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管理思想导读

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迅猛发展,其中日本的发展势头尤为强劲。在这期间,很多优秀日本企业涌现出来,与此同时,它们的管理思想也被诸多企业和管理学家所关注。除了对日本管理思想的关注外,该时期的管理思想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这一时期,很多日本企业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其中比较成功的当属松下幸之助创立的松下电器和盛田昭夫(Akito Morita)创立的索尼公司。这两家公司的成功除了沿袭日本企业优秀的管理方式外,与两位管理实践者出色的管理也是密不可分的。松下幸之助重视客户服务;强调经营要重视人;提倡水坝式经营,即要建立防水墙,使得企业在外界剧烈波动的时候只会受到较小的冲击;提倡适度经营,企业经营不能超过企业的生产经营能力;提倡彻底实行专业化经营;指出企业应积极寻找现行产品的替代品。盛田昭夫在企业内部提倡家庭化意识,调动员工积极性;淡漠学历,重视员工实际才能;实行内部晋升,激发员工潜能;重视创新,以新产品带动市场;牢固树立品牌第一的理念。美国企业虽然受到日本企业的强有力冲击,但也不乏佼佼者。哈罗德·吉宁是曾经显赫一时的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 T)的董事。他基于推理的决策、分散化经营以及严格的流程控制思想流传至今。另一位是通用电气的总裁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自1981年入主通用电气以后,以其强硬的作风、追求卓越的理念推动通用电气重组业务,提高员工的参与意识,营造变革型的企业文化,创建学习型组织,实现通用电气6σ管理,最终将通用电气推向了财富神坛,为当代企业成长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由于日本企业的强势出击,这一时期很多学者把研究的焦点对准了日本式管理。威廉·G·大内详细研究了日本企业的管理方式,通过对美国企业和日本企业进行比较,发现日本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率一般较美国为高。造成日本企业高效率的因素有终身雇佣制、缓慢的评价和升级、非专业化的经历道路、含蓄的控制等。他因此提出,美国的企业应该结合本国的特点向日本的企业管理方式学习,形成一种自己的管理方式,这就是著名的Z理论。而理查德·帕斯卡尔与安东尼·G·阿索斯(Anthony G.Athos)在他们1981年出版的《日本管理艺术在美国的应用》(The Art of Japanese Management:ap plications for American executives)中,提出7S结构的理念,揭示了日本企业的成功主要是因为他们重视软性的4S——技能、人员、共享价值观、作风——上,西方则将注意力集中在硬性的3S——战略、结构、体制——上。

与日本式管理研究有着相同渊源的品质管理思想,在此时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该领域,出现了两位造诣颇深的大师级人物,他们便是W·爱德华兹·戴明和约瑟夫·M·朱兰。戴明提出的质量管理14要点和戴明循环等思想后来被很多企业奉为圭臬。约瑟夫·M·朱兰提出的质量成本、质量管理的80/20原则、质量环、质量三部曲等质量管理思想至今仍影响着世界。

日本经济的振兴对美国的警醒和启示引起了美国人的反思。当一些西方企业不顾一切地接受日本企业的管理思想时,另一些企业和学者则重新思考更为基本的问题,转向对基本规律的研究。

在组织文化领域,很多学者对日本企业的管理进行研究后发现,日本企业文化的特征是促使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埃德加·H·沙因(Edgar H.Schein)有着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对这些内容的讨论都没有涉及文化的本质,他认为文化应该是一个特定组织在处理外部适应和内部整合问题中所学习到的,而且文化是由物质层、支持性价值观和基本的潜意识假定三个相互作用的层次组成的。(www.daowen.com)

这一时期的组织变革领域也出现了几位大家,其中包括红极一时的畅销书《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的作者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和罗伯特·沃特曼(Robert Waterman)。《追求卓越》是“从美国经营最好的企业中得出的教训”,书中极大地关注美国的成功企业,并指出了优秀企业具有贵在行动、紧靠顾客、不离本行、精兵简政等八大属性,把人们的视线又重新引回到对人的关注上来。罗莎贝丝·摩丝·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以呼吁大公司改革闻名,她将社会学的因素融入组织变革和组织创新中,其思想充满了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与坎特相比,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对组织变革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组织理论和工作结构方面。为了适应工作环境的变化,汉迪提出了所谓的三叶草组织、联邦组织以及3I组织等新型组织形式,有很高的实践价值。而伊查克·爱迪斯(Ichak Adizes)根据长期的咨询经验,提出了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企业组织与生命有机体一样,具有固定的生命周期,要经历出生、成长、老化和死亡等过程。企业从一阶段迈向新阶段时,都会遭遇某种阵痛,组织如能通过程序的制定并做出有效的决策,就能渡过难关,促进转型成功。为此,爱迪斯将企业生命周期分成十个阶段,并提出了如何化解每一阶段存在问题的对策思路。

