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苦难中度过童年，在受凌辱中度过中年，在幸福中度着晚年。我原籍是河北深县人。祖父四十来岁时，迁居北京，以作木工为生。我父亲长大后，因木工活少，改学说书。后因与焦德海、李德鍚（艺名“万人迷”）等要好，又说相声。他二十五岁时正式拜韩连玉为师——专业说书，开始在北京天桥“摆摊”。我六岁时入私塾，半日读书，半日跟父亲“摆摊”。因为那时有一种风气，有小孩在摊上帮说，人们觉得稚气可爱，往往多给一点钱。我父亲就利用这种心理，让我跟着多赚几个钱养家。可是父亲又不忍心耽误我上学，所以采取了这个兼顾的办法。我九岁那年（光绪三十二年即一九〇六年）官家取消相声（原因见前文），李德锡去保定，焦德海改说竹板书，我和父亲都失业了。这时父亲只好再到街头巷尾去说零书（即小段子），让我正式上学。十二岁时，我父亲死了，家中生活无人维持，我即在父亲旧地摊处，正式说相声。每日可赚到三十到四十个铜子，维持全家喝稀粥，干的是吃不上的。第二年正月正式拜焦德海为师，跟他在天桥“亮地”。十五岁出师，仍与旧师友搭伙，在西安市场、护国寺等地“摆摊”说相声，生活勉强可以维持。
1.从童年开始的卖艺生涯
但为时不久，我的身体突起变化，光长高不长粗，既不像大人，也不像小孩，让人看起来很不顺眼，因此失了人缘，生意逐日下降，谁也不愿与自己搭伙了。所以十六、十七、十八岁这三年，只能自己单干，整日赚不上吃喝，陷全家于啼饥号寒境地。但也正因如此，使我在这三年中懂得了不少道理，长了许多见识。这时我在东安市场已丢掉独占一块固定场所的资格，只能在同行说完之后，借地卖艺，每日至多赚二、三十个铜子。那时，我家住在宣武门外南下洼大川路。路南有一祠堂，名叫“越中先贤祠”，里边正开设着一个宣讲所。我每天回家路过那里，必进去听听。一来可以听关多福先生讲《豫让论》等，蔡友梅先生讲小说《京华故事》等；二来也可借机喝点开水。日久天长，我的知识增多了。以后又借到《水浒》、《三国演义》等书籍看，兴趣就更大了。再后，又订一份《白话时事报》，更使我知道了一些国家大事。我和关、蔡两先生虽没有接谈过，但我承认他们是我真正启蒙的老师。我在说相声时，常常把他们所讲的东西掺进去，很得到听众们的欣赏。
十八岁春季，我第一次离开北京，步行到通州、唐山等地，沿途落地演出，也勉强能顾住生活。后到天津，在三不管、北开等处“亮地”。十九岁回北京，仍在天桥、东安市场“摆摊”作艺。这一次因为我懂得了一些乡村的事情和跑码头的甘苦，对人情世故较前练达了许多，也能说住人了。到夏天有件大褂可以上身，有时也能赶个堂会，生意逐渐好转。我二十二岁时，北京石头胡同“四海升平”书场没有人上末场，我就和焦德海先生同去。后来我个人单上，演完后，每张票按价提取铜子两枚，每日就可得一百铜子左右。虽然必须到夜十二点以后才能回家，但全家老幼数口生活总算顾住了。更重要的一点，我得在这里提一下。那时“四海升平”老板庄荫棠先生（刘宝全的鼓词，大部经过他修订），艺术精深，使我受益不少。他时常在报上发表文章，署名叫“东亚戏迷”。他不但能编，而且唱作俱佳，尤擅长二人连弹，为当时京城艺人所景仰。我很佩服他，时常向他请教，也可以这样说，我演出的东西，有十分之二、三经庄先生改订过。
2.在天津站住了脚
二十二岁至二十五岁，我白天在天桥、东安市场作艺，晚上在“四海升平”表演。二十六岁与李德锡先生合作并受业一年，在北京“大观楼”演。中间去沈阳一次，继回天津“燕乐”，年底离开。二十七岁，我就完全独立了，对于所学的东西又加以创造，在天津算是站住了脚。自此以后，我就在天津各杂耍场，先后与陶湘如、侯一尘等各合作九年，与周蛤蟆合作一年，其余即个人单干。这一阶段：我人缘甚好，收入亦堪自给，在相声界也有了一点虚名，应该说是我一生中较顺利的时期；但官府、流氓的欺凌勒索，亦随之加剧，仍然使我喘不过气来。
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年），我在天津法租界“小梨园”和仁昌电台说相声，生意相当不错，谁知却遭到恶霸袁文会魔爪的欺侮。经过是：那时南市“燕乐”由北京来了两个说相声的戴少甫和于俊波，不知为什么得罪了恶霸袁文会，没有几天就被袁文会打跑了。这时有袁文会的狗腿子李某来我家中，强迫我到“燕乐”补其缺，不由分说立逼离家。到南市后，安置我在一旅馆中，每月仅给个人生活费少许，家中生活一概不管，并不准回家探亲。被迫熬过了一年多，赶上民国二十八年天津闹大水，我才偷着钻电网回到了家中。举目一看，老幼缩卧床头，面有饥色。再一转视，家中什物、衣服当卖一空，为之凄然者久之。
