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聂绀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走入了一个“多事之秋”。
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并兼二编室主任的他，在“肃反”和“反右”运动中，成为运动对象。其间，还曾有过一个他在人文社二编室搞所谓“独立王国”的罪案。
此事始于“肃反”，终于整风“反右”，曾是他的一大“罪状”。
在2002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口述自传》中，舒芜曾谈到，肃反运动结束之后的“思想建设阶段”，“我们古典部（即当时人文社二编室——引者注）的人要检讨‘拥护反革命分子聂绀弩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其中，特别点到我和张友鸾两个人，说我们俩是‘独立王国’的‘左丞右相’。……等我们检查了‘左丞右相’的问题之后，聂绀弩又被认为不是‘胡风分子’，也不是‘反革命分子’”，“可‘独立王国’的说法迟迟还不取消”，“我们这些人好像还是‘独立王国’的遗民余孽……这就埋伏下后来一场更大的运动——整风‘反右’。”
绀弩下围棋
但是，详情究竟如何，舒芜先生没有细谈。
2004年2月武汉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聂绀弩全集》，第10卷主要是作者从1955年5月到1957年底写的各种检查交待材料，总计有三十六份之多。其中有多处文字涉及所谓“独立王国”问题，有一份，题目即《王国与政策》。
据这些检查交待材料，所谓“独立王国”问题，无非是二编室劳动纪律比较“松懈”，坐班不是很严格呀；好在办公时间聊天、讨论问题呀；大家对聂绀弩有好感，“相当拥护”他呀；还有聂“比较关心大家的生活”，经常借钱给二编室的人，又为他们争稿酬呀；聂还鼓励大家写研究性的文章，如果看见有人在办公时间写，也并不深究呀云云。
总之，“二编室有些特殊作风”，而这些作风的形成，与聂绀弩的领导方式和工作作风，似有很大关系。其实也就是，二编室的人比较认可和欢迎绀弩的领导作风与工作方法，即如舒芜所说，聂绀弩和二编室的人，“相处得就像朋友似的，根本不讲上下级那一套”。
然而，仅仅如此，只凭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能给聂绀弩按一个“搞独立王国”的大罪名吗？不是连聂自己在检讨交待材料中也说，“似乎还不算独立王国”吗？
浑身文人气味的聂绀弩，在人文社上任后，领导作风民主，毫无“官架子”，与部下的关系和谐融洽，他主持的二编室，自然而然有了一种自由宽松的工作氛围。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私下里表示，聂绀弩“出乎意外地能做组织工作”。
那为什么曾几何时，如聂绀弩所说，“恰好是我应该被肯定的地方”，却又突然间变成了“我最被否定的地方”了呢？
在一份检查交待材料里，聂绀弩写道：“独立王国，在王任叔到社以前，是连影子也没有的”。看来，此事与王任叔（巴人）调任人文社负责人有极大关系。
1954年4月，王任叔调入人文社，担任党委书记兼副社长、副总编辑。由于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另外还担任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党组织关系并不在出版社，所以王任叔到任后，即开始抓全面工作。上任伊始，他即以为，人文社“百废待举”，所以想加以“改进”。聂绀弩对他的初步印象是：“有点摆架子，居高临下。”
在二编室工作问题上，他们两人的意见、做法，果然相左，有明显的分歧和矛盾。王撰写了一篇谈如何整理古典文学作品的文章，要印了拿出去散发；聂看到了，觉得写得并不怎么高明，却又不知如何说，只好送给冯雪峰，请他再看看。冯阅后，大概也觉得不怎么好，但也不好说什么，于是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社内打印参考”。
王任叔又以二编室的名义，制定了一个重印文学古籍的选目计划，征求社外专家意见，结果引来不少异议、非议，有的意见很不客气。而这个书目并未经过二编室讨论，也没有和主管二编室工作的副总编辑兼室主任聂绀弩商量通气。二编室的人向聂反映后，他径去问王任叔是怎么回事。王答，是冯雪峰叫他和聂共管二编室的。而冯又并未和聂说过此事。
对王任叔事先不和他打招呼，就直接插手二编室的事务，聂绀弩很不满。于是乎，两个人的直接冲突对抗便由此展开了。
当时，二编室集中了一批专家型的编辑，有的原本就是在大学里教古典文学的教授，如舒芜、陈迩冬、顾学颉、王利器等。平常他们除了发社外的来稿，每个人都承担着古典文学作品的整理工作。对于这种做法，王任叔很不以为然，说是“关门办社，打伙求财”。
而聂绀弩的意见是：门，是要大开的，不开，工作做不下去，但二编室的门，应逐步开大。因为，二编室约的社外专家的稿子，出现过有的不能按时交稿，影响了出版计划，有的又不合乎要求，没法采用的情况。
绀弩诗稿
王任叔则主张打开门，工作都请社外专家来做。他甚至还在大会上说：我们是浅薄无聊的，专家是如何如何的。这引起了二编室人的不满情绪，有人还做了打油诗，“进门低三尺，回肠搜计划，叩首敬专家……”云云，大发其牢骚。
聂绀弩责成舒芜起草了一个整理古典文学作品的“注释体例”。王任叔看后，认为繁琐，否定了，说体例不如标准重要。聂则以为，这个体例搞得很细致，标准是思想性的，体例是技术性的；标准问题很复杂，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他并不同意王的看法。
接着，“劳动纪律”问题也出来了。王任叔来社前，人文社上下班并不是很严格。冯雪峰表示过，编辑可以迟到，可以晚来一个小时。1953年4月，三编室（主要负责俄苏文学的翻译和编辑工作）成立后不久，即普遍实行半天编辑、半天翻译的制度。四编室（主要负责英美文学的翻译和编辑工作）也大致如此。1954年初，冯雪峰还对三编室的蒋路明确说：三编室今后可以改变工作方式，除行政人员及助编外，其余的人可回家专门从事翻译工作。
王任叔就任后，特别强调严格遵守劳动纪律，要求准时上下班，甚至有一段时间还搞了签到簿，派人事科的人在大门口察看员工何时进门，核对和察举其与签到簿不符之处。这种做法，激起了更大的意见和不满。
聂绀弩自己不签到不说，还主张稍微迟几分钟，不必计较。又对二编室的老编辑张友鸾说：如真赶不及按时签到，只要工作上质量好，不会对你像小职员那样要求，你也不应斤斤计较。
在社党支部会议上，王任叔指责聂绀弩“抗拒他”，说“二编室聂绀弩能领导，党不能领导”。
对王的这些做法和指责，聂极为反感。在另一次会上，王任叔又说聂绀弩“很难搞”，没来之前，就在出版总署听说聂“很难搞”。聂绀弩得知后，更加气愤了。
1954年，冯雪峰由于《红楼梦》研究问题遭到批判，被迫在全国文联大会上做了检讨，报纸上也发表了他的检讨文章。而到人文社年终总结之前，王任叔竟专门让冯雪峰到社里，参加支部会，就此事再做检讨。聂绀弩以为，这是王任叔在搞“逼宫”，想自己当社长。他与王任叔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愈演愈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