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4年《红楼梦》研究批判，是冯雪峰新中国成立后遭受的第一次重创。此次批判，虽触及了雪峰部分“现行表现”，他也因而被撤掉了《文艺报》主编一职，但仍继续担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重要职务。到了风云变幻的“多事之秋”的1957年，更大的灾难又降临到了雪峰头上。
这一年的7月至9月，作协前后共召开了二十五次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陈反党集团。从第十七次以后的几次会议，批斗矛头则对准了冯雪峰。这场斗争开始于1955年，又经过翻烙饼式的折腾，终于不可避免地把他也牵连其中。而实际上，早在1955年6月下旬，中宣部在给中共中央《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中，已有批判丁玲之后进一步展开批判冯雪峰的通盘谋划。
8月14日第十七次会议之前，与会发言者主要批丁、陈时，已渐有人不断地提到了冯雪峰，把他与丁、陈紧紧连在一起。7月29日，时任作协党组副书记的诗人郭小川，与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一起商议，联名致信冯雪峰，敦促其参加作协党组扩大会。翌日的第七次会议，方纪在发言中提到了“丁玲、冯雪峰为什么这几年沉默”；又说，去年肃反结束后不少人请陈企霞吃饭，冯在请他吃饭时说：“企霞，你现在成了英雄人物了！”还说，冯答应为准备办油印刊物的陈企霞提供纸张。
周扬和陆定一
由于事涉冯雪峰，鲁迅遗孀许广平亦被邀请与会。如此一来，曾认为冯雪峰是“研究鲁迅的通人”的她，对这位老朋友的看法也就发生了变化。8月4日第十一次会议上她说：“昨天丁玲同志死抱住历史，首先承认她在上海就和雪峰同志要好，因为雪峰和周扬有意见，所以她也对周扬同志有意见。社会在一日千里地前进，他们却还是不知羞耻地公然说出二三十年前搞小圈子，闹个人意气的话，还行得通吗？雪峰同志方面，总听说多病，忙，我是绝少来往的。原来他忙的是那一套反党勾当，病的是心怀鬼胎，捏造事实，无中生有地白日见鬼似的自处于阴暗。我以老朋友的资格，希望他们回到党和人民这方面来。”
在这次会上，事先并未准备发言的冯雪峰被迫做了检讨，说：“我过去认为我只是反对周扬而不是反党，这在认识上是错误的，反对周扬其实就是反党……今后要接受周扬在文艺工作上的领导，团结在周扬的周围把文艺工作做好。”对此发言，周扬和邵荃麟都还表示满意。但有人却不以为然，认为“团结在周扬的周围”这个说法不对，应该说“团结在党的周围”。还有人觉得检讨得不深刻，“只承认反周扬，不承认反党”。
冯雪峰公开检讨了，下一步怎么办？当晚近9点了，作协党组副书记刘白羽、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和郭小川等人，来到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处，商量此后会议的开法和行动步骤，近11点才散。
两天后的第十二次会议，林默涵发言，先是批丁、陈以及萧军，之后谈对冯雪峰的几点意见，认为在和党的关系及文艺思想上，他都存在着错误，肯定了冯对自己的两点看法：一是“跟党的关系长期不正常”，根源是由于“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有委屈情绪，总觉得党对不起他；二是“文艺思想是同党的文艺思想，具体说是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相违背的”。还说，冯雪峰对新文学作品采取抹煞态度，对苏联文学也加以轻视，断言冯的文艺思想与胡风文艺思想有共同点。又认为他有严重宗派主义情绪，对于党团结广大作家的方针有抵触，二次文代会时对老舍很不尊重，对郭老也不够尊重。
冯雪峰在为第二次全国文代会起草而未被采用的报告中，确实批评了一些作品，如电影《人民的战士》（刘白羽编剧）、小说《一同前进》（康濯著）等；1953年6月17日在全国文协一次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还指出：《龙须沟》“思想还是比较肤浅”，《春华秋实》“是奉命写的东西”，“是失败的”。
8月7日下午的第十三次会议，文艺理论家何其芳出场，主要批丁、陈，兼及陈涌，牵出冯雪峰。他说，陈涌只肯定一个人“懂得文艺”，那就是冯雪峰；又说，陈还主张采取“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的方式，个人影响作家的方式”，“这和胡风向党进攻的意见书中的组织纲领也是相同的”。
青年夏衍
作家老舍的发言依然是他一贯的幽默口风，但也颇多弦外之音，“有一次冯雪峰指着我的鼻子，粗暴地批评我的作品。我接受了他的批评，没有闹情绪”；“遗憾的是当时雪峰的批评只从艺术观点出发，假若他从作品的政治性上发言，虽更严厉一些也更受欢迎”。老舍还谈到抗战时冯雪峰到了重庆，“需向潘公展递手本，签名保他的有我。其他三个保人都有靠山，我没有。雪峰若是跑了，我得入狱。我不是在这里表功”。
郭小川在当天日记里写道：“何其芳发言尚好，老舍大谈他自己的功劳，最后几句话很厉害”云云。
同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题为《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 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报道，冯雪峰被置于“丁玲陈企霞等人反党小集团”之中。此报道是8月5日郭小川用一整天时间起草的，上午9点动笔，下午与《人民日报》记者田钟洛、叶遥一起，一直弄到9点多才吃晚饭。11点半到周扬处，根据周的意见又改了前一部分，周亲自改了后一部分。凌晨1点半才完成，送走田、叶，回到家已两点多了。第二天上午再改，中午又到周扬处，加上邵荃麟和刘白羽，四个人一起商议改定，之后郭小川坐车，亲自把稿子送到报社。
8月8日第十四次会议，《文艺报》主编张光年发言提到一个细节：陈企霞交代1954年检查《文艺报》时，丁、冯、陈就在一起商量对策，要不要放弃“阵地”。然后又质问道：“为什么像冯雪峰所说，肃反运动来了，你们就要清理信件，准备被捕？”并由此断言：“这是一个很大的政治阴谋，这是一个大规模的分裂活动。”这句话说得很厉害，郭小川当天日记说张的发言“简短有力”。
在8月9日第十五次会议上，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王任叔成为批冯主角。一上来他就谈冯雪峰用“宗派的眼光”看人的问题，接着又侧重“揭发”雪峰的“一些活动”，说雪峰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工作方式，脱离社会主义建设、集体主义生活方式和工作制度轨道；他躲在阴暗的一角，看不出这世界的变化；他对周扬的关系极不正常；他极端轻视周扬实际上是轻视党的领导，等等。之后，又提到他与雪峰在出版社方针任务等四个方面的矛盾分歧，还“揭发”雪峰在整风中“到处点火”，“动员”舒芜们“向党进攻”。王发言时间很长，涉及问题颇多，又再批雪峰文艺思想，而且证据有六条之多；最后强调：雪峰说“他对毛主席的《讲话》是有抵触的，我看不是抵触，而是反对”。
作协党组副书记严文井在此次会上也发了言，批丁、陈之外，亦涉及冯雪峰，说：“从王任叔的发言看来，雪峰右得很，这次会议上发言也很不好”；还认为冯雪峰的文艺思想和宗派主义也要检查。
尽管以上几位批判者所谈问题不少，但大都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显得杂乱无章，明显“火力不够集中”，尤其未能如周扬等组织者所希望的，触及三十年代的“历史公案”。其实，这正是批冯要害之所在。三十年代是周扬的一块“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