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进入清朝，中国的封建主义已发展到了它的末期。自乾嘉以来，资本主义因素已经萌芽。资本主义是商品生产高度发展的产物。在工业方面，商品生产的形式除较大规模的采矿、冶金等之外，主要有两种，一是专业的个体手工业工场，二是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副业。此两者，大多是生产同广大人民群众日常最接近、使用最普遍的产品，如丝、麻、棉纺织品和锅、碗、锄等生活、生产用品，故这种行业是最有生命力的，价值规律在这些商品交换中作用也最为明显；加之这些小商品生产者同市场的经济联系比较密切，同商业高利贷资本必然结下不解之缘，这就规定他们中的阶级分化比较迅速而明显。而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必将成为最广泛地生长资本主义的起点。然而，在鸦片战争前封建自然经济结构还很牢固的条件下，这种分化不等于立即为资本主义造成发生发展的前提。因为当时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还很紧密，社会并没有产生足以战胜它们的具有很高劳动生产率的强大力量。汪洋大海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商品生产者的分化，是否为资本主义创造条件，主要要看手工业作坊和工场的发展水平是否已达到可以进行产业革命的程度，而中国的手工作坊及工场的发展，距离这一水平线还是很遥远的。

由于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大作坊所生产的商品远不能战胜个体小生产，这就规定整个社会的商品生产，还必须服从封建主义的经济规律，于是商业资本的积累向封建经济倒流，如吞购田地从事封建地租剥削、放高利贷等，所谓“以末固本”，反使商品经济的发展起着维护封建主义的作用。这就告诉我们，在鸦片战争前，商品价值规律即使对小生产者起到了一些分化作用，但也并没有为资本主义创造资本、劳动力和市场等条件。这从当时的商品交换情况也可得到说明。据估计，在清代中期以前，1000万两以上的年商品值，只有粮食、棉花、棉布、丝、丝织品、茶、盐七种，这七种商品，至少有80%是在农民之间进行交换的。例如，商品进入市场居第一位的粮食，约占七种商品值的40%余；居第二位的是棉布，约占24%；第三位是盐，占15%。商品交换情况，基本上是粮食同盐、布间的交换，这也可说是农民小生产之间的交换，即农民将粮食出售以换取日常所需的盐和棉布；而基本上不脱离农业的盐和棉布的生产者也以此换回口粮。粮食与盐、布两者的商品值恰好大致相当。在这些商品中，作为显示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的工场所生产的占极少数。这种情况表明，商品生产和交换，远未能突破封建主义的框子。要使正在萌芽的资本主义因素发展较快，必须使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及其制约下的价值规律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的作用，从而使封建主义的一些剥削压榨——苛捐杂税、高利贷、地租等——乃至水旱等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社会阶级分化的结果，服从资本主义的需要，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然而，这种封建经济受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制约和支配的情况，是在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廉价商品输入才开始的。

鸦片战争前，以英国为主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输入量是很少的，据统计，年进口总值不过1000万两左右。以4亿人口的大国，区区1000万两的进口商品，对国民经济不会发生多少影响。再说，这些进口商品除鸦片外，主要是毛织品、金属制品和棉花等物，与广大居民日常生活所需关系不大，这是造成商品值进口很小的原因之一。其次，由于税收高和其他附加于商品的费用较多，因而缺乏市场竞争力。当时粤海关税率平均达到商品值的20%左右，其中最接近广大人民日常生活的二等白布高达30%余，加上“陋规”的勒索、内地税和落后又昂贵的运输等其他费用，商品到达消费者手中，至少是商品值的150%～200%以上。棉布等低档的为一般居民所需要的商品超过其价值的比率还要高。而那时英国棉布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是比较低的；19世纪30年代只有40年代的30%、50年代的20%有余。如将所有以上这些因素加起来（即较高的产值和附加的高税率、高运输费和“陋规”等），可知棉布等与人们生活联系最密切的商品价格是很高的，因而市场竞争能力必然很弱，它无法同土布相较量。这规定外国资本主义商品远未能打开并占领中国市场，对封建经济结构不能发生什么破坏作用。相反，外国商品输入和中国土产品输出，都服从封建经济的需要，受封建主义及其国家所制约。

鸦片战争之后情况突变。首先，通过不平等的《江宁条约》及其附约的规定，税收大大降低了，关税只有商品值的5%强，加之内地税“每两不过某分”的规定，最多只有商品值的10%。两者相加，商品只要附加上最高不超过商品值的15%的税款，即可到达消费者手中。而在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子口半税”商品只要附加于商品值的7.5%即可进子口，比之战前减少了150%以上。第二，进口商品的价格在中国市场急剧下降，而且，其下降的幅度远超过上述比率数。这是因为，以英国为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段时间里，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其中尤以棉纺织品的生产率提高更快：如以1829－1831年平均为100，1844－1846年为323，1859－1861年为615，短短20年间增长3－6倍。劳动生产率提高如此之多和快，就意味商品值的下降，因而附加的所谓7.5%的绝对值也大幅度减少了。这也就决定产品价格下降更多。第三，资产阶级的倾销政策，也是价格下降的重要原因。资本家为了打开和占领市场，往往用暂时亏本销售产品的办法吸引顾客。据1852年米琪尔致港督文翰的报告：英国“曾以低于成本20～30%的价格，把布匹强销于中国”，有的甚至“亏本35～40%”。以上三个因素，规定了鸦片战争后外国商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能力大大加强了。

