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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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后，肃反运动拉开大幕。由于介绍他参加“左联”的胡风已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介绍他入党的吴奚如也已被定为“叛徒”，他自己历史经历和社会关系又很复杂，于是被认为“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成为了肃反的对象。这给了王任叔一个打击对立面的机会。一如鲁迅所说，在某种庄严堂皇的“大题目”之下，是就可以随意“锻炼人罪、戏弄威权”的。

南京“三张”，右为张友鸾，中为张恨水，左为张慧剑

于是乎，“独立王国”罪案，便无中生有地突然冒了出来。

在后来写的一份检讨中，聂绀弩说：“独立王国的有无，是以我是否肃反对象为转移的。”又说：“独立王国这名词，最初是张友鸾在我成为肃反对象后提出的。”

张友鸾，中国新闻界的著名报人，邵飘萍的得意弟子。上个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先后担任过《世界日报》、《民生报》、《新民报》、《立报》、《南京人报》等报纸的总编辑或社长，淹博多识，才情敏给，善编会写，在业界有口皆碑，是著名的南京“三张”之一（另“二张”为张恨水、张慧剑）。

1952年下半年，聂绀弩到南京做关于《水浒传》的学术报告，张友鸾也去听了。当时，他正受到批判，起因是他写了一部配合“三反”运动的章回小说《神龛记》，由港迁沪的大光明影片公司，把它拍成了电影，尚未上映，首都的《文艺报》和《人民文学》就发表了宏文《一部明目张胆为反动资产阶级辩护的小说》等，批判《神龛记》“美化资产阶级”，一下子使他在南京的处境变得很艰难。

绀弩60年代和友人在一起，左三为吴祖光，左四为张友鸾，右四为黄苗子，右三为陈迩冬

他见到聂绀弩，谈到以上种种，就动了离宁北上，到人文社做编辑，参加整理中国古典小说工作的念头。两位老友一谈即合，聂绀弩立即报告冯雪峰同意，很快就把张友鸾调进了人文社二编室。

不久，张友鸾即担任了小说戏曲组组长，成了二编室的业务骨干。在二编室，聂绀弩与他和诗歌散文组组长舒芜比较接近，有事总是找他们俩商量。

肃反运动中，聂绀弩一下子被“揪”了出来，成了“胡风分子”、“反革命分子”，关在一间小房子里，隔离审查，没完没了地写检查，写交待材料，检查自己的“反革命”经历，交待自己的“罪行”。

二编室的人，也都要检讨“拥护反革命分子聂绀弩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尤其是舒芜和张友鸾，更得带头检举揭发聂绀弩。

王任叔专门单独找张友鸾谈话，说是审干调查发现，抗战时期在重庆，他曾经领过国民党“军统”的津贴。所以，他既要交待自己的“历史问题”，又必须揭发聂绀弩在二编室的罪错。

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之下，终于，张友鸾不得不按照罪案制造者的意图，进行违心的“检查”和“揭发”。

在1955年7月写的一份检查中，他被迫交待了所谓“和这几个反革命分子的往来”的问题，也检讨了自己的“爱发牢骚”：“我发牢骚，常是发在某一些制度问题上。……例如说，我怕上班，过去一段长时期不遵守劳动纪律，我就说签到制度不好之类。”还揭发聂绀弩说：“聂有‘胡风黑帮型’的昂首天外的性格。在党内看不起一切同志，在社外看不起一切专家，在社内看不起一切干部。”“聂是最爱发牢骚的，骂这个，骂那个。听的人往往‘游夏不敢赞一辞’。”

在另一份思想检查和自我批判中，他又交待：“两三年来，在社内，我做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好朋友……丧失了对反革命分子的警惕性……以致被反革命分子聂绀弩钻了空子。他用吃吃喝喝的方法来和我结成好朋友，因而利用我协助他在二编室建立独立王国，企图达到他的反党活动的目的。”他还写道：“从社内二编室建为独立王国的情况看来，其中实在包含有反党、反领导、破坏组织制度、破坏劳动纪律这一系列的内容。”

所谓“独立王国”问题，就这样被言之凿凿地提了出来，并且上升到了“反党”的吓人高度。那么，“反党、反领导、破坏组织制度、破坏劳动纪律”，具体所指到底又是什么呢？

先看“反党、反领导”：“任叔同志初来社的时候，参加二编室的会议，会后和我谈了几句寒暄的话，聂就说我扒上高枝儿了。……他时常把党内消息告诉我听，我也时常把群众意见反映给他。……这个王国是现有的国王和臣民的，君不负臣，臣亦不负君。……有了这样坚强的王国基础，聂才敢于进行他的破坏活动。他说某领导有农民保守作风，某领导低能；我也就跟着他这样说。尤其是对于任叔同志，他进行过许多诬蔑，我也常信以为真。在某一些工作上或制度上，二编室同志们提出的意见，聂总是说，是由于任叔同志的反对因而不能实现。……这段时间，我们小广播、发牢骚，可以说没有一次不说到任叔同志的。”

绀弩诗稿

再看“破坏组织制度、破坏劳动纪律”：“最明显的是表现在上下班签到制度上面。对于这一制度，早先，我主观地认为，编辑工作既是脑力劳动，又是集体劳动中的个体劳动，只要能增加生产，何必一定讲究上班下班。记得王任叔同志曾和苏联出版社负责同志问过，苏联出版社是没有不上班的编辑。我还是想，可能苏联出版社的编辑室设备比我们不同哩。——我只是抗拒这一制度。起初，我也还晓得，建议尽管建议，在建议未被采纳之前，总还要遵守原有的制度。但是，连这一原则后来我也不理了。因为聂说过，‘在家里工作，只要我知道就行了。’于是上班下班，任意而行。某次，人事科检查签到实际情况，我就大生其气。我说，社内出入有三座门，不应只查一座门。”

被隔离审查的聂绀弩，在检查和交待中，也提及自己犯有“对劳动纪律不重视”、“不尊重领导意见”、“对被领导的放任自流”，以及“生活散漫”、“吃吃喝喝”等“许多错误”，并说自己“用这种方法来博得二编室部分人对我个人的不正常‘拥护’，同时也就造成对社的不满情绪，而形成一种独立王国的状态”。

对所谓“独立王国”之罪名，他终于不得不违心承认：“尽管我主观上不愿做这领导工作，恨不能早就解除这一职务，毫无当小领袖、要谁拥护我之意，客观上却可以说是搞小圈子或独立王国，即所谓分散主义。”

就这样，他越写检查和交待，“越觉得自己像个由国民党或简直由特务机关派来的”，“越写越恐怖”，写来写去，甚至产生了一种“大虚无”、“大恐怖”。

结果，被认为“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的聂绀弩，直到1957年2月，才做出结论和处理意见。而结论里却又根本未提所谓“独立王国”问题，只说他“长期以来，在政治上摇摇晃晃，思想上极端自由主义，生活上吊儿郎当，对组织纪律极端漠视，毫无原则和立场，以致在政治上敌我不分……”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处分，撤消人文社副总编辑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