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界定、核心论点与理论假设
1.社会联盟的概念界定
“社会联盟”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作为一项概念的出现，主要源于国际政治经济学（IPE）对于国内社会力量在政府制定对外经济政策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探讨。［69］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国际关系学与比较政治学相互融合的趋势不断显现，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开始从社会联盟的理论视角解释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70］在现代大众政治日益兴起的条件下，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只有了解主要社会集团的具体利益，才能获得足够的政治支持，进而推动政策议程的顺利实施。伴随全球性经济体系的扩展，世界上多数国家会卷入国际分工的价值链中，因此国内社会的利益分配便难免打上国际经济的烙印。基于此，社会联盟的形成即为国际经济联系对国内社会力量的福利不断影响的结果。［71］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联盟可以被界定为在政府对外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拥有相似利益诉求和政策倾向，并试图影响决策过程的社会力量的结合。［72］
从狭义的对外经济政策延伸开来，社会联盟基于经济利益方面的诉求与偏好，可以对一国整体对外政策或战略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73］按照学界对社会联盟的微观论述，可将其进一步理解为以国内产业地理为载体、以社会阶层和经济部门为两大内核的社会力量的联合体。［74］不同的社会联盟由于在国家与外部世界的经济互动中产生了不同的利益诉求，因而在包括贸易政策、军费开支、海外干预等方面的具体政策议程上形成差异化的倾向，由此从整体上作用于国家的对外战略。［75］
就美国而言，由于其经济发展和国力壮大主要依靠的是建立在古典自由主义理念基础上的自由市场、个人主义和由竞争意识而来的企业创新精神，政府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较小，因而一种高度发达的市民社会和法治观念得以不断崛起，社会力量对美国政治和外交的影响也比其他多数国家更为重要和显著。追根溯源，这种发展模式得益于其背后一系列不可复制的先天优势，尤其是极为有利的工业化时机、丰富的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民族信仰。这一系列特性使得美国通过“自下而上”的政治发展路径，以代议制民主这一中介将国家与市民社会连结起来，其中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举产生的代表来行使对于政府的最终控制权。［76］因此，在美国的“国家—社会”关系中，社会力量远为强大，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的政治是植根于社会的。此外，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也使美国的国内社会力量具有深度参与政府决策的多样化、成熟化以及制度化路径。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理查德·本塞尔（Richard Bensel）所声称的，社会力量在美国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77］
基于此，以国内不同的产业地理为载体，社会联盟在美国对外战略制定和演化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三大力量中心：东北部、西部和南部。以社会阶层和产业结构分层为内核，上述三大力量中心随着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体系因素的变化，则产生了利益诉求多样化、分层次，并且处于不断变动状态的社会联盟，由此构成特定时期的国内社会联盟格局。例如，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美国东北部社会联盟——主要是工业生产部门和工人、企业家及金融业者等社会阶层——由国内制造业和经济发展的现状决定，致力于在增强自身影响力的同时避免来自欧洲尤其是英国更为强大的工业产品和金融力量的挤压，因此倾向于对欧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并抢占更多海外战略资源（如在拉美和东南亚进行扩张）。而南部社会联盟——主要由种植园经济和种植园主构成——则从自身与欧洲紧密且互补的经济关系出发，致力于推行自由贸易并避免因海外战略资源争夺恶化与英国的关系。然而二战以后，由于美国制造业的实力已经远远超越欧洲各国，因此变化了的现实使得东北部社会联盟的利益开始建立在海外扩张和自由贸易基础上，从而实现了与南部社会联盟利益的融合。基于此，便可以简单勾勒出一条美国社会联盟格局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的变化曲线，即从东北部和南部两大社会联盟的对立到两者之间的联合，后者为冷战时期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兴起提供了根本的国内前提。
