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胡拉起风了

会拉二胡的皮匠其实就是和我一墙之隔的堂弟长根。他比我小三岁，从小父母双亡，像一只里光外滑的玻璃瓶，孤单单的一个人过日子。家里穷得除了一把锄头就是三块床板加条薄被。他没有上过学，却聪明过人。跟着镇上的一个亲戚，七弄八弄地学会了一些修鞋的手艺，成了村里唯一的“三脚猫”皮匠。他还会拉二胡，他的二胡其实是跟我学的，可他从不承认我是他的师父，照他的说法是“三年琵琶四年琴，讨饭二胡隔壁听”。他的确是用他的两只耳朵把我不太高明的二胡技巧“学”去了大半，拉《东方红》《社会主义好》之类的革命歌曲是绰绰有余了。他自己没有二胡，经常抢碗夺盏地向我借用，使我很不耐烦。他看不惯我这副冷面孔，干脆捉来了一条乌梢蛇，用毛竹筒和青柴木敲敲打打，自己动手做了一支琴，音色和我买的那支蹩脚货相差无几。从此，茶余饭后，破屋里时常传出悠扬的二胡声，窗户上趴满了赤脚的孩童，给清冷的门庭增添了勃勃的生气。

“文革”那年代，他经常给村里人补套鞋、修胶鞋，五分一角的报酬他从不计较。生意虽小，手头却活络了许多。渐渐地，他野心勃勃的想来个穷则思变，竟胆大包天地背起工具箱，穿街走巷地亮开喉咙唱起了《修鞋歌》，这就惹了祸根。在一次批斗会上，他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的典型，同“四类分子”站在一起，被血淋淋地“割”了一次尾巴，受辱的他当众砸烂了那只工具箱。从此，他对皮匠的手艺死了心，闷声闷气地在田里挣工分。无情的遭遇使他的二胡变了音，他拉着《病中吟》《叹五更》这些悲悲切切的曲调，发泄着心中的苦楚，谁听了他那催人泪下的琴声都会闻音退却。他的门庭又冷落了。

“三中全会”的春风卷拂着中华大地，也吹进了我们这个古老落后的村庄。人们简直不敢相信土地能联产承包到户，个体能办厂开店，长根对皮匠赚钱死灰一样的心开始复燃起来。他做梦也想把他漏顶的破老棚修盖成滴水不漏的青砖屋；想把补了又补的破夹袄换成棉大衣；想在一日三餐的青菜萝卜上面加上几块肥猪肉；想娶一个称心的老婆暖暖冷被窝。他买来了皮匠的工具，不敢大声喊叫，不敢明码标价，幽魂似的游弋于邻村小弄，投石问路似的悄悄修起鞋来。看着“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铁定不变，“割尾巴”的日子已经一去再不复返，他放下了胆怯的包袱，光明正大地批了执照，买了补鞋机，在镇上设了皮匠摊，趾高气扬地高唱起《皮匠歌》。不到三年，他的摇摇欲坠的破屋变成了两层的楼房，并结束了他三十多年的光棍生涯。他的心里洋溢着融融的暖气；他的脸上挂着甜蜜的笑容；他对生活充满着五彩斑斓的希望。他的二胡拉出了节奏明快的《梅花三弄》，拉出了乐人肺腑的《喜洋洋》。他买来了几百元一把的新二胡，带到鞋摊又修皮鞋又拉小调，既招徕了生意又过了二胡瘾。他的皮匠摊生意越发红红火火。(https://www.daowen.com)

如今，长根已不是摆摊的皮匠了，他早成了镇上声名显赫的中外合资企业梅花制鞋公司的总经理。从皮匠到总经理的演变还靠他的那把二胡。那日，他在皮匠摊上跷着二郎腿，正销魂欲仙似的拉着他的那首好曲《梅花三弄》，一个西装革履的白发老人听着他柔糯抑扬的乡音和独特的二胡演奏风格，如痴如醉。就此皮匠摊上遇知音，两人抱拳拱手，寒暄周详。原来老人特爱二胡，早年也曾以修鞋为生，后来东渡日本。此次来乡，正想投资桑梓，筹建皮鞋公司。老人正缺帮手，长根虽无文化，但对做鞋可谓行家里手。 两人情投意合，借改革开放之东风，携手共进，大展宏图，把制鞋公司办得产销两旺。

长根还在拉二胡。最近，他又买来了一把两千多元的紫檀木的高级货，可他还保留着当年那把用乌梢蛇皮、毛竹筒和青柴木自制的破二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