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炜*

*作者简介：王炜，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1974年，张舜徽完成了《清人笔记条辨》（以下简称《条辨》）。《条辨》一书择清人笔记中“义可采者”，“分条件系，加以考辨”①，但它并非简单、随机地摘抄清人的言论，而是系统地总结清人笔记之“得失利弊”。“《条辨》主旨明确，体例清晰，是研究清代学术史，了解清人学术动向的重要书籍”②，也是把握张舜徽治学路径的最佳切入点之一。总体来看，《条辨》一书既注重知识的留存，又重视知识谱系的建立，上承传统治学方法，下启现代学术路径。

一

学术系统的构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留存知识，一是建立知识谱系。所谓留存知识，就是保持各个知识要素的独立性，尽可能客观、全面地记录知识；所谓建立知识谱系，就是探寻知识之间的因果联系、逻辑关系，将相关的知识纳入某个结构统系之中，略去其他不相关的知识要素。在中国古代学术传统中，因受到知识的数量与规模、教育的普及程度、印刷技术等影响，“留存知识”是治学的根本目标。传统学术的整体特点是，以留存知识为中心，建立知识谱系。如，中国古代学术传统中主要的治学方法——目录学、考辨、点评等，大都围绕典籍展开，以全面地留存知识为目标。随着科学、教育、技术等的发展以及知识的迅猛增长等，现代学术著作大多以建构知识谱系为目标，对知识进行归类成为现当代学术研究的重心。张舜徽等近代学者处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他们的治学路向是，留存知识与建构知识谱系二者兼重。张舜徽的《清人笔记条辨》一书采用的“条辨”体，就充分展示了这一特点。

所谓“条辨”，即逐条辨别、随条分析。“条辨”一词较早见于南朝，梁陶弘景《真灵位业图序》说：“事事条辨，略宣后章。”③《宋书·志序》谈到校辨古今地理的差异说：“今以班固、马彪二志，晋、宋《起居》，凡诸记注，悉加推讨，随条辨析，使悉该详。”④在《宋书》中，“条辨”并非固定的词组，但从这里可看出，后世“条辨”体综合他人的言论、观点，“随条辨析”的方法。到了明代，“条辨”一词常出现于官方处理公务、辨正事理的公文中。《明史》载，弘治二年（1489年），姜绾参劾蒋琮不遵诏旨，与民争利，“琮条辨琯疏”⑤，蒋琮对姜绾的疏奏逐条加以反驳。《明实录·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载，嘉靖三年（1524年），吏部左侍郎何孟春上疏说，张德等上大礼议十三条皆邪僻不经之言，“臣请案其欺妄，逐条辨之”⑥。这里，“条辨”、“逐条辨之”强调论者鲜明、有力地反驳他人观点，表达个人的态度、看法。到了清代，“条辨”成为固定的词汇，并被广泛运用于治学领域。《皇朝续文献通考》载邹伯奇著《周髀算经考证》说，《周髀算经》“自荣方问于陈子以下，学者误解相传，又窜以他术，致为浑天家所讥。……是书详为条辨，以解学者之惑”⑦。清代还出现了许多以“条辨”命名的著作，如张惠言的《易图条辨》，李沛霖、李桢的《四书朱子异同条辨》等。清代医家类书籍中有更多“条辨”之体，如程应旄《伤寒后条辨》、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吴瑭《温病条辨》、 吕田《温疫条辨摘要》等。

由“条辨”一词的源流可以看到，“条辨”体的特点是：围绕某一具体问题，引录他人的观点，对之进行辨析、辨正，同时，作者明确地表达自己的立场、态度。一部优秀的“条辨”之作，既能见出前人的材料、观点，又能反映作者对材料的理解、把握与取舍，更包含着作者个人独到的识见。与现代学术著作有意识地凸显作者的观点，将他人对相关问题的思考作为佐证不同，“条辨”体既重视表达作者的态度，又注重作者个人观点与其他学者观念之间的互动，作者的、其他学者的观点交汇在一起，形成了合声。“条辨”体看似散漫，但读者深入理解了作者的学术思想，把握住相关学者的治学观念，具备了较强的逻辑建构能力，就能将散见于书中相关的内容贯穿起来，形成对某一问题的宏观把握。

张舜徽所著《清人笔记条辨》一书正是如此。《条辨》一书的基本体例是，叙录某部笔记的作者的行事，之后，摘引笔记中的某段话，随条辨析，就相关问题进行阐发，表达个人的见解和主张。这样，《条辨》一书既留存了知识——融汇了清代学人关于治学，关于经、史、子、集各部具体问题的看法，又注重对知识进行整理与评价——反映出张舜徽本人的学术观点，以及最终的学术追求。

如，在《条辨》一书中，张舜徽通过引申、阐发、驳正清人的观点，讨论了治学方法、学术路径等问题。在“《日知录》”条中，张舜徽引顾炎武“天下无无书不读之人，而有不必读之书”之说（《条辨》，第5页），并发表自己的观点：

亭林此言，真不刊之弘教也。……大抵从事问学，必有宗旨，有别择，始可语乎精深博大。否则泛滥而无归宿，凌乱而乏统纪，只得谓之杂，不得谓之博，博杂之辨，尤不可不审。（《条辨》，第5页）