更进一步讲，由美国国内社会联盟格局所决定，代表不同社会联盟利益的政治精英（如总统和国会议员）便在围绕对外战略制定而引发的国内政治过程中形成了相应的政治联盟及其力量对比格局。由于美国的政治选举是以地域/选区为单位进行的，选举的进程和结果有着鲜明的以地域为载体的国内社会联盟的色彩，因此，在这种国内政治选举模式的基础上，由国会政治博弈的“简单多数”及“绝对多数”原则所决定，美国的对外战略选择便成为在特定时期的国内政治博弈中占据多数位置的政治联盟意志的体现，而后者从根本上反映出的则是同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内社会联盟的利益诉求。［78］例如，从冷战伊始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国会内部形成的由东北部“洛克菲勒”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组建的自由国际主义政治联盟之所以能够在对外战略制定过程中占据绝对多数的有利地位，主要因为这一政治联盟反映的就是在此期间美国国内主导性社会联盟——东北部—南部联盟——的利益。［79］对于以上内容，后文将结合历史进行重点分析，并通过列举国会议员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投票行为，发现相应的国会政治联盟及其背后的国内社会联盟格局的历史变迁轨迹。
2.社会联盟理论的核心论点
基于体系中心论、国家中心论以及新古典现实主义在理论假设、变量选取和逻辑推理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本书将在上述三种研究路径的基础上提出关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社会联盟理论，将体系、国家和社会三个层次的研究变量结合起来，从而构建一个更为科学和更具说服力的学理框架，用以重点阐释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形成与演化背后的根本逻辑、核心动力及其政治运作机制和实践分析路径，从而为美国对外战略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具体而言，这一理论由以下三个方面的核心论点构成。
第一，美国的对外战略本质上是一个由体系、国家和社会三层次变量相互作用的产物。在其形成和演化的过程中，基于美国特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自国际体系的压力并不能直接地发挥塑造作用，而必须通过对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偏好施加影响，才能参与到对外战略制定背后的政治过程中来。因此，美国外交背后的根本动力是国内不同社会利益在对外战略偏好方面的共识与冲突，它们来源于美国在自身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以国内不同地域、社会阶层和产业部门为代表的各种社会力量发展的非同步性（asynchronism）与非均衡性（unevenness）。随着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的不断演化，多元化的社会力量在对外战略方面既有可能产生彼此相似的利益诉求，也有可能形成相互冲突的选择偏好。在这一背景下，为增强自身的政策影响力从而在与国内竞争对手的博弈中赢得胜利，最终使得美国的对外战略选择符合自身利益诉求，这些社会力量纷纷致力于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基于共同利益和偏好的社会联盟。由于美国奉行以代议制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制度，总统和国会议员等政治精英从赢得连选连任和推动政策议程顺利实施等个体政治理性出发，在制定对外战略的过程中便不得不考虑自身依靠的社会联盟利益，就使这些社会联盟得以通过影响政治精英的政策立场从而在国家/政府层面形成彼此合作或相互对抗的政治联盟。最终，以国会政治博弈为中介或平台，美国的对外战略选择便成为在这一过程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多数联盟意志的体现。从政治发展史的角度看，由于二战后美国国内政治格局一直体现为民主、共和两党间的“势均力敌”，亦即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长期、稳定地占据执政的多数地位，因而政治多数联盟的形成必然需要超越党派（bipartisan）的合作。［80］基于此，以国际体系压力及其影响为干预变量、以国家/政府层面的国内政治博弈为中介变量、以国内社会联盟的利益诉求及力量对比为核心变量所体现出的政治学因果机制，构成了美国对外战略形成与演化的根本逻辑。这一理论视角与体系中心论、新古典现实主义及国家中心论的对比见表1。
表1 美国对外战略形成与变迁的逻辑：四种理论视角
第二，在上述根本逻辑的基础上，具体推动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国内政治机制主要分为三类；与之相应，对于美国对外战略实践的观察与分析也应有三种研究路径。（1）二战后初期，由于两极体系的形成和冷战的开始，来自国际体系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压力与美国国内主流的社会利益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共振效应”，进而使得社会联盟格局的演化——尤其是美国东北部—南部主导性社会联盟的形成——得以在国家/政府层面形成稳定的跨党派多数政治联盟。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国家—社会”关系便主要体现为“强国家、弱社会”，相应地，其对外战略形成和演化背后的政治运作机制则表现为“党派合作”（或“强总统、弱国会”）。很明显，由于美国国内主导性社会—政治联盟的形成，以权力制衡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制度安排被有效得以抑制甚至超越，这也成为“冷战共识”成功塑造的国内前提。基于此，分析这一阶段美国对外战略的实践应从“体系中心”入手，即忽略国内因素的影响，以国际格局和地缘政治演化作为最重要的参考因素。