不仅如此，以英国为主的外商们，接受战前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要牢固地占领中国市场，必须制作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商品进行推销，才能在中国社会生根。于是，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进口的商品，“大半皆呢羽棉布等物”。外国商品开始较广泛地同人民生活直接接触；同封建自然经济基础的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小商品生产者相较量。沿海地区土制纺织品在冷不及防的情况下，遇到价格低廉商品竞争的突然袭击，很快地衰萎了。向来靠江浙棉布供应的福州、厦门地区的市场，也被“其质既美，其价复廉”的洋布洋棉所占领，造成“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的局面。江浙既少掉一个福建市场，而上海又是开埠最早洋货直接销售的地区，这个地区的洋布价格，在40年代中期，如经济学家包世臣所记载的“价才当梭布三之一”。本来买土布者多改买洋布了。尽管在1847年后，由于中国人民的抵制和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顽强性，商品输入暂时有所减少，但总的趋势是廉价商品输入日益增多。这些廉价商品、特别是廉价的棉纺织品增多，摧残着中国的手工业。在19世纪40、50年代，正如马克思所说：“中国纺织匠因外国的这种竞争而大受其苦，这一点就在全国引起了相当的震动。”

的确，这种“相当的震动”，在鸦片战争后不多年即在沿海开埠城市附近显示出来。有所谓“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的记载、广东顺德县竟至“女工几停其半”。这是就某一地方说的。其他还有带全局性的记述，如“纺绩稀少，机轴之声几欲断矣”。这说明外国廉价商品很快扩展销售到了内地。这些都表示手工业产品抵敌不过洋货而濒于破产。(www.daowen.com)

据上所述，个体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受到摧残，主要是价值规律使然。地租、高利贷等封建盘剥，以及银贵钱贱、水旱灾荒所遭损失，则起了帮凶的作用。也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列强侵入而来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及其制约下的价值规律在中国个体手工业者、农民小生产者的破产中日益起着主导的作用。中国社会不再像鸦片战争前那样，促使小生产者破产分化的结果仍然是封建主义，而促使阶级分化的因素已日益纳入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轨道上来，实际是为资本主义的发生创造自由劳动力市场和商品推销市场等条件。

同一阶级分化，同一封建剥削压榨促使这种分化，甚至价值规律的作用也有某种程度的相同，但其社会效果却有质的不同：一个仍在封建主义范围内兜圈子，一个则突破封建圈子对社会转向资本主义方向起着推进作用。关于这个问题，常常为人们所忽视，没有认识到，前者是封建主义经济规律占着统治地位，社会经济生活受封建主义所制约；后者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逐渐起着主导作用，日益扩大范围的社会经济生活受资本主义所制约。认识这个问题很重要，它对于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尤其是经济规律，和洋务运动的发生发展等，都有重要的意义。

还有一个与此有联系并有某种类似的问题须要说清楚，即太平天国革命促使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和造成小农经济大发展，是否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创造条件的问题。关于前者已无疑义，对于后者，学术界则有不同的看法：一方说，小农经济大发展，为发展资本主义创造了条件；另一方说，小农经济是封建自然经济的基础，只会对封建主义起维护作用。前者是还是后者对？这同“封建主义经济规律还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起主导作用”密切相关。

太平天国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确实提高了产品的商品率，这不仅可从国内市场贸易出现繁荣，有的地方“盛于未乱时倍蓰”看出，也可从国际贸易中，太平军占领丝茶产品区后的1863年，丝茶出口量比之战前的1850年，茶增长一倍多，丝增长五倍以上得到证明。小生产者提供的商品量的增加，很容易导致资本主义的出现。此外，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由于地主逃亡或被消灭，封建关系松懈了，使小农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封建关系松懈条件下的小农经济与封建桎梏下的小农经济的社会作用是不同的。后者受封建主义经济规律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维护封建制度的作用；前者则如前文所说，中国社会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及其制约下的价值规律逐渐起着主导作用的条件下，小农经济必然是资本主义的温床。可见，那种说小农经济发展“只会对封建主义起维护作用”者，是由于未认识到封建经济规律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两种不同的主导作用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后果。那种说太平天国革命造成小农经济发展，“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者，说法是正确的，可惜未同资本主义经济规律逐渐起主导作用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分析。

由此可见，将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发生、发展提到实践日程上的条件，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所造成的，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在这一前提下对此也起了不小的作用。它们汇成了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的巨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洋务运动适逢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