在此，张舜徽谈到如何治学、如何读书这一基本问题。古人谈读书说开卷有益，谈创作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些主张固然有其道理，但读书、治学到了一定境界，到了“从事学问”的阶段，学者必须分辨“博”与“杂”的区别，必须明确治学的方向、 目标，对所读的内容进行取舍裁择。如果仍亦步亦趋地遵循有卷必开的原则，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张舜徽进而引录章学诚《丙辰劄记》之语，“《学记》谓学有四失：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寡与易、止之失，人所知也。多之为失，今人所不知也”（《条辨》，第123页）。就“《学记》谓学有四失”条，张舜徽驳正道：“泛言一个多字，殊嫌不明。盖多之中又有博与杂之辨。学贵博，不贵杂。博者以一为主，凡与此相关联者，皆遍习之也。杂者中无所主，滥观广取而无归宿也。学不博则陋。然博之中又必有别择去取，故博观贵能约取焉。至于杂之为害，人尽知之，固治学之士，所当痛绝。”（《条辨》，第123页）这样，张舜徽从顾炎武、章学诚等人谈读书生发开去，论及具体的读书方法，对“多”读书中的“博”、“杂”等问题进行辨析，有意识地引导读者由注重读书方法转向思考治学路径，向后学揭明，治学必须由博返约，读书要有宗旨，泛滥百家之后必须能别择去取。

谈到读书、治学，张舜徽并不仅仅停留在具体的方法、路径上，他还非常关注时代风会对治学的影响。章学诚在《丙辰劄记》中谈到读书贪多的风气说：“自四库馆开，寒士多以校书谋生。而学问之途，乃出一种贪多务博而胸次无伦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务为无理之繁富。动引刘子骏言：‘与其过废，无宁过存。’即明知其载非伦类，辄以有益后人考订为辞，真孽海也。”（《条辨》，第122页）张舜徽在此基础上，进而探寻“贪多务博”之风兴起的渊源、始作俑者的动因以及后续的影响等：

贪多务博之风气，实起于搜辑佚书。始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朱筠奏请开四库馆， 即以辑录《永乐大典》 中佚书为言，馆既开，先后从《大典》辑出之书，著录及存目合计凡三百七十五种， 四千九百二十六卷，可谓夥矣。 当时入馆修书者，大半瘁心力于此。朝夕检书， 宁存无废。而贪多务博之习，遂牢固不可破矣。流弊所致， 固非始事者之所及料也。（《条辨》，第122页）

乾嘉时期，学人贪多务博，无所约取，沦于杂而无章，许多学人腹中有史料，胸中却无史识，“两脚书橱”就是对这类人的讥讽。某些学人提出，读书治学“与其过废，无宁过存”。面对大量史料，与“过废”相比，“过存”看似有合理性，有助后世留存史料，有资于后人，但却会在不知不觉中对一代学风造成不良影响。乾嘉年间诸多学者拘于故纸堆、囿于管见的治学风气，正是只知贪多务博，不知别择去取、不知表达创见的结果。张舜徽对章学诚的看法表示了认同，并敏锐地指出乾嘉年间，贪多务博并非只是某时某地出现的个别现象，而是一种潮流。

在《条辨》一书中，张舜徽对贪多务博的不良学风提出中肯批评，同时，也指出具体的校正方法。张舜徽引清代大儒章学诚《知非日札》的观点：“著述多，则必不精；精则必不能多。前明如新都杨氏、郁仪朱氏，近代如西河毛氏、渔洋王氏，著述动盈箱箧，安在其有功于学术哉？但用功纂录劄记，以为有备之无患，斯则王伯厚辈，本以备应制之用，而转有资粮于后学。然则《玉海》、《诗考》、《绀珠》、《汉制》诸编，谓之用功有益相耳。安可遽命为著作哉？”（《条辨》，第124页）张舜徽承章学诚的看法，进一步指出，“功力与学问有别，而著述与钞纂复殊。后世每以功力当学问， 目钞纂为著述。于是鱼目混珠，真伪莫辨，此学者之大患也”（《条辨》，第124页）。所谓“功力”就是下了多少苦功夫认真读书，但下了苦功却有可能陷于杂而不通；所谓“学问”就是遍览群书后，融汇贯通各家看法，形成的个人见解。“学问”建立在“功力”的基础之上，但有“功力”并非意味着必定有“学问”，学人不能“以功力当学问， 目钞纂为著述”。在《条辨》中，张舜徽也谈到了“著述”与“纂钞”的区别：“载籍极博，无逾三门。盖有著作，有编述，有钞纂，三者体制不同，而高下自异，余早岁著《广校雠略》论之详矣。试循时代以求之，则汉以上之书，著作为多；由汉至隋，则编述胜；唐以下雕版之术兴，朝成一书，夕登诸板，于是类书说部，充栋汗牛，尽天下皆钞纂之编矣。学者于群书诚能区为三门而知其高下浅深，则用力之际， 自有轻重缓急，而不致茫无别择也。”（《条辨》，第125页）从时代来看，汉代以前盛“著述”；唐以后盛“纂钞”；从性质、特点上看，“著述”多为独创，表达作者个人的识见；“纂钞”多为抄袭，只是材料的堆积，缺乏创造性；从价值上看，两者有“高下深浅”之别。由此，张舜徽提醒后学，读书、著书一定要重“著述”而不能流于“纂钞”。张舜徽引述清代学者的观点，并加以阐发，由读书谈及治学，进而论及学风，继而转入著书，并将相关问题置于宏阔的历史背景下梳理其源流脉络，简明扼要并清晰畅达地清理了先秦两汉以来著书方式的变化。张舜徽还不动声色地将个人的价值评判融入其中，严肃、严厉且不失宽厚，对后学起到积极的警示、激励作用。

《条辨》一书，类皆如此。《条辨》从经、史、子、集等部各个细小问题入手，条目繁多，内容“有辨章学术者，有考论经籍者，有证说名物制度者，有订正文字音义者，有品定文艺高下者，有阐述养生方术者”。“这种写法难以凸显大家和名家，初看似乎有点‘重点不突出’，但它让读者更易于从整体上把握一代学术的兴替和特点，更易于了解某历史时期学风的变化。”⑧张舜徽以宏阔的视野，轻松地驾驭繁富杂多的历史材料，《条辨》较为全面地展示了有清一代学者对经、史、子、集各部相关问题的看法，在此基础上，张舜徽“平停是非。凡遇精义美言，则为之引申发明；或值谬说曲解，则为之考定驳正”，对清代学人、学界、学术进行评判，标明自己的治学态度、治学方式。《条辨》一书展示了清代学人的治学路径、学术取向、学术思想，我们能看到清代学人众声喧哗的热闹场景，同时，张舜徽也表达了个人的独到识见，我们也能看到张氏的宏论博识处处皆在。张舜徽有意识地采纳“条辨”这种著书体例，将清代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看法及张氏本人的观点融汇一体，在这种对话的关系中，展示了从清代到近代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的衍发、推进过程。

