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者决定一鼓作气,乘胜推进,扩大战果,一举拿下倔强执拗、有浙东人的硬气的冯雪峰。

第二天上午,在文联大楼召开参加党组扩大会的各单位负责人联席会。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和郭小川都出席了,邵做了一下总结,决定“继续打开局面”,又具体安排曾是左联成员的陈荒煤、沙汀和周立波,以及理论家何其芳发言。下午楼下开会斗争萧乾,楼上陈荒煤、沙汀和周立波在做批冯发言准备。

为给批冯提供更具杀伤力的弹药,晚上9时,郭小川还去访问了三十年代中期在上海中共地下党特科系统工作的王学文,请他具体谈冯雪峰与左联的关系。郭在当天日记中写下了一句:“他(笔者按:指王)对雪峰印象极其不好。”

午夜,电闪雷鸣,风雨大作,把服了安眠药后入睡的郭小川惊醒了。

第二天下午,郑振铎、李伯钊讲话后,有人要求主席团命冯雪峰交待问题。冯只得上台发言,他讲了若干事实经过,但否认夏对自己说过周、夏是蓝衣社特务、法西斯,以及摧毁上海地下党等指控,就昨天发言中一些与事实不符的指责为自己做了辩护。据说,他的发言是在周扬指定邵荃麟的“帮助”下准备的,以关键当事人的身份,按照周扬定下的调子,为“两个口号”论争、“四条汉子”等历史问题重新“定性”。然而,冯雪峰的陈述仍不能使与会者满意,被认为“讲得很空洞”,为自己辩解,没讲完即被粗暴打断,硬给轰下了台。

《万象更新图》 丁聪、方成、叶浅予、江有生、米谷、沈同衡、英韬、张光宇、张仃、华君武合作

漫画《万象更新图》(局部),刊于1956年1月号《文艺报》;图中画了近百位作家,有的在写作,有的在采风,郭小川此时正在参与整理胡风材料。

8月16日下午第十八次会议,先后发言批冯的,有张天翼、袁水拍、陈荒煤和何其芳。陈荒煤申明其发言是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来揭发冯雪峰在上海如何以“钦差大臣”的姿态出现,“打击”、“分裂”、“破坏”上海地下党的活动。他还揭发了一件事,说胡乔木到边区去的时候,冯雪峰派李凡夫一路监视。但他主要还是拿历史问题说事,提出了一大堆问题,要冯雪峰回答:“发起两个口号的论战,动机是什么?”“你对各地组织随意打掉,否认别人的党籍,你自己呢?”“为什么你二十年来对叛徒、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毫无警惕,相处泰然,把他们当作知己,这样亲近,而对地下党员却戒备很严,仇恨很深,为什么?”前一个问题他自己替冯做了回答:“蒙蔽鲁迅,假鲁迅之手打击左联,打击地下党。”

何其芳在发言中先呼应夏衍,说夏的揭发使自己“很激动,很愤慨”,接着给冯扣了两顶大帽子:“反党分子”和“个人野心家”。他回忆1945年、1946年在重庆时,曾有一个地下党员告诉他:“雪峰是胡风派。”又指出当时在党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胡风发言反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提法,后来冯雪峰就以“画室”的笔名写了《题外的话》公开响应,讥笑“政治性”、“艺术性”的说法经不起“一连反问三次”。冯雪峰还写了《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更极力为胡风的反动文艺理论辩护”。何其芳又以冯雪峰的其他论文和杂文为靶子,批判其“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以及“一些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宣扬个人主义、唯心主义以及其他某些使人吃惊的反动思想”,所列举的几篇文章中,就有1954年12月31日毛泽东批给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及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等人阅读的《火狱》。何其芳最后断定冯雪峰“有很大的权力欲望”,从陕北到上海时“把个人驾乎党之上”,“以钦差大臣自居”云云。

8月17日上午,郭小川和周立波、沙汀又一起去找王学文。王跟他们谈了冯雪峰“确实说胡风是党员,而又决定停止左联的党员活动”的情况。回到文联大楼,周扬立即召集邵荃麟、林默涵、刘白羽和郭小川开会,商讨下午会议如何开。林默涵认为冯的问题已经搞得差不多了,党组负责人中应当有人出来讲讲话。他建议由党组副书记郭小川发言,说他有“分析能力”,因为8月4日郭批判丁玲的发言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郭表示不愿意讲,说自己来作协后,主要做事务性工作,并不了解冯雪峰。周扬和刘白羽都赞成他讲。郭推辞不掉,只好应承下来,但提出了“讲什么”的问题。

《郭小川全集》第9卷书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林默涵马上出了个主意:可以看看胡风的“供词”,讲讲冯和胡风的关系,他们两个人的思想完全是一致的。还说胡风“供词”,他家里就有,郭可以去取。郭又提出,发言光讲这个问题是不够的。林说:“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一下嘛。”

晚上8点,郭小川回到家即开始看冯雪峰的材料。第二天星期日,6点多起床,接着看材料。下午去林默涵那儿取来胡风“供词”,继续看。19号上午上班后,几位组织者又磋商了一下下一阶段行动步骤。下午、晚间郭一直在准备发言,午夜12时才睡。20日下午两点会议开始,郭仍一个人在楼上做准备。等他下楼走进会场时已近4点,周立波、艾青和王蒙都已讲完,陈涌正在发言。

此前周立波的发言,主要引征他和沙汀、郭小川从王学文那里了解来的一些材料,判定冯雪峰1936年到上海后非调走周扬、挑起两个口号论争,决定停止党团活动等做法,对上海党组织“文委临委”造成了五次打击,由此他气势汹汹地逼问冯雪峰:“你为什么要假借中央的名义,来打击党的地下的组织?你欺骗了中央,打击了当时地下党的一百多个同志,你怀的是什么样的黑色的心肠?”还反问道:“当年在上海大闹天宫以后,为什么又要逃跑呢?”

