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诏国内的民族，除两汉时期从西南夷分化出来的昆明人和叟人组合成乌蛮（彝族）这一主体民族外，还有白蛮、磨些蛮、和蛮、扑子蛮、望蛮、裸形蛮、寻传蛮，以及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茫蛮、白衣等许多自称和他称的民族，他们中有不少是从秦汉以后从西南夷中分化出来的。

白蛮是秦汉时期西南夷中的部分僰人为主体，融合部分汉族和其他一些民族成分演变而来的，他们是近代白族的先民，主要聚居在滇池和洱海周边地区，这一居住状况至今仍大体保持着。

白蛮和乌蛮同出于西南夷系统，双方姻亲往来较为普遍，关系一直都很密切。南诏中期以后，部分白蛮贵族和上层人士加入了南诏政权统治集团，有不少还做了清平官、大将军等南诏高官。普通白蛮群众大都是自由民。白蛮居住区的农业、手工业都较发达，已经接近内地汉族发达地区水平，在当时的西南各民族中属最为先进的。随着南诏“西开寻传，南通骠国”，白蛮地区，主要是滇西白蛮居住区与中南半岛地区的商贸经济往来日趋活跃，促进了白蛮地区纺织业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南诏中期以后，通过不断扩大对外交往，佛教在白蛮中逐步形成了具有全民性的普遍信仰，对南诏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

磨些蛮是今滇西丽江等地纳西族的先民，也是秦汉时期西南夷中的一部分。唐朝初年，磨些蛮居住区的铁桥（今云南今丽江塔城）上大婆、下大婆、小婆、三探览，以及昆池等地（今四川盐源、盐边）部分磨些蛮人南下至宾居（今云南宾川宾居街）一带，建立起了越析诏，成为后来的滇西六诏之一。

越析诏的农业种植和畜牧养殖业都比较发达，手工业中的冶铁技术水平比较高，其铸造的铁剑称为“铎鞘”，因剑刃锋利而闻名。

越析诏被南诏灭亡之后，其亡民部分分散居住在今金沙江上游两岸，互不统属。南诏时期，越析诏磨蛮于乌蛮的区别还不明显，《蛮书》在记述这些地区磨些蛮的生产生活情况时说：“磨些蛮，土多牛羊，一家即有羊群……男女皆披羊皮，俗好饮酒歌舞。”

和蛮是在南北朝以后才从乌蛮中分化出来的，是今哈尼族的先民，与彝族是近亲。唐朝前期，和蛮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在安南都护府北部，即今文山和红河两州南部地区，有“大鬼主”孟谷悞。文山城西的教合（教化）山部就是当时和蛮人中的一部，早年属张姓和尼人统领，后张氏无嗣，招马关八寨龙土司之子张长寿（龙长寿）上门入赘，教合山部才转为乌蛮中的倮人统领。西部在今红河州西部和普洱市，往西直达洱海附近地区，有大首领王罗祁。南诏时期，东西两地的和尼人都属通海都督管辖。

寻传蛮是秦汉时期从昆明和叟人中分化出来的，主要分布在今澜沧江以西至缅甸恩梅开江、迈立开江以东地区，东至泸水（雅砻江）、磨些江（今云南丽江市境内的金沙江）合流处，即今云南永胜、华坪两县一带，是今阿昌族和景颇族载瓦支的先民。《蛮书》载：南诏时期的的寻传蛮“俗无丝棉布帛，披娑罗笼，跣足可以践履榛棘。持弓挟矢，射豪猪，生食其肉，取其两牙双插顶旁为饰，又条其皮以系腰。每战斗，即以笼子笼头如兜鏊状”。

裸形蛮，《蛮书校注》说：“裸形蛮，在寻传城（今缅甸克钦邦恩梅开江与迈立开江之间）西三百里为巢穴，谓之野蛮。……其男女遍满山野，亦无君长……无农田、无衣服，惟取木皮以蔽形。或五妻、十妻共一丈夫……其妻入山林，采虫鱼菜螺岘等归啖食之。”裸形蛮是寻传蛮的近亲，但发展比寻传蛮落后，南诏时期仍处于母系社会形态中。

南诏时期，被他称黑齿蛮、金齿蛮、银齿蛮、绣脚蛮、绣面蛮、茫蛮、白衣蛮等族群，他们多数都自称为“傣”，主要居住在丽水节度管辖区内的今保山市西部和南部、临沧市西部、德宏州大部，以及缅甸东部地区，是今傣族的先民。

《蛮书》载：“……黑齿蛮以漆漆其齿，金齿蛮以金镂片裹其齿，银齿以银。有事出见人则以此为饰，寝食则去之。……绣脚蛮则于踝上腓下，周匝刻其皮为文采……绣面蛮出生后出月，以针刺面上，以青黛涂之如绣状。”