《条辨》一书累积知识、建构知识谱系并重还表现在，张舜徽在《条辨》一书中，坚持表达个人的思想、观点，但决不囿于自己的价值判断，决不任意地抹杀清代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及相关观点。传经治学重知识留存，强调知识存在的客观性，学者有意隐去自己的观点、看法，不做或尽量少做价值评判，“述而不作”即是此义；现代治学重知识谱系的构建，往往忽略了知识的留存，现当代学人在论述、阐发观点的过程中，会有意略去那些与自己的观点不一致的声音，以突出重点，彰显学者个人的意见。《条辨》一书重价值判断但并不囿于其中，正彰显了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变化与特点。“条辨”体中各个条目自成系统，因此，《条辨》一书不强调系统性、完整性，张舜徽将某些存在偏差，甚至可能是相反、相悖的观点融入《条辨》一书之中。如张舜徽对乾嘉诸儒热衷于考据、孳孳于故纸堆的风气极其不满，他批评说，乾嘉诸儒的“研究风尚，主要集中在经学、小学方面。门庭渐褊，没有清初诸大儒的博大气象了”⑨。但在《条辨》一书的很多条目中，张舜徽指出，乾嘉时期仍有一些超越于时流之外、有个人创见的学者，如戴震、章学诚等；从整体上看，乾嘉人的学术贡献也不可低估。乾嘉诸儒专注于考证，并非一无是处，经乾嘉学人校勘的书籍较为精审，无太多疵漏，远胜于宋元刊本：“经历乾、嘉以降诸儒之校勘，则四部常见之书，大抵理董可观。故在今日而言读书，但得清儒及近人精校本，固胜于古本远甚。古本如宋、元旧椠，亦不免伪、衍、缺、夺杂其间也。”（《条辨》，第19页）谈到清代的学者，张舜徽对阎若璩颇多不满，在《条辨》中，他屡屡批评阎若璩，指出阎氏“其志不在经世，故未能以箴育起废自任”（《条辨》，第6页），但张舜徽仍本着客观、公正的治学态度，将阎若璩及其《潜邱劄记》收入《条辨》。由此，读《条辨》一书，我们可以听到清代学术史上各种声音汇集，也可以感受到张舜徽博览百家之后，和平、畅达、融通的治学态度，以及留存知识、建构知识谱系并重的治学路向。

二

构建知识谱系，对知识进行归类，其方法不外乎两种：一是以“书”为中心，从体例、内容上对知识进行归类；一是以“人”为中心，以人的观念、思想为归类的标准。前者可归为目录学，在传统学术中称为“校雠学”。到了现代，学者完成的单篇论文、单部论著大多以人、以思想观念为核心展开论述。但目录学并未退出学术研究的范畴，而是由治学方法之一种转变为学术的根基，成为建构知识谱系的核心要素：“书”是知识的基本载体，现代学科分类以及图书分类法对论文、论著进行归类时均从目录学着手，这表明，现代知识谱系的整体建构仍是以“书”，而不是以“人”为中心。

张舜徽的《条辨》就坚持传统的以“书”为中心的构建方式。《条辨》一书从形式上看，属叙录解题，但张舜徽并非随机、任意地选择清人的笔记作品，而是将现代学科分类的思想融入《条辨》之中。这样，《条辨》一书从目录学着手，确定了“笔记”类例，为“笔记”划定了界线，构建起与“笔记”这一类目相应的知识谱系。

笔记的特点是零散、驳杂。笔记着眼于各种思想、看法、观念的表达，疏于形式的完善，不强调内容的系统性、完整性。据二十六史，较早以“笔记”命名著作出现于宋代。《宋史》载王炎《笔记》、赵师懿《柳文笔记》、刘敞《宋景文公笔记》、陆游《老学庵笔记》、钱时《两汉笔记》、马廷鸾《读庄笔记》等6部作品。《元史》所载以笔记命名的著作仅有苏天爵《春风亭笔记》1部，《明史》载王樵《笔记》、祝允明《读书笔记》、戴冠《笔记》、李日华《六研斋笔记》、彭时《可斋笔记》、王鏊《守溪笔记》等6部。到了清代，笔记的数量迅猛增长，以笔记命名的著作也层出不穷，《清史稿》载张履祥《读易笔记》、李光地《周官笔记》、赵慎畛《惜日笔记》、刘毓崧《通义堂笔记》等以笔记命名的著作58部。

清代以前，笔记数量相对较少，二十五史的《艺文志》以及《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公私书目都未设置专门的“笔记”类，笔记分别被置于经、史、子等部。清代，笔记大量涌现，《清史稿》依然沿袭二十五史的做法。如《清史稿》所载58种以笔记命名的著作，除15种见于列传，未分类外，其余43种，有30种被置于《艺文志》的子部，7种见于史部，6种列于经部。在经、史、子各部下，也未有专门的“笔记”类目，笔记与其他类型的作品混杂在一起，如李光地《经书笔记》被置于子部儒家类，汪士铎《悔翁笔记》被置于子部杂家类，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被置于子部小说类。这虽然对各家笔记进行了归类，但笔记没有独立的统系归属。清代，有人甚至说“日录笔记，随手纪载，乃无义例”⑩，认为每天随手写下、随笔记下的这些内容形式散漫，在体例上没有特定的要求和规范，当然也就难以确定类属的划分。

