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乐府机构的完善

过去传统观点认为，乐府出现在汉武帝时期。实质上新的考古资料已经证实，最迟在秦始皇时期已经有了乐府的机构。秦始皇为了巩固统一政权，创立了一系列国家制度。其中包括参照周朝采风制度首次设立的国家音乐机构“乐府”，这已经被1976年在秦始皇陵飤官遗址中出土的错金银钮钟上的铭文“乐府”二字所证明。到汉武帝时期乐府的机构与功能则更加完善。

乐府作为政府的音乐机构，其宗旨是以收集、整理、加工民间音乐及管理宫廷音乐，组织祭祀、宴享等场合的乐舞表演。此外也创编新的音乐为政府服务。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曾下令将乐府加以改组，扩充了原有的机构。

汉武帝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但十分迷信方士。在思想文化方面，他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接受了河间献王刘德所献儒家的“雅乐”，但他对于这些实际上并不“常御”。他真正重视并大力提倡的还是“郊祀”、“房祀”一类传统祭祀和新的巫乐——郊祀乐、房中乐，还有所谓“赵代秦楚之讴”种种民间风俗音乐和百戏等等。《郊祀歌》所唱的“造兹新音永久长”，道出了汉武帝改组乐府的真正用意。

图六十三　秦始皇陵出土的乐府钟

改组后的乐府，归宫廷的少府管辖。其组织十分庞大，最高领导是乐府令丞，下设音监、游徼、仆射三丞。主持音乐创作，由乐工出身的著名音乐家李延年担任。此外，还有张仲春等专业音乐家与司马相如等。

这些乐工是乐府里的基本成员。他们在汉成帝(前32—前7年)时有“千人之多”，在汉哀帝“罢乐府”时，尚存八百二十九人。其中包括管理乐工的“仆射”两人，专门选读民歌的“夜诵员”五人，专做测音工作的“听工”一人，从事乐器制作与维修的“钟工员”、“磬工员”、“柱工员”、“绳弦工员”等共十九人，还有称为“师学”的学员一百四十二人，此外全是进行艺术表演的乐工。这些乐工在“朝会”、“置酒”等场合，分别列于“殿下”与“前殿房中”进行各种艺术表演。

殿下的乐工，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骑吹鼓员，专门演奏用作仪仗的鼓吹乐。二是郊祭乐员、大乐鼓员。其中郊祭乐员是专门演奏李延年所作“郊祀歌”十九章的乐工。三是邯郸(今河北邯郸)鼓员、江南(今江苏南部)鼓员、淮南鼓员、巴渝鼓员(今四川涪陵)等，都是表演南北各地民间歌舞、包括部分少数民族歌舞的乐工。其中，巴人的《巴渝舞》，一向以气势“猛锐”见称。

乐府里有不少是直接抒写现实人生的作品，刘邦的《大风歌》与汉武帝的《瓠子之歌》堪称佳作。公元前196年，刘邦镇压了异姓诸侯王黥布的叛乱后，路过家乡沛(今江苏沛县)，约请父老、子弟一同饮酒，畅叙旧情。刘邦在宴会上抚今忆昔，想到天下既定、大业已成，于是亲自击筑，不禁手舞足蹈起来，用家乡的曲调，引吭高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首歌虽然只有三句，但气势磅礴，充分表达了刘邦在平定天下以后，急切希望有更多的将士辅佐和保卫这一封建一统国家的心情。刘邦死后，这首歌在郊庙祭祀时，曾由一百二十人的歌队演唱，可见其规模之大。

《瓠子之歌》则反映了汉武帝不顾宰相田蚡的反对，亲临瓠子(今河南濮阳)指挥民众堵塞黄河决口、保障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安宁的故事。(www.daowen.com)

但是乐府音乐更多的还是采集的各地民歌。据《汉书·艺文志》所载西汉138篇民歌的目录和汉哀帝时乐工所担任的各个乐种所在的地区来看，乐府收集的民歌，大致北起匈奴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居住的区域，南到长江以南，西起西域各地，东达黄河之滨，所包括的地区十分广阔。当时，为了收集记录民歌的需要，已经创造了一种叫做“声曲折”的记谱法，把民歌的曲调记下来，《汉书·艺文志》所载的“河南周歌诗七篇、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等，可能就是当时民歌的歌词集与曲调集。这些民歌，由于都是人民群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心声，所以必然反映了广阔的现实生活和人民群众多方面要求。它们以强烈的现实感与郊祀歌展示的浪漫地下王国交相辉映，构成了汉代乐府音乐特有的神韵和风采。