茫蛮，既是族群名称，也是部落名称，即“茫蛮部落”。茫是其君长名号。茫蛮主要聚居在南诏时期银生节度辖区内，即今云南西双版纳州至缅甸南掸，南达泰国北部。

《新唐书·南蛮传》记载，安南都护府北部（今云南文山州南部和红河州东南部）有“白衣”，“大中时，李琢为安南经略史，苛墨自私，以斗盐易一牛，夷人不堪，结南诏将段酋迁陷都护府，号白衣没命军”。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载，邕州（今广西南宁）属境的南江之外有“白衣”。周去非《岭外代答》也载：“安南国，西有陆路通白衣蛮。”另外，《蛮书》中所记的“崇魔蛮”与《新唐书·南蛮传》所记的“白衣”相同，可知“崇魔蛮”是“白衣”中的一部分，或是同一族群的两个不同名称，“崇魔”即“傣勐”。(www.daowen.com)

扑子蛮是从魏晋时期的闽濮中分化出来的，是今布朗族和德昂族的先民。南诏时期的扑子蛮居住区较广，主要分布在今云南普洱和临沧两市东部，以及西双版纳州和缅甸克钦邦地区。《蛮书》载：“扑子蛮，勇悍矫捷，以青娑罗段为通身袴。善用泊箕竹弓，深林间射飞鼠，发无不中。”扑子蛮的农业和手工业发展比较缓慢。

望蛮也是魏晋时期从闽濮中分化出来的，是今佤族的先民。南诏时期，望蛮居住区分为两部分，居住在今云南保山市西北的，称外喻部落，“其人长大，负排持槊，前往无敌；又善用木弓短箭，箭镞傅毒药，所中人立毙。妇人皆跣足，以青布为衫裳……其地宜沙牛，亦大于诸处牛，角长四尺”。这一带望蛮的畜牧养殖业较为发达，手工纺织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分布在澜沧江中下游以西，即今阿佤山区的望蛮，“其人勇捷，善于马上用枪”，但经济发展缓慢，社会还处于原始状态。

为了巩固以乌蛮为主体的多民族王国政权，南诏王室根据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采取以军兼政、羁縻而治、分化管理，以及以教化为中心的精神文化管理等。

以军兼政，即对洱海周边已经打破部落界限的“乌蛮”和“白蛮”居住区，采取划分十个军政兼顾合一的行政区进行管理。这种行政区称为“睑”，其中苴咩睑、蒙秦睑、蒙舍睑、大釐睑、白崖睑、赵川睑六个睑由南诏王室直接控制；云南睑、品澹睑由弄栋节度使控制；邓川睑、矣和睑由剑川节度使控制。十睑以外，由节度、都督行使民族管理职责。如《蛮书》载：“弄栋城在故姚州川中……当川中有平岩，新筑弄栋城于其上，管杂蛮数部落，悉无汉人。”南诏还向各节度使和都督管辖区的重要城镇迁移集中乌蛮和白蛮人口，这些人口是南诏在军事行动中进行攻伐和防御的基本军事力量。

羁縻而治，即在实施军事威慑的同时，在保持各族政治、经济结构不变的前提下实行羁縻管理，将有才能的部分各族首领吸收到地方各级军政组织乃至王室中任职，依靠他们管理好其民族群体。这是一种对民族发展不平衡实际的具体承认，对巩固王室政权，团结各族人民，稳定王国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分化管理，即首先把已形成一定势力的民族群体分割开来，进行易地安置以削其势。如迁移曾经对抗南诏政权的昆明地区西爨白蛮到今德宏、保山等云南西部边疆地区，彻底瓦解了这些白蛮的基础。南诏攻破收复被吐蕃占据多年的剑川节度地区时，俘获了在吐蕃庇护下长期隐匿于剑川的原浪宆诏主矣罗君，原邓赕诏主颠之讬，将他们迁往永昌（保山），将他们与其部民隔离开来。《蛮书校注》载：顺蛮，“其部落主吐蕃亦封王。贞元十年，南诏异牟寻掳其王傍弥潜宗，置于云南白岩，给养之”，使他们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政治资源。在分化瓦解这些前后反对过南诏的部族、族群力量时，南诏政权没有随意地杀掉这些部落、部族和族群首领，而是在将他们进行直接监控的同时，生活上给以优待，说明南诏统治者深知优待这些民族首领，对于管理好各民族的重要意义。

用行政手段进行强行族群迁徙的目的，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还有经济上的原因。史料记载，南诏曾经从滇西、滇南地区掳掠过他族人口到滇池周边地区参与开发建设，填补白蛮迁走后留出的空隙，以恢复和发展这些地区经济。《蛮书》载：“从永昌以望苴子、望外喻等千余户分隶城傍，以静道路。”《元史·地理志》亦载：“……异牟寻破群蛮（指金齿蛮），尽掳其人，以实其南东北。”这种情况对中南半岛地区也有染指。太和六年（832年），南诏劫掠骠国，“虏其众三千余人隶配拓东，令之自给”。这样的族群迁徙活动，虽然达到了南诏政权分其部众，削其势力的政治目的，然而，许多被迁出的族群，到迁入地以后，便被迫融入到迁入地的民族中，渐渐失去了原来的民族特点。这种被《蛮书》作者樊绰称之为“是其种末”的民族融合，是借助暴力特权来进行的，因而既违背了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反映出了南诏民族政策中不平等的一面。

