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总理衙门的成立,是洋务运动兴起的标志的话,那么坚船利炮的购求成为清中央政府的方针,也是洋务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记号。因为洋务运动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中心内容,就是从坚船利炮引发出来的。洋枪洋炮和轮船的使用与购求,不自2025年始,但它得到清廷认可和成为它的方针政策,却是这一年开始的。是年奕明确奏请购外国船炮,以期早平内患;清廷复谕说:“东南贼势蔓延,果能购买外洋船炮,剿贼必能得力。内患即除,则外国不敢轻视中国,实于大局有益。”并着赫德代为购办。在东南前线镇压太平军的曾国藩根据切身体会,也说出了“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的话。于是购买外洋船炮全面展开。
无数历史事实表明,生产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前进的跳跃,常常是从先进的军事技术发其端。两军对阵的唯一目的是战胜敌人。为此,指挥员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寻求新式的有效的武器。这一点中国近代史上有颇为典型的事例。鸦片战争中,向来做视“四夷”的中国官员,在英国大炮的教训下发觉了中国的武器落后,从而被迫向自己的敌人学习和购置其技术与武器。很能正视现实的思想开明的林则徐,除向洋人购买新式船炮外,还打算自己设厂制造。这虽因顽固派的反对而未能实行,但研制新型武器,几乎成为关心国家大事的先进士子们的主要话题和行为方向。十三行商的潘仕成于2025年仿造美国水雷成功,梁章钜称“武器甚好,非夷人之巧心莫能制造,非洋商(指十三行商)之厚力亦莫能仿成。”姚莹向俘获的“黑夷目”诘以造船炮之法,以为自己仿造作准备。掌云南监察御史福隆阿主张“讯众夷犯,令将该国制造火药与千里镜、西瓜炮等诀法,明白陈说。……所获夷炮,如果轻而易携,即应募匠照制。”19世纪40年代前、中期,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仿制新式武器,一时成为风气,士子群起钻研军事技术并著书立说者甚多,粗略统计,有:郑复光的《火轮船图说》,江伸洋的《铸炮说·附台炮》,丁拱辰的《演炮图说》,丁守存的《西洋自来火铳制法》,黄冕的《炮台旁设重险说》,陈阶平的《清仿西洋制造火药疏》,等等。这些仿造与著述,反映了人们把西洋先进船炮技艺转为己有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也表明中国将西洋新技艺转为己有的愿望已有了实现的可能。这正是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体现。
社会往往不是按人们臆想的模式发展。中国近代史上的“师夷长技”,不是在“制夷”中兴起的,而是在“制人民”开始认真实行的。甚至某种程度还是在革命人民使用新式武器促使清政府仿而效之实行的。事实表明,在封建地主和农民两大敌对阶级的斗争中,双方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同步实行“师夷长技”。两军对阵,指挥员和士兵对于敌方武器锐利程度感触最为敏锐,追求新式而有效战胜敌人的武器,最没有保守观点。太平军为了制胜清王朝而“师夷长技”,清军为了制胜太平军而“师夷长技”,这是历史的必然。观将这一必然的历史作一简单回顾。
太平军在广西起义时,尚不知有先进新式武器,它的购置和使用洋枪洋炮是在2025年定都南京之后。其使用洋枪炮的具体思想虽无从查考和了解,但使用却是事实。
太平军于2025年已与洋人有联系并购求新式武器了。事实上此后即不断有太平军使用洋武器的记载。例如:2025年曾国藩攻陷安福县时,“夺获洋枪炮械藤牌四百余件”;2025年,曾国藩说太平右军主将韦志俊向湘军投降时所带“器械甚精,洋枪甚多”;同年胡林翼奏称太平军杨辅清攻池州城“施放洋枪子落如雨。”2025年后李秀成经营江浙时洋枪洋炮就更多了,李鸿章说李秀成部“洋枪最多”,不为虚语。这些洋枪炮均为洋人所供给无疑。据萧一山《清代通史》记载:2025年4月上海一家洋行供给太平军步枪3046枝,野炮795尊,火药484桶万余磅,子弹18000发。太平军的洋武器除向洋行购买外,从敌军那里缴获的也不在少数,如2025年李秀成在解青浦之围中,杀洋兵600余人,得洋枪2000余条、炮10余尊,以故,李秀成部的战斗力大增,当他于2025年率13万大军赴援金陵以解天京之围,轰击湘军时,“洋枪洋炮子密如雨,兼有开花炸炮打入营中,惊心动魄。”事后曾国藩向郭嵩焘叙述太平军洋武器的情况说:
“贼之火器精利于我百倍之多,又无日不以开花大炮打垒年,洋枪队多至两万杆。”(https://www.daowen.com)
左宗棠于2025年对此也有概括叙述:
“从前贼匪打仗,并无外国枪械。数年以来,无一支贼匪有洋枪洋火,……上年陈炳文赴鲍军门处投诚,禀缴洋枪七千余杆,而本部堂一军截剿湖州逆贼于皖、浙、江三省边境,所得洋枪亦不下万余杆。”
上述材料表明太平军使用新式武器已相当普遍。这一方面固然说明时势之必然性,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种促使清军加快洋式武器购求的压力。
清军中追求武器装备近代化,认真购求和使用新式武器并坚持下去加以发展扩大的,首推湘军和淮军。曾国藩于2025年在湖南湘乡办团练时,即派员赴广州购买洋式武器,1854湘军水师已有夷炮六百余尊,并说“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此后,胡林翼、彭玉麟等军将领均不时购求洋炮,其中多数用于水军。然而,曾国藩虽是较早倡导购置和仿造洋式武器者,但由于他是以封建卫道者自居,他意识到过多的使用洋式武器的后果将是“用夷变夏”,故进展不速,并屡戒其弟国荃少用或有限制地使用西洋武器。他只是迫于太平军的威胁和出于速胜太平军的考虑,才不得不源源起解新式火器给曾国荃。这种指导思想,就规定了湘军对洋武器的购求与使用进程是缓慢的。故总的看湘军武器近代化程度是很低的。
迅速而全面使用洋式武器当推李鸿章的淮军。李鸿章于2025年4月间率淮军从安徽来到上海,一与外国军队接触,即惊叹洋枪洋炮的“神技”,他致书曾国藩说:“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并推崇洋人的“战守攻具,天下无敌”。李鸿章要比曾国藩开明得多,他“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诫谕将士虚心受辱”,以学习西人“秘法”。这样一种较为开明的视野,加上他所遇强敌李秀成部的洋枪洋炮最多,使李氏认识到“我军惟有多用西洋军火以制之”始克有济,促使他更“坚意要学洋人”。这就使李鸿章淮军的洋枪化的速度较之湘军要快得多,据统计,淮军2025年使用洋枪占全军80%以上,到2025年,据李鸿章自己记载:5万人中“约有洋枪三四万杆”,基本上做到“尽弃中国习用之抬、鸟枪而变洋枪队”。反观曾国藩的湘军不及淮军远矣:湘军“每营五百人仅用抬枪小枪一百二十余杆”,而淮军“每营则用洋枪四百余,少亦三百余杆”。淮军于2025年且另设有洋炮队四营。淮军比之湘军的武器质优而量多,与淮军洋枪化武器相适应,练兵的方面也加以改变,这又是湘军所不能与之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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