乐府的撤销是在公元前6年。当时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广大农民被迫四处流浪，社会经济迅速衰退。面对当时的现实，汉哀帝下令将原有的乐工裁去441人，剩下的300多人划归专管雅乐的太乐署，正式撤销乐府机构。尽管如此，皇家的俗乐娱乐需求并不因哀帝的罢乐府而偃旗息鼓。

东汉时期，代替乐府承担俗乐娱乐的职官是承华令。《唐六典·太常寺卷第十四》“鼓吹署”条说：后汉少府属官有承华令，典黄门鼓吹百三十五人，百戏师二十七人。^[3]杜佑《通典》也指出：“后汉有承华令，典黄门鼓吹，属少府。”^[4]

西汉时期上林苑里的乐府规模达到过800多人，包括乐器制造工匠在内，乐人分工精细。如：“郊祭乐员”、“骑吹鼓员”“邯郸鼓员”、“巴渝鼓员”、“竽员”、“琴员”等。《汉书·艺文志》记载“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为《十九章之歌》”。

图六十四　王莽时期的钟

汉代的乐府民歌，除了少部分内容有可能经封建文人的修饰加工之外，大部分都是当时各地的诗歌，有相当多是当时关中地区劳动人民自己创作的。流传到今天的汉代乐府民歌，虽然数量不多，但却具有比较高的文学价值。它们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人民生活和社会面貌，真实地表达了各阶层民众的思想感情。例如在《妇病行》这两首民歌中，描绘了一幅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画面，语言感人，如泣如诉，是劳动人民身受痛苦的控诉。还有一首名叫《平陵东》的乐府民歌，写的是一位居住在平陵附近的老人，被人绑架在官府的高堂之下，绑架的匪徒不是别人，正是狠毒的官吏。他们敲诈勒索，强迫老人交纳巨款和两匹好马作为赎身费用。就在劳动人民饥寒交迫、无以为生的同时，统治阶级却过着腐化堕落、花天酒地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除了反映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之外，在汉代乐府诗歌中，还有相当数量的爱情民歌。在这些作品中，有的表达了对理想爱情的向往，有的对不忠实于爱情、喜新厌旧的男子提出了责难，有的对束缚爱情自由的封建礼教表示了抗议。其中有一首名叫《上邪》的西汉民歌，就是一篇千古流传的佳作。描写的是一位感情真挚强烈的女子，发誓只有高山变成平地、江水流干、冬天打雷、夏天下雪，她才与心上人断绝关系，表达了自己坚贞的爱情观。

在汉代乐府诗中还有两首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其中一篇叫《羽林郎》，另一篇叫《陌上桑》。这两首乐府诗尖锐地讽刺了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热情歌颂了机智、勇敢、坚贞的劳动妇女形象。《羽林郎》是西汉末期的作品，这首乐府诗一开始就唱道：“昔有霍家奴，姓冯名子都，依倚将军势，调笑酒家胡。”是讽刺汉代大将军霍光的家奴狗仗人势、欺侮民女的民歌。《陌上桑》为东汉初期的作品，但所叙为西汉之事。这首乐府诗通过一个美丽、勤劳、机智的民间姑娘罗敷之，无情揭露了官吏太守的无耻行径。

《相逢行》与《长安有狭邪行》这两首乐府民歌是东汉作品，其体裁与西安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的铜镜铭文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汉中晚期长安的实际状况。其中写道：富贵人家黄金为门，白玉作堂，堂上置酒欢宴，还有歌伎起舞作乐。庭院里栽着芳香的桂树，厅堂中灯火辉煌。庭园的花园池塘里，放养着成群的鸳鸯，两侧还不断传出仙鹤鸣叫的声音。这户人家的子弟在朝廷做着高官，年轻的妇女无事可做，终日调丝弄弦。面对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走投无路，不得不起来反抗。乐府诗《东门行》中的主人公就是一个被迫铤而走险的城市贫民，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生存难以保障、不得不起来革命的社会现实。

汉代长安的乐府民歌不仅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在艺术性上也达到了高度水平。它最大的艺术特色就是，诗歌中出现了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形象，并且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注重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性格，从而使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面。

汉代长安的乐府民歌继承和发扬了《诗经》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对后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不仅代表了汉代诗歌的最高成就，而且在我国文学史上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是2000多年以前的我国劳动人民留给后世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汉代对乐府机构的完善，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为音乐家创造了较为优越的生存和演奏环境，也为培养较多的音乐人才提供了条件。乐府撤销以后，那些在乐府里受过专业训练的各地民间艺人又流落到民间去了。他们的活动对各地民间音乐的发展与提高，无疑也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