以教化为中心的精神文化管理，也是南诏政权进行多民族国家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唐代是儒学向西南地区发展的高峰时期，南诏早期的统治者也很重视利用儒学开展社会教化活动。《僰古通纪浅述》载，早在崛起初期，细奴罗就“劝民间读儒书，行孝、悌、忠、信、礼、仪、廉、耻之事”。第四代南诏王盛罗皮于“开元十四年效唐建孔子庙”。到皮罗阁时期，又效仿内地办起了管办学校，推广对儒家经典的普及教育。这种教化的重要核心之一，就是要求人们“克己”，以安于分，安于等级。引导人们克制和内省，而不去正视矛盾。这种孝、悌、忠、信、礼、仪、廉、耻的思想，为南诏政权规范不同族群和群体精神文化行为准则，增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思想行为准则，与南诏统治者的政治目的契合，因而得到了南诏统治者们的大力推崇。南诏征服西部寻传蛮时，寻传蛮地区“声教所不及……欲革之以衣冠，化之以礼仪”，所以南诏王室采取了“耀以武威，喻以文辞”的文武并用措施，在军事征服的同时，儒学思想也随之传入，为团结寻传蛮地区族群，稳定地区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诏后期，王室政权出现执政危机，威信开始下降。为恢复和巩固王室政权威信，王室政权继儒学之后，又大力提倡和推崇阿吒力教（佛教的一支），使阿吒力教成为南诏政权统治人民又一重要的精神教化手段。如果说儒学是从社会伦理的角度对人们的思想行为进行规范，那么，南诏王室对佛教的利用，则是从信仰体系的角度，为其统治寻求意识形态上的最高肯定。公元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阿吒力教的深入广泛传播，引起了滇西洱海及其周边地区白蛮和乌蛮的思想革命。到南诏后期，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四处弥漫着浓厚的佛教气氛。南诏王隆舜也“自号摩坷嵯耶”（即佛教护法天神中的大黑天神），还将年号也改为“嵯耶”，试图使政治上的信奉对象和精神上的信奉对象相契合，使原本是社会发展规律所定的蒙氏政权变成了观音受记的结果：细奴罗父子耕于巍山之下，观音菩萨变为凡僧来化斋。“正食间，前僧又至。细奴罗见其貌相非常，趋而迎之。僧曰：‘今日得汝家斋多矣，不必再饭。我此一来，为救民除罗刹，请汝王’。”《图传·文字卷》说：这是对“阿嵯耶观音之妙用也，威力罕测，变现难思，运悲而导诱迷途，施权化而拯济含识，顺之则福至，逆之则害生”。这既迎合了人们对佛教的崇拜心理，又增强了社会各阶层对王室的敬畏心。

在南诏势力不断崛起的过程中，南诏王室依托政权力量支撑，通过一系列政治整合调适，以及政治联姻、民族迁移、区别对待等措施，一跃成为西南各民族关系构架中的主导力量，使乌蛮成为各民族中最有张力的主体民族。在南诏政权的维系下，西南各民族间相互联系的广度空前扩大，并不断深入，南诏与各民族间的关系成为西南民族关系中的重要内容。南诏以统治者的身份，与被统治民族形成了主导与从属的关系，进而构建起了全新的西南民族关系格局。

南诏时期，作为主体民族的彝族先民乌蛮遍布整个西南地区，是王国中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民族，主要分布在川西南、滇东北、黔西北、黔西南、滇西北等地山区，以及与汉族和其他民族杂居于大理、楚雄、昆明、曲靖、红河和文山州西南的坝区和山区。以蒙氏集团为代表的乌蛮势力，在王国社会中影响最大。这一时期，也是今文山和红河两州乌蛮部落发展最快、势力最强的时期。

由于历史的原因，南诏乌蛮王族与洱海地区白蛮从统一六诏活动开始，关系就一直十分密切。南诏在滇西实施兼并活动时期，就通过联姻的形式，首先与相邻的乌蛮和白蛮部落建立姻亲关系，然后集中力量各个击破，逐一并吞之。兼并活动初期，南诏就以建立利益共同体的形式，使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白蛮张乐进求部，通过让贤的和平方式交权，进而似乎很轻易低兼并了张乐进求部，为之后的六诏统一打下了坚实基础。南诏王室由此对白蛮感恩在心，在处理与洱海地区白蛮关系时，始终注意团结并重用白蛮贵族，加之白蛮本身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文武人才不少，所以从六诏统一到后来的大南诏国建立以后，白蛮，尤其是洱海地区的白蛮贵族，一直都是南诏乌蛮政权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到南诏中期以后，白蛮势力发展更加明显，成为仅次于乌蛮王室的主导力量。到了南诏后期，这种主导力量在许多方面甚至超越了王室，进而逐步形成了不少觊觎政权王位的权臣势力，这些权臣势力相互争权恶斗，短命政权连连更迭，最终导致后来以白蛮为主体的大理王国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