在战略管理研究方面,“竞争战略之父”迈克尔·E·波特无疑是其中的杰出人物。波特的贡献在于他对企业、整个行业和国家层次的竞争优势进行分析,并建立了有说服力的五力模型和三种基本竞争战略思想。在《竞争战略:分析行业和竞争者的技术》(Competitive Strategy:techniques f or analyzing industries and competitors)一书中,波特不仅提出了五力模型,告诉企业如何分析影响成本和企业投资收益的五种竞争力量,还提出了成本领先战略、差别化战略和目标集聚战略三种基本竞争战略。除此之外,波特还使用价值链分析手段,告诉企业如何赢得竞争优势;提出用于分析一个国家某种产业为什么会在国际上有较强竞争力的钻石理论。

在领导理论研究方面,沃伦·G·本尼斯与纳纽斯在研究90位领导者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优秀领导的共同点,包括有远见和目标意识、能清晰表达目标、具有赢得信任的能力以及具有自我管理的能力等。根据本尼斯的观点,领导能力不是稀世之物,不会横空出世,所有人都可以拥有它。约翰·P·科特(John P.Kotter)认为领导是鼓动一个群体的人们或多个群体的人们朝着某个方向或目标努力的过程,而不是指行使上述鼓动过程的人;领导不同于管理,但是和管理又有联系;不管环境如何变化,领导的基本特征如行业和企业知识、人际关系、信誉和工作记录等却不会改变。

20世纪80年代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全球化趋势日益加深,因此很多学者的研究视野越过本国,投向了全世界。英国学者约翰·邓宁在吸收过去国际贸易和投资理论精髓的基础上提出国际生产折中论,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区位选择等综合起来加以考虑,克服了传统的对外投资理论只注重资本流动研究的局限性,既肯定了绝对优势对国际直接投资的作用,也强调了诱发国际直接投资的相对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上的不足。荷兰学者吉尔特·霍夫斯泰德的主要贡献体现在跨文化研究方面。霍夫斯泰德认为民族文化对员工以及与工作相关的价值观和态度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分析民族文化的差异有五个维度,分别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男性主义和女性主义、长期观念和短期观念。

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未来,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和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是这个时期未来学派的典型代表。他们凭借其远见卓识的判断力,指明了未来的方向。托夫勒将人类文明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第一次浪潮农业阶段、第二次浪潮工业阶段和第三次浪潮超工业社会阶段。他认为在第三次浪潮中,客户化生产将取代大规模生产,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界限将模糊不清,公司的结构、目标和责任将发生根本的改变。托夫勒对未来公司运营的有关描述很快被之后的实践所证明,使人们不得不叹服他的远见卓识。奈斯比特提出了改组理论,预言未来将实现的十大改组,其中有些改组预言后被实践所证明。他还正确预测了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认为世界经济越强大,其中最小的游戏者越有利。此外,他提出的网络化已成为最近十年来最重要的潮流之一。奈斯比特的贡献不仅在于对未来的预测上,还在于他提出了为应对未来变化人们应该做的事情,这对于把握机遇、规避风险具有重大的实践价值。

作为20世纪80年代管理过程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斯蒂芬·P·罗宾斯(Stephen P.Robbins)认为管理职能包括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在充分吸纳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罗宾斯丰富了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四项管理职能,这些研究成果体现在他畅销全球的教科书《管理学》(Management)上。罗宾斯在组织理论方面也有很大的贡献,体现在对组织中的冲突、权力、政治以及人际关系的研究上,这些观点在他的另一本畅销教科书《组织行为学》(Organization Behavior)中有全面的诠释。他的这两本教材对全球很多国家的管理学和组织行为学的研究教学有着广泛和深入的影响,也为其带来了显赫的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