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将笔记散置于经、史、子各部， 自有其合理性。但随着书籍数量的迅速增加，对扩增后的知识重新划定类例，成为必然要求。面对清人留下的数量庞大的笔记著作，对“笔记”这一门类进行系统清理和科学归类成为目录学的重要任务。

谈到清人笔记，张舜徽说：“自己买到的清人笔记，不过百余种，而我曾经看过的，便有三四百家。”面对数量庞大的清人笔记，张舜徽打破传统目录学的分类框架，将笔记从经、史、子各部中清理出来，作为独立的类目。身为文献学家、 目录学家，张舜徽著《条辨》一书时，也清楚地意识到，总结清人笔记之“利弊得失”，“若无别择去取，则榛芜不翦，靡所取材”。在广搜博览的基础上，张舜徽对笔记进行分类，确定哪些书可入《条辨》，哪些书不可入《条辨》。结合《清史稿·艺文志》、《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等的分类方式，我们来考察张氏著《条辨》时的取舍原则，并进一步考察张舜徽对笔记义例的确定。

张舜徽在《条辨·自序》中谈到，有些著作“学涉专门，宜有专书以集其成，今亦不取与百家笔记并列焉”。如，李群《群经识小》、邵晋涵《南江札记》、陈鳣《简庄疏记》、严元照《娱亲雅言》、郑献甫《愚一录》、邹汉勋《读书偶识》等书具有“专”的特点，张舜徽拟将之辑入《群经汇解》，不纳入《条辨》。李群《群经识小》、严元照《娱亲雅言》、郑甫《愚一录》等书“专”注于对经部各类书籍的思考，《清史稿·艺文志》也将这三部书归入经部经总义类。但在《清史稿·艺文志》等传统目录分类中，邵晋涵的《南江札记》、邹汉勋的《读书偶识》等书却被归入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从编著手法看，《南江札记》、《读书偶识》主要采用了考证、辨析的方法，从内容看，这些书主要涉及经部的有关问题。《南江札记》涉及对经部典籍的辨识、考证等，《读书偶识》是对《易》、《书》、《诗》、《春秋》、《三礼》及先秦众多典籍的诠释、考证，如对《周易》卦主说的总结，对《诗经》各篇诗旨的论述，对《尚书·禹贡》山名水名、对《考工记》夏室及周明堂的考释。因此，《清史稿》等从著述方式着眼，将《南江札记》等归于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这种传统分类方法自有其逻辑，宋元明之时，笔记数量较少，公私书目在著录笔记时，不需要也无法过多关注笔记分类的精确性、统一性。但清代，笔记数量迅猛增长，如果仍在传统学术范式的框架内对笔记进行归类，其结果是：有些笔记被置于经部经总义类，这关注的是著作涉及的内容；有些笔记被置于子部儒家类，这关注的是做笔记者的思想、态度；有些作品被置于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这关注的是著述方式。这种时而着眼于内容、时而着眼于作者的态度、时而着眼于著述方式的分类方法，难免会造成概念不明、分类混乱的情况。张舜徽在梳理清人笔记时，校正了《清史稿·艺文志》等的偏差和不足，既尊重传统目录学对经、史、子、集各部的划分，又将现代学术谱系重统一、精确的特点引入传统的目录学之中。在对《南江札记》、《读书偶识》等书进行目录学上的归类时，张舜徽均从书籍所涉及的内容着眼，敏锐地发现这些书“学涉专门”——都专注于对经部相关问题的考察，因此，他将这些书全部纳入《群经汇解》。

在处理清人的其他笔记时，张舜徽也始终坚持从书籍内容出发划定其类属。在《条辨· 自序》中，张舜徽还谈到，卢文弨《群书拾补》、王念孙《读书杂志》、姚范《援鹑堂笔记》、《义门读书记》、张文虎《舒艺室随笔》、孙诒让《札迻》等书也不入《条辨》。在《清史稿·艺文志》、《四库全书》中，这几部书入子部杂家类杂考之属。细考这几部书的内容，何焯《义门读书记》是何焯“没后，其从子堂裒其点校诸书之语，为六卷，维钧益为搜辑，编为此书。凡《四书》六卷，《诗》二卷，《左传》二卷，《公羊》、《谷梁》各一卷，《史记》二卷，《汉书》六卷，《后汉书》五卷，《三国志》二卷，《五代史》一卷，《韩愈集》五卷，《柳宗元集》三卷，《欧阳修集》二卷，《曾巩集》五卷，萧统《文选》五卷，陶潜诗一卷，《杜甫集》六卷，《李商隐集》二卷，考证皆极精密”。孙诒让的《札迻》校勘订正了秦、汉至齐、梁间78种古书中的讹误、衍脱千余条。《群书拾补》、《读书杂志》等也是对古书的校订、勘误。《群书拾补》、《义门读书记》等“博涉子史，校勘精审”，其内容具有“专”的特点，专注于对经史子集等部各书的订证、校勘，因此，张舜徽拟将之纳入《群书集校》。

