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首屈一指的全球超级大国，其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影响力遍及世界，深刻影响甚至决定了战后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因此，关于美国对外战略的研究始终是国际关系学界的热点。随着这一领域相关探索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挖掘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及其演化背后的逻辑，从而更为深刻地诠释历史、把握现实并找到研判未来的线索。通过系统回顾已有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我发现，无论是传统的以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体系中心论，还是冷战后兴起的、建立在反思体系理论基础上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和国家中心论，都无法就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及其演化的内在逻辑给出令人满意的学理解释。基于此，本书致力于在国际体系变量和国内政治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国内社会变量，以此构建一个更为系统并且更具说服力的阐释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逻辑的“社会联盟理论”，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社会联盟理论认为，美国的对外战略本质上是一个由体系、国家和社会三层次变量相互作用的产物。在其形成和演化的过程中，基于美国特殊的“国家—社会”关系，来自国际体系的压力并不能直接发挥塑造作用，必须通过对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施加影响，才能参与到美国对外战略制定背后的政治过程中来。因此归根到底，美国外交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是国内不同社会利益在对外战略偏好方面的共识与冲突，它们来源于美国在自身工业化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以国内不同地域、社会阶层和产业部门为代表的各种社会力量发展的非同步性与非均衡性。随着国际体系、国际格局尤其是美国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演化，多元化的国内社会力量在对外战略方面既有可能产生彼此相似的利益诉求，也有可能形成相互冲突的选择偏好。在这一背景下，为了增强政策影响力，进而在与国内竞争者的较量中取胜，最终使得美国的对外战略选择符合自身的利益诉求，这些社会力量往往致力于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基于共同利益和偏好的社会联盟。由于美国奉行以代议制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制度，总统和国会议员等政治精英从赢得竞选连任和推动政策议程顺利实施等个体政治理性出发，在制定对外战略的过程中便不得不考虑自身所依靠的那些社会联盟的利益，这就导致国内社会联盟得以通过影响政治精英的政策立场而在国家/政府层面形成了彼此合作或相互对抗的政治联盟。最终，以国会政治博弈为平台，美国的对外战略选择便成为在这一过程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多数联盟意志的体现。基于此，本书认为，以国际体系压力及其影响为干预变量、以国家/政府层面的国内政治博弈为中介变量、以国内社会联盟的利益诉求及其力量对比变迁为核心变量所体现出的政治学因果机制，构成了美国对外战略形成与演化的根本逻辑。

在上述根本逻辑的基础上，具体推动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国内政治运作机制主要分为三类；与之相应，对于美国对外战略实践的研究也应有三种理论视角。首先，二战后初期，由于“两极”格局的形成，来自国际体系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压力与美国国内主流的社会利益之间出现“共振效应”，由此导致社会联盟格局的演化得以在国家/政府层面形成稳定的以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为基础的跨党派多数政治联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便体现为“强国家、弱社会”；相应地，其对外战略背后的国内政治运作机制则表现为“党派合作”（或“强总统、弱国会”）。可以说，这就是当时所谓“冷战共识”形成的国内政治—社会背景。在这一背景下，分析该阶段美国对外战略的实践即应从体系中心视角入手，以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的演化作为最重要的参考因素。其次，20世纪70年代以后，尽管美苏战略对峙的两极体系并未发生变化，但随着美国国内东北部—南部主导性社会联盟因内部利益冲突而逐步走向分裂，维系此前“冷战共识”的稳定跨党派多数政治联盟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围绕对外战略制定的政治博弈便不可避免地出现，美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随之逐步演变为“强国家、强社会”，其对外战略制定背后的政治运作机制也因此兼具了党派合作与权力制衡的双重特点，形成了“合作—制衡”（或“强总统、强国会”）机制。基于此，这一阶段美国对外战略的实践已不再完全符合“体系中心”的逻辑，我们必须把研究路径由体系中心视角转变为体系—国家视角，将国内变量纳入分析范畴，只有这样才能全面理解美国对外战略所体现出的复杂性甚至矛盾性。最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来自国际体系层面的压力对美国对外的战略形成和演化的影响急剧衰减，体系作为“干预变量”的效应大为弱化。因此，国内社会利益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所形成的内在矛盾在美国外交中的影响进一步显现。由于两党各自代表的社会联盟出现了截然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诉求，它们在对外战略上的差异和分歧已经完全取代共识与合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开始进一步发展为“弱国家、强社会”，社会力量间的激烈较量左右了国内政策议程，使得美国对外战略背后的国内政治运作机制演变为一种“政治极化”（或“弱总统、强国会”）模式，即国内任何一支社会力量都无法在政治上形成多数联盟，并且两党之间无法实现妥协。结果是，美国的对外战略在冷战后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漂移或摇摆状态。基于此，对于这一阶段美国外交实践的观察与分析应持国家中心视角。