袁水拍发言后,经过充分准备的郭小川,终于披挂上阵。他先给冯雪峰接触的人列了一个表,有胡风、姚蓬子、韩侍桁、冯达、黎烈文、孟十还、彭柏山、刘雪苇、吴奚如、潘汉年、萧军、尹庚、丁玲、陈企霞、顾学颉、舒芜、张友鸾,说这些人中有的是反革命分子、特务,有的是右派分子、反党分子,有的是叛徒,有的是政治面目不清、思想反动的人。之后以反问方式下了个结论:“雪峰所接近、所信任的人中间到底能找出几个好人来呢?”接着又着重谈冯雪峰和胡风及丁、陈的关系,一面判定“两个口号”论争、鲁迅“答徐懋庸”信,都“是冯、胡的共谋”,“十分残忍地打击了上海党组织”,“分裂了文艺界,也分裂了党”。说到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也是雪峰起草好了,跟胡风商量的”,“这不是挑拨是什么?”他说:“雪峰还要把周扬送出去留学,送到延安,而后又假借中央的命令,停止了党团活动,这两方面双管齐下,必欲置上海党组织于死地而后快。”还说胡风和冯雪峰“一个反革命分子,一个个人主义野心家”,“在上海那样的历史条件下结成了反党联盟”。再从左联时期的丁、冯关系提起,一直说到五十年代,结论是,“中国文艺界的两大反动集团,雪峰都沾了边”。

郭小川语速特快,雄辩滔滔,讲了一小时有余。火力很猛,效果不错,达到了预期目的。林默涵认为“还好”。至此,这一战役似乎可以鸣金收兵了。

但周扬却始终未表态。或许是因为郭讲得过于露骨,与事实出入太大,这一点周扬心里应该清楚。会后冯雪峰也就此向邵荃麟提出。邵表示:“事实是可以查对核实的”,而问题的要害是,“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

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以《丁陈集团参加者 胡风思想同路人 冯雪峰是文艺界反党分子》为题的斗争冯雪峰的报道。稿子是郭小川起草的,但报道中未见郭的署名,发表前已经过周扬、林默涵阅改。此前,8月24日在周扬家里开会,几位组织者商议过这个报道。周扬甚至认为,应把报道中有关左联时期的一段话也删去,意谓“这个问题,要中央讲话,我们不要讲”。或许他觉得有点心虚,因为批判者所言不合史实之处太多,为三十年代问题“翻案”的时机恐怕尚未成熟。

8月23日第二十次会议,冯雪峰照常与会,准备继续承受批判。没想到,党组扩大会议已调整炮口,转向批判萧三、李又然、艾青,以及罗烽和白朗等人了。其后的几次会议,冯雪峰被告知勿须参加,在家里写检查。至此,对他的批斗戛然而止。

之后,为了保住党籍,在邵荃麟的点拨下,他被迫为收入1959年版《鲁迅全集》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撰写了违背历史事实的题注。结果呢?保留其党籍的承诺并未兑现,冯雪峰依然被开除出党。

这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诗人、文艺理论家和鲁迅研究家,受到了毫无诚信的欺骗和戏弄,被狠狠地耍了一回,涮了一把。

9月4日第二十五次会议,即作协党组最后一次批冯扩大会议,冯雪峰再次做了检讨,提法、口径是合乎组织者、批判者的要求的,什么“宗派主义”,“狂妄自大”,“怀疑周扬”,“对上海党组织加以打击”,“反党”,等等,等等。组织者心里一直悬着的那块石头,终于可以落地了。“雪峰的检讨似乎是有些进步”,郭小川在日记里如是记录。

面对衮衮诸公的毫无情面的批斗,冯雪峰如同走入了“无物之阵”(鲁迅语)。

孤立无助,百口莫辩,连为自己“辩诬”的权利亦被剥夺;对于横加在自己头上的种种谣诼、攻讦和诋毁,只能被迫地、屈辱地接受下来。最终以罗织锻炼的莫须有罪名,戴上了一顶“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荆冠,丢掉了他格外珍视的党籍,撤销人文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文联常务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等所有职务。

9月16日,周扬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做了《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道路》的总结性讲话,滔滔不绝,午前开讲,直到午后两点,用去三个多小时。第二天上午8点40分接着讲,10点多才讲完。

这个讲话稿,周扬先拟好一个提纲,9月11日下午与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张光年等会商一次。后据毛泽东意见做过修改,又于11月20日再呈毛审阅。毛修改后,24日批示周扬,让他阅后即送胡乔木转邓小平,并指示:“作一二次认真的讨论”,“加以精密的修改,然后发表”。毛还强调:“这是一件大事,不应等闲视之。”由周扬及其他文艺界负责人参加讨论并再度修改后,又送毛审阅。

毛亲笔改过后,以《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为题,发表于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此文有关部分,对冯雪峰做出了最具权威性的、完全彻底的思想批判和政治结论。

冯雪峰的命运,也便由此铸定了。他步入了近二十年隐忍苟活的漫长苦难人生,直至1976年1月30日饮恨辞世。

2011年3月15日于首善之区166号西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