一九四〇年，我在北京说相声。因为要钱时得罪了特务王某，当天他告诉内二区特务组向我和常连安要相声底稿，并到局问话，我未去。第二天他又派人把我和常连安叫去。问了常连安一次就放回了，可是不放我。接着晚上又过堂。他们问我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为什么总说不利于“皇军”的段子？我说：我们作艺的人只知道作艺吃饭，不懂得什么叫共产党或国民党。王某在旁大骂，又把我狠打了一顿。我说：你们还让人说话吗？坐在当中的一个人说，可以。我说，你们打死我不要紧，可怜我一家数口就都得饿死。你们都是中国人，难道就没有一点良心吗？！他们大怒，让人把我按倒就用皮鞭打，不久我就昏迷过去。后来常连安托人花钱才把我保出。我的身体经过此次折磨，半年多才复原，几乎丧了命。
在旧社会里，艺人的苦难是多方面的。现在我谈一谈园主和流氓对我们的剥削和压迫。在我年轻的时候，曲艺场有个害人的陋规，即每年在旧历十二月二十五日演完后即封台，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全体演员都白唱。第一天的收入，归前台经理所有；第二天的收入，归后台老板所有；第三天的收入，归三行掌柜所有。统名叫“抹台面”。正月初一那天演出后，园主每人给两角钱，用红纸包上，上写“黄金万两”四字，叫做“财神份”。就用这套把戏，把其余所赚的钱完全归园主独吞了。(https://www.daowen.com)
在园子外面，也有“抹台面”之风。每年十二月八日至三十日，本地大小流氓就要抓官差。他们佯为很客气地谈是请帮忙，所得之款，统归流氓所有，艺人是不准拿分文的。倘不答应，说不定那一天就会大祸临头。民国二十三年时，花四宝在天津天睦茶社作艺，因为误了流氓请“抹台面”一次，一天下场后，路过东北角菜市，突然自附近胡同里走出一人，手里端着一个瓦盆，上面盖着一张报纸，向花四宝头部砍来。花急闪未击中，却落在她身上，一看，原来是一盆稀屎。这还是轻的，重的往往会乱抛砖瓦，打你个头破血流。
我个人虽没有受到过这种侮辱，但却受到流氓们无数次的金钱勒索。地面上大小流氓，不论是爹妈寿辰或是孩子生日满月，都要打艺人的主意。红帖飞来，就得拿钱。我每月接帖常达七、八份之多，数十元血汗之资，就化为乌有。接帖后，常是礼到人不到，这是怕惹出更大的麻烦。因为你如果真的赴宴，当场就会接到更多的帖子，使你就更无法应付。
3.改行说书以至退休
一九四七年底，我改行说书，演出场所在北门外“宝和轩”。先说《清宫秘史》，继说《水浒传》，前后共六年。
至于我为什么又半路改业说书呢？我在这里也需要交代明白。日本占领天津后，我精神上感到极大压迫，没有精神再说笑，当然生意也就随之下落。我留下胡子，打算绝迹舞台。但为生活所逼，有时也说一两场，不但听众觉着无兴趣，自己也感到索然无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我又高兴起来，继续表演。谁知没有过了半年，国民党的老爷们胡作非为更使人伤心，于是我的情绪又行低落，感到前途没有一丝光明。屋漏偏遭连夜雨，这年我又碰上一件意外的事。有一天我在“小梨园”说了一段《山西家信》，其中有些是学山西方言的句子，并没有什么不礼貌的话，可是下台后，遇见一个山西籍国民党军官，竟说我是侮辱山西人，举手就用皮带打得我头破血流，还要带我去警察局打官司。我说：“你愿打就打吧，我没有死在日本人手里，却被中国自己人打了。”后经观众劝开，那军人始扬长而去。伤愈后，一再寻思，这一行我决定不干了。从此，我即改行说书。
一九五三年孙书筠成立群声曲艺团，邀我参加，生意大旺。同年八、九月间，天津曲艺团骆玉笙邀我加入，乃又恢复我说相声的旧行当。一九六四年十月，我因年老多病，经领导批准退休，这时我已经六十七岁了。
我一生历尽千辛万苦，到晚年共产党给了我温暖。回想起在旧社会的漫长岁月中，所受到的只有打骂、压迫、剥削和侮辱；名义上是一名艺人，实际上是受气鬼。解放了，我才翻了身。一九五〇年，街道上送我到天津第三医院去戒烟，住院一个多月，一切费用，全由公家担负；我二十多年的烟瘾，得到根除，这是党第一次救了我的生命。一九五八年，我在天津总医院割胆结石，住院两月余，医药费用甚巨，全由政府负担，可以说党第二次又救了我的生命。我退休后，政府还给我百分之六十的退休金，使我抱病余年得以安心度日，一家七口也能生活无忧。另外，党又给了我政治上的安排，决定我为天津市政协委员。我养病时，天津文化局长还到医院去看我、安慰我。所有这一切，怎不让我感激涕零呢！我是老了，不能再为人民服务了，但我一定要教育我三男二女，永远记住党的恩情，奋发图强，全心全力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胡蕴辉笔录整理，一九六五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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