在《条辨·自序》中，张舜徽谈到，还有些书为《条辨》所不取，“专载朝章礼制，如王夫之《识小录》之类是也；有但记掌故旧闻，如昭梿《啸亭杂录》之类是也；有讲求身心修养者，如魏禧《日录》之类是也；有阐扬男女德行者，如吴德旋《初月楼闻见录》之类是也；有谈说狐怪者，如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之类是也；有称述因果者，如俞樾《右仙台馆笔记》之类是也；有录奇闻异事者，如焦循《忆书》之类是也；有纪诗歌倡和者，如阮元《小沧浪笔谈》、《定香亭笔记》之类是也；有载国恩家庆者，如潘世恩《退补斋笔记》之类是也；有记读书日程者，如叶昌炽《缘督庐日记》之类是也；有叙友朋酬酢者，如金武祥《粟香随笔》之类是也”。在《清史稿·艺文志》、《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中，王夫之《识小录》等书的分类情况更为复杂。王夫之《识小录》、焦循《忆书》、阮元《小沧浪笔谈》、《定香亭笔记》、潘世恩《思补斋笔记》、金武祥《粟香随笔》等入子部杂家类；昭梿《啸亭杂录》入史部杂史类，吴德旋《初月楼闻见录》、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入史部传记类；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俞樾《右台仙馆笔记》入子部小说类。这些书驳杂散漫，或是记载相关的史料，如王夫之的《识小录》；或是关于历史、社会问题的思考议论，如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或是对日常琐事的记录、评价，如金武样《粟香随笔》；甚至是闲暇时的不经之谈，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等。张舜徽为什么不将这些书纳入《条辨》呢？细读这类著作可以看到，这些书虽然从形式上看具有笔记零散的特点，但在驳杂之中又显出“专”的一面，这些书的内容往往只关注某一问题，而不及其他。如昭梿《啸亭杂录》所记事件涵盖政治、军事、经济、科举、文化、文学、书法等各方面，涉及人物有皇帝、大臣、道士、青楼女子等等，总体来看，这部书“专”注于清代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等各类事件；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各篇之间虽然没有统一的主题，但从内容上看，这部书记载的是世间闲谈、鬼狐因果等，基本不涉及真实的历史事件，作者也无意在这部书中直接表达对历史、社会的评价。《啸亭杂录》、《阅微草堂笔记》等虽不能归为一类，但各部书仍表现出“专”的特点，与笔记的驳杂不完全一致。

那么，什么样的书可以入《条辨》呢？仔细考校，可以看出，入《条辨》的清人笔记，其内容均博涉经、史、子、集四部。如顾炎武的《日知录》“大抵前七卷皆论经义，八卷至十二卷皆论政事，十三卷论世风，十四卷、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卷、十七卷皆论科举，十八卷至二十一卷皆论艺文，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杂论名义，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外国事，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为杂考证”。《日知录》前七卷主要涉及经部的有关内容，八至十七卷主要涉及史部，十八至二十一卷与集部相关，二十二至三十二卷则偏于子部。阎若璩的《潜邱劄记》更为博杂，不仅有对政治、礼制、民风等问题的考、论，而且还有文章、诗赋等，卷一、卷二为杂考，卷三详释禹贡山川及《四书》中的地名，卷四上为杂文序跋，卷四下为《丧服翼注》，卷五为与人谈论经史的书牍，卷六为杂体诗。臧琳《经义杂记》在《清史稿·艺文志》中入经部经总义类，但“此书标题‘经义’，而所言遍及四部”（《条辨》，第37页）。王鸣盛《蛾术编》“原稿九十五卷，分《说录》、《说字》、《说地》、《说人》、《说物》、《说制》、《说刻》、《说集》、《说系》、《说通》十门。……《说刻》十卷详载历代金石……《说系》三卷，备列先世旧闻”（《条辨》，第95页）。与《群经识小》、《义门读书记》等“专”涉一门不同，《日知录》、《经义杂记》、《蛾术编》等内容涵盖经、史、子、集各部，鲜明地体现了笔记以阐明思想、见解、事理为宗，无所不包，无所不纳，驳杂繁富的特点。在此，张舜徽提醒我们，形式的散漫、随意还不足以构成严格意义上的“笔记”。根据笔记博杂的特点，只有那些内容博涉经史子集四部的著作，才是完全意义上的、典型的“笔记”体，只有这样的书籍才收入《条辨》之中。由此，张舜徽在著《条辨》时，注重介绍清代重要的笔记，对相关问题进行总结、辨析，但他并非简单地著录作品，而是有意识地担负起为“笔记”划定范畴、进行分类的任务。

现代学者对笔记的分类大体可以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既涵括现代图书分类法的范式，又尊重中国传统的目录学，折中于二者之间；二是完全参照中国传统目录学分类法来规范笔记；三是用现代分类法为标准衡估中国古代的笔记。谢国桢的《明清笔记谈丛》以现代分类法为参照，将明清笔记分为10大类：记述农业生产；记手工业、商业的发达；记社会经济和风俗；记明清二代政治制度、朝章典制等；记载明代农民起义；记载少数民族情况；记载历史地理及自然地理；记载对外关系和对外贸易；通记历史文献和人物传记；记载科学技术及工艺美术；人物传等。张舜徽则是第一种类型的代表，他既重视现代观念，又尊重中国古代传统的治学方式。张舜徽在传统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下，承继传统意义上笔记的概念，并融汇现代学科的分类方法，将顾炎武《日知录》一类内容博涉四部、最具典型性的笔记著作纳入《条辨》，将李群的《群经识小》等归于《群经汇解》，将何焯的《义门读书记》归于《群书集校》，将王夫之的《识小录》、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等书籍分别归类，从统系上对笔记作了准确而明晰的划分。

总体来看，《条辨》一书绝非随机的、漫无目的的取舍。张舜徽力图在《条辨》一书中，对传统中的某一类知识进行重新整理。张舜徽融汇现代的治学理念，但也不拒绝经、史、子、集等传统的分类概念，不拒绝传统校雠学留存知识、建立知识谱系并重的方式。张氏集平生之功力，细致地阅读了三四百部清人笔记之后，察内容，明类例，选取了149种典型的清人笔记，并结合《条辨·自序》对笔记进行系统的归纳与分类。《条辨》一书清晰地展现了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转变为现代图书分类法，其内在的合理性及合逻辑性，展示出目录学以及知识谱系构建方法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必然性。

三

《条辨》一书以传统“条辨”体的形式，从目录学着手划定笔记的类例，但同时，《条辨》也开启了现代治学的路向。谈到学术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梁启超说：“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条辨》一书非常重视“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张舜徽的《条辨》既要对笔记条分部类，又要“阐述有清一代学术的兴替与学风的嬗变”，建构关于清代学术史的知识谱系。

