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组织体现的是人的文化自为品性，是文化活动的组织载体。边区文化组织机构的建立，将“文化的荒漠地”转变为新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满足精神文化世界长期匮乏的农民大众的同时，为边区乡村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边区的文化组织既有党政系统内部的部门设置，又有延安知识分子组织的文化团体，还有边区群众性的文化社团。这些文化机构组织的作用在于冲破封建等级文化的桎梏、为边区文化输入现代价值精神，尤其是文化组织所携带的集体精神。战时背景下的边区文化凸显更多的是集体性的创造智慧。文化人类学认为，人类的组织性，是创造社会文化的必要前提。^[18]

边区专门的文化机构包括各类文化联合团体与研究会。文学、戏剧、音乐、哲学等领域皆有专门的研究会。这些专门的研究会还可联合起来组成文化联合团体，例如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中国文艺协会等。这些文化组织的职责在于引介、出版、推广、宣传各类文化，培养边区文化人才，引导边区民众的文化活动。这些文化团体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首先是由中共直接领导下的统一的文化联合组织，如边区音乐界救亡协会、中国文艺协会、延安文化俱乐部等。这些文化联合组织内部又有系统的职能设置。其次是边区文化知识分子自行结社而成的文化组织。这些组织接受上述联合文化组织的直接领导，但在开展具体文化活动过程中具有独立自主权，以此体现其文化艺术价值。文艺月会、战歌社、路社等都属于这一类型。再次是直接受中共领导的实践性的文化团体，诸如抗战剧团、西北战地服务团等，其主要职责是深入民众开展文化活动。最后是学术性文化组织，其中包括延安平剧研究院、版画研究会、民间音乐研究会等。边区多样的文化组织共同之处首先在于受中共以及边区政府的领导。党政系统内部不仅设有相关的文化部门，还制定了专门的文化政策，对文化团体的组建细节进行具体规定。与此同时，这些文化组织的共同之处还在于其直接为边区民众服务。例如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主要通过对民间文化艺术的再加工，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满足民众的文化需求。边区成立初期的街头诗运动，将简单易懂的诗歌贴到随处可见的街上、墙上。这种大众化的文化组织在推动乡村社会文化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边区民众的积极参与和创新。农民诗人李有源在《骑白马》基础上改写的《东方红》广受传唱。《枯树开花》《十二月唱革命》等大量民歌都是农民自创而成。边区民众在边区政府支持下也纷纷成立了群众性文化组织：冬学、识字组、秧歌队、俱乐部、读报等。民众还积极参与到边区文化组织的活动中，例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剧目都是边区农民与文化工作者合作创作的作品。

边区还有专门的文化传媒组织。边区处于“文化的荒漠地”，文化传媒水平落后。边区成立后，报刊、广播、书籍乃至电影都得到初步的发展。相关传媒组织的建立，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在边区社会传播的重要途径，同时成为指导边区各级政权、文化工作者领导民众开展文化活动以及推进社会文化变革的重要参考依据。延安时期，边区的报刊多达43 种，且遵循“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中国妇女》月刊作为边区首份妇女杂志，直接指导广大妇女工作者、妇女组织开展的妇女工作，引导妇女保护切身利益、启蒙妇女主体意识、鼓励妇女走向社会。《边区群众报》不仅宣传科学文化知识、优秀民族文化，还设置“小常识”等专栏指导农民生产、生活，同时还设置“工农写作”板块，提高读者群众的主动性。此外，边区的乡长们将其作为“学文化的教员”开展群众工作。^[19]边区报刊的群众性指向，不仅体现在内容的群众性，还体现在通信网络的群众性，即将边区民众作为通信网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最终使报刊为广大民众理解、掌握，真正实现“大家办、大家看”，“群众写、写群众”的目标。^[20]关于广播，边区于1940年创办新华广播电台进行口语播音，主要是对边区的各项社会政策进行宣传播放。关于大众书籍，边区的新华书店、解放周刊社成为通俗刊物的重要出版社，“大生产运动系列丛书”等与民众生产、生活相关的书籍大量出版。边区教育厅还印发《冬学须知》、中小学课本等群众教育书籍。此外，边区还建立了面向边区群众的公共图书馆、民众教育馆、儿童读书室、图书馆协会等60 多个公共文化组织。^[21]

总而言之，这些群众性文化团体组织与文化传媒组织成为推进边区社会文化变革的重要组织基础。边区文化组织不仅为民众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还形成了全民学习文化知识的良好氛围。《农村生活》《群众生活》等报纸成为边区群众文化组织的必要读物。不论是报刊对边区民众篮球赛、拔河比赛等运动会的报道与记录，还是文化社团开展的妇女节摄影展、新年画展，都体现了这些文化组织以民众为导向，引导着民众文化素养、审美情趣的提升。

在当代中国，仍需要发挥乡村文化组织在乡村社会文化活动中的载体作用。乡村文化的阵地有基层党政网站、乡村文化站、农民俱乐部、农民兴趣组等。这些文化组织作为传播乡村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丰富着农民的文化生活。但由于这些文化组织本身规模较小，运行机制不完善。因此，要对乡村文化组织本身进行完善。其一，加强乡村文化组织内部建设，将其作为乡村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提高其为农民服务的专业能力，加强乡村文化组织参与、管理、监督的民主性，同时形成平等、自律、诚信的内部运行机制；形成囊括组织章程、财务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监督机制在内的一整套规范体系，从而提高乡村文化的服务水平与效率。其二，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农民作为乡村文化组织的主体，应当发挥其积极性。乡村文化组织离不开农民的积极参与。因此，文化组织要根据农民实际需求，通过示范效应，让广大农民切身体会到组织化所带来的益处，从而激发其参与文化组织乃至自行成立文化组织的热情。与此同时，要保证乡村文化组织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因为农民对自己土生土长的乡村有深刻的认知，所以要尊重其文化选择，探索农民喜闻乐见的文化组织形式，培养本土的文化骨干。其三，开展民间文化活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许多富有传统特色的乡村文化活动逐渐消失。因此，要在普及网络、电视等现代传媒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富有民族特色与本土特色的民间文化活动。地方戏剧、书画、工艺等民间文化艺术，都应当予以保护与弘扬。与此同时，通过开办农民文化界、运动会或者结合民族传统节日开展民间文化活动，不仅可以满足农民大众的基本文化需求，还能激发乡村自身的文化活力，从而进一步推动农民大众参与到乡村文化组织中。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

[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708页。

[5]《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6]艾青：《窗花剪纸》，《解放日报》，1944年12月4日。

[7]《陕甘宁边区民众娱乐改进会征求各地歌谣》，《新中华报》，1938年7月17日。

[8]阎庆生、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经济史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页。(www.daowen.com)

[9]靳铭、曾鹿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5页。

[10]靳铭、曾鹿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页。

[11]阎树声：《延安时期若干重大问题研究》，《人文》，1997年第2期。

[1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人民日报》第6版，2015年11月3日。

[13]《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3页。

[1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2页。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9页。

[17]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18]童恩正：《文化人类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3页。

[19]陕西日报社、延安时期新闻出版工作者西安联谊会编：《延安时期新闻出版工作者回忆录》，2006年，第7页。

[20]陕西日报社：《五十年华（1940—1990）》，1990年，第255页。

[21]杨玉麟：《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事业》，《四川图书馆学报》，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