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举分明经科与进士科，进士科难度较高，录取人数较少，因此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唐人皆以中进士为荣。宋代，进士科成为科举考试的唯一科目，并要经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其考试内容主要为诗赋，应试者均潜心于文字的对偶排比，所以时常被人讥其浮华轻薄，胡瑗对科举制下形成的浮华之风十分不满，“尤患隋、唐以来，仕进尚文词而遗经业，苟趋禄利”。客观来看，科举选拔出来的人才无论在数量或质量方面都难以满足国家治理的需要，有鉴于此，胡瑗在庆历年间执教于苏、湖等地时，通过学校贯彻自己的教育理念。他认为“学校为养才之地，所以淑其性情，俾归于道德，明礼义廉耻之习，兴孝弟慈让之行，以备国家异日之用。古者百官得其人，万事得其理，未有不由于斯也”。他沿袭孔子的教育思想，认为“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他认为，完整的教育应该包含儒家的纲常伦理，治理国家的方式方法和经史子集等文章之学。在胡瑗看来，魏晋、隋唐以来的“文”不输风采，他强调学校教育应该重在“体”和“用”，即“明体达用”。
为推行“明体达用”之学，胡瑗展开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大力推广学校建设。唐、宋之际是从世家大族过渡到平民社会的转型时期，此前，皇帝依靠与门阀士族的联合维护国家统治，而此时，则是要与平民化的“士大夫”共治天下。平民化的“士大夫”的出现离不开学校教育，胡瑗较早认识到这个问题，他认为，“以天下之广，生灵之众，一贤不可独治，故必群贤进于朝廷，则可大行其道，是以圣人设为学校，教育天下之才，然后登之朝廷之上，任之以天下之事，故事无不济，而至于盛大也”。胡瑗毕生致力于推进学校、学院建设，他先后在吴中、湖州等地和太学执教，为宋初学校教育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二是着力在学校中建立新的教育机制。具体而言，就是在学院中设经义斋和治事斋，“其有学识开通，潜心义训，能辨同异，不乖正道者，入吾经义斋，相与讲求至是，而浮泛剽窃持其偏见者不与焉。农田、水利、会计、边防，事之不可不治者也，明于此者，入吾治事斋，相与究切实用，而拘牵不通与夫俗士功利之谈不与焉”。这种分科学习的方法，实际上就是根据学生的爱好及其禀赋，让其专门从事经义或者具体的事务，“大抵经义重通才，重学理，治事重专家，重实习”。对不同类别的人才进行分类教学，既可以发挥他们的专长，让他们集中精力研究自己擅长和爱好的科目，又可将长于同一领域的人聚集起来进行充分交流。
不过，分科教学固然好，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在胡瑗看来，“明经所以立本，治事所以达用”。一旦分科，就会出现体、用分离，他对这个问题有很清晰的认识，“本不固则用何由精？而用之所以能达端惟本立，是赖二者虽不可以分而教者”。在当时的教育背景下，胡瑗也无法从制度上解决该问题，他只能谆谆告诫学子“当各就其性之所近，多士尚体予意穷经者必因经以明事，治事者必因事以求经，体用兼修，本末一贯，而不为空言，则岂惟不负教者谆谆之苦心，将见才成德立济济彬彬，异日立朝廷之上，引经执礼、守正不阿、赞治分猷、天工能亮者，皆吾党之士也”。分科之学虽不能解决体用合一的问题，但胡瑗提出的“明体达用”之学却有助于改变当时的学风，且凸出“用”，加深了人们对实学的认识，也有助于提高儒生的“治事”能力。(https://www.daowen.com)
综上所述，胡瑗通过改造学校教育方式来实践“明体达用”之学，和两汉以来的经学注疏方式形成鲜明对比。胡瑗要求学生把圣贤经书中的教诲和修身、事功联系起来，做到学以致用，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作用，学生不仅要研读经典，还要将所学的知识有效转化、运用到现实的社会中去。胡瑗不仅在宋代师道的复兴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推动了教育建设和改革的步伐。范仲淹、欧阳修等十分推崇胡瑗的教育理念，他们向仁宗皇帝建议“前密州观察推官胡瑗，志穷愤典，力行礼义，见在湖州郡学教授，聚徒百余人。不惟讲论经旨，著撰词业，而常教以孝弟，习以礼法，人人向善，闾里叹伏。此实助陛下之声教，为一代美事，伏望圣慈，特加恩奖，升之太学，可为师法”。由此，胡瑗的一些教育举措被应用到太学，并为各个地方学院所效仿，对宋代教育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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