除了这些，最大困的难就是连绵不断的外患内乱。试想，中国历史还有比这更糟糕的营商环境吗？若是考虑到这些史无前例的困难，我们近代的企业家，特别是以张謇等人为代表的儒商所创造的奇迹，以及最后结局，就更让人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