谈到《条辨》，张舜徽说：“余既刊布《清人文集别录》之明年，友朋相续来书，谓清人文集之利弊得失，此书已总结之矣。如能推其法以及清人笔记，则为用益弘。”《清人文集别录》的创作目的则是“记书中要指，究其论证之得失，核其学识之浅深，各为叙录一篇，妄欲附于校雠流别之义，以推见一代学术兴替”。“推见一代学术兴替”也正是《条辨》一书的创作宗旨。《条辨》一书通过叙录、摘引、随条辨析等方法，全面反映、清晰归纳并合理评价有清一代的学术思想、学术理念。张舜徽沿着“条辨”这一传统路径前行，但由于引入因果关系这一新的视角，《条辨》一书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视域、新境界。

近代其他学者，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等也重因果关系的建构，相比之下，张舜徽《条辨》一书的特点是，重事实之间的联系，但却并不有意强化因果关系，不将因果关系作为全书的基本构架。张舜徽这种著述方式的优长有二：

一是便于张舜徽将清代不同的、甚至对立的学术流派及其观点、言论纳入书中。《条辨》一书收录清代学人100家，既有被推尊为大家的顾炎武、惠栋、章学诚、焦循等，又有在后世以诗词名世的王士禛、纳兰性德、袁枚、洪亮吉，以史著称的王鸣盛，以经学扬名的皮锡瑞，及近代政治史上的著名人物谭嗣同等等。在后人书写的历史中的王士禛等不以学术见长，却被纳入《条辨》一书中，正可见出清人普遍重视读书问学的时代风气，“众多的学术思想、学术理路、学术个性、学术风格交织在一起，于同中见异，在异中显同，使清代学术史多彩多姿”。

二是张舜徽著《条辨》可以不拘于清代学术本身。《条辨》一书将清代学术史置于整个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发展历程之中，察其源，辨其流，在宏阔的历史背景下凸显清人治学的特点，并兼及其他时代相关的学术问题，构建起一部完整、全面的清代学术史。兹试举几例：(www.daowen.com)

谈到清代学术，无法绕开朴学。在《条辨》中，通过对桂馥《札朴》“小学”条等的辨析，张舜徽讨论了“小学”这一概念的演变，疏理了清代朴学的源流。

桂馥说：“古人于小学，童而习之。两汉经师之训诂，相如、子云之辞赋，皆出于此。今以小学、经学、辞章之学判为三途。经学不辨名物，辞章不识古字，吾不知其可也。然其弊不自今始，义疏起而训诂废，议论开而辞章亡，尽破古人之藩篱者，其在赵宋乎！”（《条辨》，第126页）桂馥认为， 自古就有“小学”这一概念，司马相如、扬雄的赋凌驾千古，其根柢就源于“小学”，即训诂之学。有宋一代，宋儒只重义理，不习训诂，后世治学也流于游谈无根；到清代，学术研究分为小学、经学、辞章三途，学者各主其说，偏于一隅，流弊百出，作文、治学皆未能臻于至境。究其源，清代学术的弊病正肇始于宋人。桂馥试图从学理上考察“小学”这一词汇的源流，但桂馥囿于汉宋之争，在对“小学”进行辨析时，没有去除个人意气。桂馥将“小学”的源头追溯至汉代，其目的是推扬汉学，鄙薄宋学。面对学术现象、学术问题，学者可以做出自己的价值评判，但评判的基础应该建立在对基本概念的精准辨析、对某个问题源流脉客观梳理的基础上。桂馥不是在材料中发现问题，而是凭个人私见去搜寻、处理材料，他对“小学”一词的阐释自然不够客观冷静。

桂馥这种轻议宋人的态度并不是个别现象，而与乾嘉之时的学术风气相应。张舜徽对桂馥等人阳攻宋儒而阴袭之的现象提出批评：“大抵清儒治学，名虽鄙薄宋人，实则多所剿袭。戴东原说《诗》，即多本朱传。其明征也。他如段若膺注《说文》，多阴本小徐《系传》之言，掠为己有。”（《条辨》，第374页）在此基础上，张舜徽排除意气之争，对桂馥的说法进行考定驳正。张舜徽指出宋学“未可轻议”，并以理性的态度梳理“小学”一词内涵的演变。张舜徽的辨析切实精准、极具说服力：

“小学”一目， 以时代言，各有其不同之含义。盖有周末之所谓小学，有汉世之所谓小学，有宋人之所谓小学，有清儒之所谓小学，不可不辨也。大抵古初小学，幼仪、 内则而已。所谓八岁出就外傅，学小艺，履小节，此周末之所谓小学也。刘歆《七略》， 以《史籀》、《仓颉》、《凡将》、《急就》诸篇列为小学，不与《尔雅》、《小雅》、《古今字》相杂。寻其遗文，则皆系联一切常用之字， 以四言七言编为韵语，便于幼童记诵，犹今日通行之《千字文》、《百家姓》之类，此汉世之所谓小学也。追朱熹辑录古人嘉言懿行， 启诱童蒙， 名曰《小学》，其后《文献通考》、《经籍考》列之经部小学类，此宋人之所谓小学也。清乾隆中，修《四库全书》， 以《尔雅》之属， 归诸训诂；《说文》之属， 归诸文字；《广韵》之属， 归诸声音； 而总题曰小学。此清儒之所谓小学也。清人以训诂、文字、音韵为小学，其例亦实创自宋人。晃公武《读书志》 已谓文字之学有三：《说文》为体制之书，《尔雅》、《方言》为训诂之书，沈约《四声谱》及西域反切之学为音韵之书，然则以彼三者当小学之目，乃宋人旧说，不自清儒始矣。况如徐锴之为《说文解字》作传，徐铉之校定《说文》，欧阳修之考证金石，王圣美之昌言右文，邢昺之疏《尔雅》，吴棫之论古韵，举凡有关文字、训诂、音韵之学， 皆宋人为之于前，而清儒继之于后。孰谓清儒所治小学，何一不自宋人导其先路乎！故“赵宋”一代之学，亦未可轻议矣。（《条辨》，第127页）