（2）20世纪70年代以后，尽管美苏对峙的两极体系并未发生变化，但随着东北部—南部主导性社会联盟内部因利益冲突走向分裂，维系此前“冷战共识”的稳定跨党派多数政治联盟不复存在。究其原因，主要是随着美国国内经济社会的变迁，尤其是东北部传统工业中心逐渐衰落，东北部—南部主导性社会联盟内部在对外战略方面的利益冲突日渐浮现。稳定多数联盟走向分裂的结果是，美国社会在此期间在国家/政府层面无法形成稳定的跨党派多数政治联盟。因此，围绕对外战略的国内政治博弈便不可避免地出现。在苏联造成的安全威胁与社会联盟内在龃龉并存的矛盾背景下，美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随即演变为“强国家、强社会”，其对外战略形成与演化背后的国内政治运作机制也兼具了党派合作与权力制衡的特点，形成了“合作—制衡”机制（或“强总统、强国会”）。因此，这一阶段美国对外战略的实践已经不再完全符合“体系中心”的逻辑。在国内政治斗争凸显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把研究路径由“体系中心”视角转变为“体系—国家”视角，才能更为全面、准确地理解该阶段美国对外战略运行的复杂性甚至矛盾性。(https://www.daowen.com)
（3）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来自国际体系层面的压力对美国对外战略制定和变迁的影响急剧衰减，体系作为“干预变量”的效应大为弱化。因此，国内社会利益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所形成的内在冲突在美国外交中的影响进一步显现。由于两党各自代表的社会联盟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利益诉求，因此它们在对外战略上的差异和分歧取代了共识与合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进一步发展为“弱国家、强社会”，其对外战略形成与变迁背后的国内政治运作机制也随之演变为“政治极化”（或“弱总统、强国会”），即国内任何一支社会力量都无法在政治上形成多数联盟，并且两党之间在重大议题领域难以实现妥协与合作。上述局面造成的结果是，美国的对外战略在冷战结束后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的漂移和摇摆状态。基于此，对该阶段美国外交实践的观察应持“国家中心”视角（如表2）。
第三，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历史进程集中体现为自由国际主义的兴起、衰落与瓦解。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核心特征在于对国际制度、多边国际合作的强调及其背后的核心支柱——美国政治、经济与军事力量的积极运用。［81］二战后初期，由于苏联的战略威胁和欧洲的极端羸弱等国际体系压力的作用，以及美国的综合国力尤其是其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现实，共同导致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迁出现了有利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转向的各类积极因素，特别是东北部的工商业和金融力量（Northeastern Seaboard Establish-ment）与南部种植园主在对外扩张方面形成共同利益、民主及共和两党中的“温和派”（moderates）成为国会主流的政治力量。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在战后的持续、快速发展等，共同推动国内形成了著名的“冷战共识”，即两党一致推行依靠美国领导的多边国际合作、国际制度和美国无与伦比的力量相结合的、以遏制苏联战略扩张为核心目标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从杜鲁门到约翰逊历届政府的推动下，自由国际主义发展为美国在二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稳定性最高的一项对外战略。
表2 社会联盟与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三类政治运作机制及其研究路径
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尽管国际体系的“两极”特性并未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但以越南战争为催化剂，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国内基础——东北部和南部合作形成的自由国际主义社会联盟——开始出现日益加深的分裂，致使自由国际主义逐渐走向衰落。究其根源，主要是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迁，美国传统的政治、经济中心东北部在经历“去工业化”的转型阵痛中逐渐趋于衰落，代表东北部传统工业力量和劳工阶层利益的民主党人日益倾向于以战略收缩、贸易保护主义和多边国际合作等“低成本”的方式对苏联进行遏制。而随着新兴崛起的中西部和南部产业地带力量的渐趋强大，代表这部分社会利益的共和党人则日益倾向于以战略扩张、自由贸易和单边主义等强势外交政策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因此，原先支持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国内核心力量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出现了明显分裂。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冷战时期苏联对美国构成的安全威胁始终是超越党派、地域和阶层等国内政治、社会力量的核心因素，尽管自由国际主义社会联盟内部出现了分裂，但两党在遏制苏联的战略目标方面仍然维持着基本共识，因而该战略大体上维持到了冷战结束之时。
