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玉雕特色与工艺水平-汉文化论略

玉雕特色与工艺水平-汉文化论略

时间:2024-04-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五节玉雕两汉时期,由于社会稳定,国力强盛,玉文化也蒸蒸日上。[7]图四十五玉兽首衔璧最能体现汉代玉雕特色和雕琢工艺水平的是随葬玉,考古发掘中多有出现。迄今所见以刘胜墓中的金缕玉衣最具代表性。刘胜玉衣全长1.88米,由2498片玉片组成,用于编缀的金丝约重1100克。图四十六汉元帝渭陵玉雕汉代玉雕抛光技术达到很高水平,玉衣片等玉器表面打磨光洁如镜。由于道家思想的影响,出现驱除凶邪和反映羽化成仙题材的玉雕作品。

玉雕特色与工艺水平-汉文化论略

第五节 玉 雕

两汉时期,由于社会稳定,国力强盛,玉文化也蒸蒸日上。玉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从王公贵族到官宦人家甚至绅士富商等阶层日常用玉品种丰富、数量众多、加工工艺精湛。此时出现了许多精美的作品,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最高水平。

汉代玉器继承了战国时代玉器的传统,并有所变化和发展。玉礼器较前减少,已不再是玉器品种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各种玉佩佩饰增加,用于殉葬的玉冥器显著增加,玉用具也有较大的发展。在雕琢工艺方面,圆雕、高浮雕、透雕的玉器和镶玉器物较前增多。纹饰的风格由以抽象为主转向以写实为主,一些生肖类玉器也有了现实感和生命力,形神能巧妙地结合于一体,这些都为先秦玉器所不及。

汉代普遍重视玉料选择,尤其崇尚白玉,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大量和田玉进入中原,为汉代玉雕奠定了物质基础。汉代玉器既有清逸脱俗、自由奔放的特点,同时具有典型的雄浑豪放、气势昂扬的特征。汉玉多以阴线勾勒,线条纤细优美,画面舒畅大方。普遍采用隐起和镂空工艺,技术非常娴熟,高浮雕和圆雕也大量运用。玉器设计打破对称等传统风格,充分发挥主观想象,内容丰富多样。粗细线条并用是汉代玉雕特征,由阴线刻演变成游丝毛雕是汉代玉雕的重要标志。明人高濂赞扬汉代玉雕“汉人琢磨,妙在双钩,碾法婉转流动,细入秋毫,更无疏密不均交接断续,俨如游丝白描,毫无滞迹。”[7]

图四十五 玉兽首衔璧

最能体现汉代玉雕特色和雕琢工艺水平的是随葬玉,考古发掘中多有出现。玉衣是当时达官贵人死后身上穿的,是由2000多块小玉加金、银、铜丝缀成与人体相同的罩衣,也称“玉押”。玉衣按部位可分头罩、上身、袖子、手套、裤筒和鞋子六部分,把死者自头顶至足包了起来。皇帝的玉衣用金线缕结,称为“金缕玉衣”。自汉景帝末年或武帝初年玉衣开始盛行,到目前我国已经出土几十套玉衣。魏文帝黄初三年,曹丕下诏禁用玉衣,以后就不再见到玉衣了。迄今所见以刘胜墓中的金缕玉衣最具代表性。刘胜穿的玉衣形体肥大,头部的脸盖上刻画出眼、鼻和嘴的形状,腹部和臀部突鼓,裤筒制成腿部的样子颇似人体。窦绾的玉衣比较短小,没有做出腹部和臀部的形状,可能是出于对女性形体造型的避讳。刘胜玉衣全长1.88米,由2498片玉片组成,用于编缀的金丝约重1100克。

含玉为死者含在口中之用,常以蝉为含玉的形状是取其“蜕变”死而复生之意。将玉蝉置于口中,表示灵魂可脱离污秽的死亡躯壳,而开始高洁的新生活。加之蝉形与舌形相似,配合口腔之形状,放在口中舒适。玉蝉雕琢最为生动的是汉代,玉蝉采用简单的“汉八刀”雕琢,刀法劲健有力,准确而逼真。

玉握为死者手中握着的器物,古人认为人死不能空手而去,手中要握着财富及权力。玉猪是汉代最流行的玉握,造型多样化,也有的较为写实,生动可爱。因为猪既是财富的象征,又有提供食品之意,所以玉猪的雕琢很多见。另外还有璜形玉器等作为玉握。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了不少高浮雕的西汉前期玉雕精品,如玉剑具上雕饰的龙虎纹,通过高低起伏的形式处理,产生忽隐忽现、变幻无穷的艺术效果。透雕双龙凤纹玉环,虚实相生,繁而不乱。风格与此相近者,还有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圆雕玉人与浮雕玉剑具,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出土的透雕玉舞人与螭虎纹玉佩等。

西汉后期的玉雕作品,首推汉元帝渭陵附近出土的圆雕玉奔马,质料晶莹润泽,雕琢精美,此作品包含仙人盗药、天马行空的情节构思,寄寓着西汉贵族祈求长生、幻想升仙的思想。该墓还出土玉熊、玉鹰、玉辟邪等小型圆雕作品,造型浑厚古朴,堪称玉雕精品。

东汉玉雕,有河北定县北陵43号墓出土透雕加线刻的西王母玉座屏、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圆雕玉辟邪等。(www.daowen.com)

图四十六 汉元帝渭陵玉雕

汉代玉雕抛光技术达到很高水平,玉衣片等玉器表面打磨光洁如镜。汉代玉雕作品中大量采用镶嵌技术,有金镶玉、玉镶金等。纹饰主要有几何纹和动物纹,几何纹有谷纹、蒲纹、涡纹、云雷纹等;动物纹有龙纹、凤纹、兽面纹等。由于道家思想的影响,出现驱除凶邪和反映羽化成仙题材的玉雕作品。

【注释】

[1]鲁迅:《鲁迅辑校石刻手稿》,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年。

[2]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汉阳陵》,重庆出版社,2001年。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

[6]向新阳、刘克任:《西京杂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7]高濂:《遵生八笺》,甘肃文化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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