张舜徽指出，“小学”这一概念的内涵随时代的变化不断演变，周世、汉代、宋人、清儒所说的“小学”各有不同指向。古初的“小学”是指儿童道德、能力等方面的启蒙之学。到了汉代，刘歆《七略》谈到的“小学”是指孩童读书识字用的通俗文章。宋代，朱熹沿古人之法，录名言警句以教育童蒙，仍称“小学”。清人所说的“小学”已与童蒙教育无关了，而是以训诂、文字、音韵为“小学”。文字、音韵、训诂是治学的根柢，从这个层面上看，清人所说的“小学”沿袭了前世“小学”中的启蒙之意。张舜徽还指出清人的“小学”，其源始出于宋人，宋代晃公武《读书志》谈及文字、训诂、音韵等问题，只不过晃公武将之命名为“文字之学”。更重要的是，宋人虽未将文字、音韵、训诂总命为“小学”，但宋时已出现了很多相关著作，如徐锴的《说文解字传》、欧阳修关于金石的考证、邢昺为《尔雅》所做的疏等等。因此，无论从概念所涉及的范畴来看，还是从具体的治学路径看，清代的“小学”皆由“宋人导其先路”。

张舜徽在《条辨》等书中还指出，乾嘉年间，清代朴学虽将自己的学术渊源接搭至汉代，但实是在宋代学术的基础上，对宋学加以开拓，宏而广之：“大抵一代宗风， 自必前有所承，非宋、明诸儒为之于前，亦莫由以臻清学之盛。”（《条辨》，第354页）“有清一代学术无不赖宋贤开其先，乾、嘉诸师承其遗绪而恢宏之耳。”张舜徽认为，从汉代郑玄等人至宋代朱熹，再到清代诸儒，其治学的脉络是一贯的。“宋儒之学，集大成者为朱熹，然熹推服汉儒及郑学甚至。”（《条辨》，第16页）张舜徽还指出，朱熹也严厉批评了宋人治学中只讲义理的不良习气：“讲说义理而流于支离，此乃宋人通病。朱熹尝斥其失。”（《条辨》，第119页）“朱熹尝云：‘后世之解经者有三：一，儒者之经；一，文人之经，东坡、陈少南辈是也；一，禅者之经，张子韶辈是也。’（《朱子语类》卷十一）此亦当日实情矣。文人、禅者相与解经，则臆说之多， 自无足怪。”（《条辨》，第76页）的确，宋代，朱熹虽谈性理，但他并不完全排斥考证，朱熹明确地表示：“读书玩理外，考证又是一种功夫。所得无几，而费力不少。向来偶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谓无助也。”

在平亭汉宋，沟通清代朴学与宋学之时，张舜徽在《条辨》等书中又进一步阐明，清代学人对宋学的看法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康熙年间，虽有个别人倡汉学，但从整体看，学者并不排斥唐以后的相关论著：“康熙间，学者惟能旁涉唐以下书，于两宋考证家言深造有得，一代宗风，胚胎于此，虽二三经生高树汉帜，而其从入之途，致力之法，无不发自宋人。”（《条辨》，第132页）到了乾隆中后期，汉学、宋学之争逐渐萌芽。“自纪昀撰《四库总目提要》，阮元辑《皇清经解》，有所偏主，门户渐成。迨江藩《汉学师承记》出，壁垒益固，势同雠怨矣。沿其波者，弥复加厉，因轻蔑宋人说经之书，遂一概抹杀，以谓宋代无学术，岂不过哉！”（《条辨》，第132页）汉学、宋学的争端始于纪昀、阮元，至江藩拘习渐深，《汉学师承记》一出，清人宗汉学、贬宋学的风气盛极一时。但“汉学、宋学之名，不经甚矣。当江郑堂《汉学师承记》始成，龚定庵即遗书规之，斥其立名有十不安，江氏不之省也”（《条辨》，第376页）。在江藩严汉宋之别的同时，也存在不同意见，龚自珍就著文指斥《汉学师承记》立规模，严门户。张舜徽全面论及了清人的学术渊源、清代的学风兴替等问题，这些论点虽分散于不同的条目下，但处处可见张舜徽的通达之见。读者如能贯通《条辨》一书的逻辑脉络，对清代学术的流变等自可了然于心。

张舜徽还谈到学术领域的诸多问题。如，关于伪书的问题。很多学者都对伪书表示不满，认为这于学人的治学品格有碍。但张舜徽则以通达的心态对待伪书，弱化伪书关涉的道德问题，提出将伪书视为学术书籍：“学者如遇伪书而能降低其时代，平心静气以察其得失利病，虽晚出赝品，犹有可观。东晋所出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固全伪矣，姑作魏、晋人书读，必有可取者，又不容一概鄙弃也。”（《条辨》，第72页）只要能平心静气、不存偏见、不以道德标准代替学术标准，伪书皆自有其价值。古文《尚书》、孔安国的《传》确系后人作伪，如果干脆将之作为魏晋时期的书读，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再如，涉及“节钞”的问题。张舜徽说：“节钞不足病，但问其义例何如耳。”（《条辨》，第18页）“司马原书，亦何尝不自《十七史》以及杂书小记节钞而来。上溯《太史公书》，乃亦节钞群经诸子以及故书雅记而成。”（《条辨》，第18页）治学，特别是治史，必须熟悉史料并熟练地运用史料，但往往有人将史料的运用当作节钞。张舜徽根据自己所读、所学、所思提出，“节钞不足病”，关键在于运用史料时，是否有明确的义例，将史料归于统一的宗旨之下。如果以卓越的识见统汇史料，这些史料自然会构成新的系统。如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很多资料都来源于《十七史》及其他书籍，甚至司马迁的《史记》，这部“成一家之言，通古今之变”的宏伟巨著，也是从群经诸子中节钞而来，但司马迁、司马光等人以宏博的气度对史料进行归纳总结，见他人所未见，展自己之所长，《史记》、《资治通鉴》成为无法超越的史籍。又如，关于学术史的发展，学科的分类及命名等问题，张舜徽所思、所言皆有理、有据。在《条辨》中，他谈到《宋史》于“儒林传”外另设“道学传”：“《宋史》别道学于儒林，最为后世所嗤。若钱谦益、黄宗羲、毛奇龄、朱彝尊、钱大昕诸家及《四库提要》，诋斥尤不遗余力。独章学诚称其合于史法，据事直书，未可轻议。《宋史》道学诸传人物，实与儒林诸公迥然有别， 自不得不如当日途辙分歧之实迹以载之。阮元亦谓《周礼》司徒联师儒，师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艺教民。《宋史》道学、儒林分为二传，即《周礼》师儒之异。由两家之论观之，则二传分立，要自有故，非徒不可毁之而已。”（《条辨》，第59页）张舜徽指出，《宋史》分立“儒林”、“道学”二传符合宋代学术发展的实际情况， 自有其合理性。《道学传》中诸人注重德行、伦理的教化，《儒林传》中之儒注重实际技能等的培育，师、儒各司其职，不相混淆。这些条目对我们理解清代学术的兴替、学风的变迁、学人的思想轨迹等都有重要启发。