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维系“冷战共识”和自由国际主义联盟的体系力量（即“干预变量”）已经彻底不复存在，因而国际体系因素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力急剧弱化。与此同时，随着东北部/太平洋沿岸与南部/中西部利益诉求差异的进一步增加，两党及其各自代表的社会利益在对外战略选择上便逐渐呈现日益显著的“极化”趋势；其结果是，美国的对外战略在冷战结束后一直处于“扩张”与“收缩”交替的“钟摆”状态中（见表3）。由于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美国社会联盟重组彻底重塑了美国社会力量对比的格局，因而美国对外战略的这种极化和摇摆现象在未来短期内将难以根本改观。
表3 社会联盟与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历史进程
总之，通过对体系、国家以及社会三层次研究变量及其相互关系的统筹与梳理，本书旨在重点探究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和变迁背后的根本动力和逻辑，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历史与现实挖掘其每个阶段的政治运作机制与相应的理论研究路径，从而构建一个更为科学并更具说服力的关于美国对外战略形成与演化的理论框架。通过分析与论证，本书将表明，社会力量在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和演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因此，“社会联盟理论”的构建将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国际关系学界对于美国外交的理解。
3.社会联盟理论的理论假设
社会科学研究的是人类的属性和行为，目标是对现实世界进行描述性或解释性的推理。因此，特定的社会科学理论只有建立在明确的理论假设基础上，才能有效解决现实世界中相应的难题。［82］上文提出了社会联盟理论的核心观点，有必要指出这些逻辑线索和因果机制背后的理论假设，从而使这一理论框架更为完整地展现出来，以形成一个阐释美国对外战略形成与变迁的清晰逻辑链条。
社会联盟理论植根于经济学中经典的“理性人”假设（hypothesis of rational man）。［83］由这一假设出发，该理论认为，社会力量在美国对外战略方面的偏好来源于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这一经济层面的理性传导到政治层面，就演变为政治精英出于赢得选举的需要而寻求满足其所代表的社会利益诉求的“政治理性”。在此过程中，政治精英逐步发展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内政治市场”（domestic political market）中的各类“政治企业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s），他们追求的最终目标就是赢得足够多的选票以确保竞选及连任成功。［84］结果是，这些政治精英对于国际事务的态度和立场便成为社会利益及社会力量不断影响、塑造的产物。因此，社会联盟理论的核心假设就是以上两类截然不同却又紧密相关的、基于两种利益的“理性人”：一方面，从“经济理性”（economic rationality）角度出发，社会力量总是倾向于建立并扩大基于共同外交利益的社会联盟，从而尽可能多地增强政策影响力，使得美国的对外战略朝着有利于自身经济利益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出于“政治理性”（political rationality），总统特别是国会议员不得不以自身所代表的那部分社会联盟在对外战略方面的利益诉求为决策行为的出发点，以推动实现自身的政治利益。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前提假设下，以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为合法化形式的政治博弈便应运而生。［85］最终，美国的对外战略不可避免地成为在国内政治博弈中处于多数或主导地位的社会联盟利益或偏好的反映。［86］
不难看出，社会联盟理论将其假设建立在利益基础上的做法，较之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战略文化理论具有可证伪性、追踪性和解释力更强等优势。此外，该理论以国内社会、政治利益为出发点进行分析，相较于体系中心论将国家作为一个统一单元，进而围绕所谓国家利益解释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及其演化的做法，增加了变量的个数，强化了逻辑链条的完整性。最后，与国家中心论相比，社会联盟理论将社会利益作为政治利益决定因素的假设超越了政治制度的约束，完善了对美国对外战略背后的政治过程的理解。总之，通过借鉴并在此基础上对既有相关研究的完善，本书致力于提供一种新的理解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形成与演变背后的根本逻辑及其内在政治运作机制的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