按照上述理论与机制，我们可以进一步把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化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即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兴起、衰落与瓦解。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核心特征在于对国际制度、多边国际合作的强调及其背后的支柱——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积极运用。二战后初期，苏联的战略威胁和欧洲的极端羸弱等国际体系压力的作用，以及美国的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竞争力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现实，共同导致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出现了有利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转向的各类积极因素。特别是东北部的工商业和金融力量与南部种植园主在对外扩张方面形成共同的战略利益，民主及共和两党中的“温和派”成为国会主流的政治力量，以及美国经济在战后“黄金时期”的持续快速发展等，推动国内形成了著名的“冷战共识”，即两党共同致力于推行依靠美国领导的多边国际合作、国际制度与美国无与伦比的力量相结合的、以遏制苏联战略扩张为核心目标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杜鲁门到约翰逊历届政府的推动下，自由国际主义发展为美国在二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稳定性最高的一项对外战略。(https://www.daowen.com)

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尽管国际体系的“两极”特性并未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但以越南战争为催化剂，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赖以运转的美国国内基础——东北部和南部合作形成的自由国际主义社会联盟——开始出现分裂，致使自由国际主义逐渐走向了衰落。究其根源，主要是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巨大变迁，美国传统的政治、经济中心东北部在经历“去工业化”的转型阵痛中渐趋衰落，代表东北部传统工业力量和劳工阶层利益的民主党人开始日益倾向于以战略收缩、贸易保护主义和多边国际合作等“低成本”的方式遏制苏联，而随着新兴崛起的中西部和南部产业地带力量的渐趋强大，代表这部分社会利益的共和党人则开始日益倾向于以战略扩张、自由贸易和单边主义等强势外交政策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因此，原先支持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核心力量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出现了明显分裂。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冷战时期苏联对美国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始终是超越党派、地域和阶层等国内政治、社会力量的核心因素，尽管自由国际主义的社会联盟开始出现内部分化，但两党在遏制苏联的战略目标方面仍然维持着共识，因而该战略大体上维持到了冷战结束之时。

到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维系“冷战共识”和自由国际主义联盟的体系力量（即“干预变量”）已经彻底不复存在，因而国际体系因素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力急剧弱化。与此同时，随着东北部/太平洋沿岸与南部/中西部利益诉求差异的进一步增加，两党及其各自代表的社会力量在对外战略选择上便逐渐呈现出日益显著的“极化”趋势。结果导致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冷战后彻底瓦解，美国的对外战略随之一直处于“扩张”与“收缩”交替的“钟摆”状态中。由于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社会联盟重组彻底重塑了美国国内社会力量对比的格局，因而美国对外战略的这种极化和摇摆现象在未来短期内将难以出现根本改观。

总之，通过对体系、国家以及社会三层次研究变量及其相互关系的统筹与梳理，本书旨在重点探究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和演化背后的核心动力及其蕴含的根本逻辑，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历史与现实挖掘每个发展阶段的实践运作机制与相应的理论研究路径，从而构建出一个更为系统、科学并更具说服力的关于美国对外战略形成与演化的理论框架。通过分析与论证，本书将表明，社会利益及其力量对比格局在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和演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因此，“社会联盟理论”的构建将进一步丰富并深化国际关系学界对美国外交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