《条辨》一书“在内容上不外乎‘叙录’群书，在体式上也仍属校雠学范畴，但张氏在‘远绍前规’的同时”，着眼于梳理清代学术流派的兴替，探寻并标明知识、事实之间的因果联系及逻辑关系，这使《条辨》一书具有了鲜明的现代因质。

张舜徽说：“人事有迁移，学术有升降耳。不明乎斯义而欲考论得失，则鲜有能持是非之公者。此读书稽古所以贵乎有识也。”（《条辨》，第117页）张舜徽正是在洞察人事迁移，明了学术升降之后，写下《条辨》一书。在这部书中，他对“条辨”体的采纳、借鉴和发展，对笔记的义例、类型所做的划分，对清代学术史乃至中国学术史的梳理，充分展示了一个史学家、文献学家重视知识的累积、构建学术统系，会通传统与现代的卓越识见。

注释

①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 自序》，《清人笔记条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以下引文出自《清人笔记条辨》者，皆随文标注页码，不另出注。

②戴建业：《别忘了祖传秘方》，《读书》， 2006年，第1期，第135页。

③陶弘景：《真灵位业图序》，见《道藏》第3册，北京、上海、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72页。

④沈约等：《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97页。

⑤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1557页。

⑥《明实录·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第1册，“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版，第278页。

⑦刘锦藻：《皇朝续文献通考》，乌程刘氏坚匏庵刻本。

⑧戴建业：《别忘了祖传秘方》，《读书》，2006年，第1期，第130页。

⑨张舜徽：《清儒学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页。

⑩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华书局，1954年，第227页。

张舜徽：《自强不息 壮心未已——略谈我在长期治学过程中的几点体会》，见《浙江日报》编辑部编《学人谈治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7页。

《清人笔记条辨》，见姚范《援鹑堂笔记》，《清史稿》为《援鹑堂随笔》。

永瑢等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589页。

据《清史稿·艺文志》，潘世恩所著为《思补斋笔记》，潘世恩另有《思补斋奏稿偶存》。

永瑢等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573页。

将张舜徽的《清人笔记条辨》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相比较，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张舜徽的治学路向。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担负起将“小说”从经、史、子、集各部中独立出来，划定小说类例的任务，但在表达观点时，鲁迅采用了以“思想内容”为中心的结构方式：《中国小说史略》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流变作为独立自足的体系，对相关问题进行系统的理论阐述，而抛开与小说发展无关的其他要素；另外，《中国小说史略》只提及或涉及小说史上的重要书目。相比之下，张舜徽的《清人笔记条辨》划定笔记的类例时，则以“书”为中心，知识的留存与建构知识并重。张舜徽关注的不仅仅是“笔记”类例的划定，通过《条辨》一书，张舜徽既着眼于归纳笔记的特点，同时，也着眼于辨析清人在笔记中表达的重要学术观点，梳理清代学术的发展流变。因此，张舜徽并未采用系统阐述的方式划分笔记的类型、确定相关标准，而是将理论思考融汇在书目的整理之中。张氏博涉四部，并广泛地阅读了清人笔记，对笔记的源流发展了然于心，在确定笔记的义例时自然驾轻就熟，对笔记所做的目录分类也脉络清晰。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六》，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53页。从根本上看，传统治学并不忽略“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传统治学方法与现代学术路径的不同在于：前者涵括因果关系，但学者有意隐去对“事实之关系”的发现；而后者则有意强化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

戴建业：《别忘了祖传秘方》，《读书》， 2006年，第1期，第133页。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 自序》，《清人文集别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卷首。

戴建业：《别忘了祖传秘方》，《读书》， 2006年，第1期，第130页。

张舜徽：《广校雠略》，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32页。

朱熹：《答孙季和》，《朱子文集》，商务印书馆，1919年，第211页。

关于清代朴学与宋学的关系，冯友兰、钱穆等持论与张舜徽大体相似。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谈到，清代朴学从表面上看反对宋明理学，但从根本上看却是理学的发展和延续，清代义理之学所讨论的内容、依据的经典并未超出宋明理学的范畴。（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61年）钱穆在《清儒学案序》中也指出，清代三百年学术之精神，实沿续宋明理学一派。（钱穆《清儒学案序》，见《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东林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张舜徽在《条辨》一书中，揭出了清人对宋儒的继承，指明清代朴学对宋学的发展，并深入到清代朴学内部，对清代朴学的源流、脉络及自身发展变动做了详细梳理，这种注重动态呈现的治学路径正展现了张舜徽不同于他人的宏博融通之处。

戴建业：《别忘了祖传秘方》，《读书》， 2006年，第1期，第1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