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译本的地位

第六节　辜鸿铭译本的地位

在国内，人们对辜鸿铭儒经翻译的评价泾渭分明：以王国维、胡适为代表的评论家持否定的态度，大加鞭挞；以林语堂为代表的评论家却持赞美肯定的态度，推崇备至。虽未见否定派对《论语》译本的专门评价，但王国维在对辜鸿铭的英译《中庸》潜心研究之后，在《书辜汤生英译〈论语〉后》中指出了辜鸿铭存在的大弊两条，小弊若干。胡适也称：“我得读辜先生译的《中庸》，感觉很大的失望。大概当时所谓翻译，都侧重自由的意译，务必要‘典雅’，而不妨变动原文的意义与文字。”245

林语堂也曾从事过儒经的翻译，他对辜鸿铭英译儒经大加赞赏。他认为辜鸿铭的《中庸》翻译卓越聪明。1956年，在辜鸿铭英译《论语》重印本序中，他说：“辜鸿铭先生以英文译《中庸》，为众所崇仰，而有《〈论语〉译英文》一书，……知其为精心结撰之作，不禁狂喜。”246

《清史稿》中，作者也称：辜鸿铭“译四子书，……西人见之始叹中国学理之精，争起传译”。247(https://www.daowen.com)

在国外，苏慧廉曾中肯地评价过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他说：“学习者应该感谢他，一位有教养的中国人，用流利的英语译释了这一经典，这是极有价值的。”“辜鸿铭的译本是为不熟悉汉语的英语读者服务的，这个译本在更大程度上是释义，而非翻译……。”248

对于任何一部著作，褒贬不一，这才是学界的常态。对于辜鸿铭的《论语》译本，缺点和不足固然存在，但显著的优点和长处也绝不可否认。辜鸿铭翻译儒经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儒学，在当时基督教和英语明显处于强势地位的情况下，作为一个中国人首次独立和主动地向西方翻译儒经，他的译本无疑对西方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起到了以前译本所起不到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其原本的目的。对于后来的译者，他的译本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后来的译本很多都带有辜鸿铭译本的印记。

典籍翻译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它需要有对原文及其文化内涵的深刻的理解和把握，还需要对外语即目的语深厚的造诣。二者缺一不可。在翻译手法上，直译与意译需要有机的统一，既要体现原文的外貌，更要体现原文的本质。对于不同水平和有不同需求的读者群，译者应有预先的估计：不同层次的读者应拥有不同层次的译本。只有如此这般，才能让读者真正了解中华文化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