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结论
1.本书的理论贡献
本书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反思既有的关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三种研究路径——体系中心论、新古典现实主义和国家中心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并且更为科学的分析框架：社会联盟理论。这一理论将国内社会变量纳入研究范畴，形成体系、国家和社会三重变量“三位一体”的研究模式，由此进一步完善了解释美国对外战略形成与变迁的逻辑链条，构建了一套更为明确和严格的因果解释机制。通过本书的论述，可以清楚地发现社会联盟理论在分析美国外交尤其是阐释二战后美国外交的历史演化、现实状况和未来走向方面具有的解释力。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三点。
首先，美国特殊的“国家—社会”关系决定了社会力量在美国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社会力量的首要性传导到对外战略层面，便体现为国内多元化的社会利益及其内在的一致性和冲突。通过社会联盟格局的演化构成了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变量，这一点是美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国家不同的“特性”。
其次，社会变量之所以能够在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过程中发挥核心变量的作用，还在于随着自身国力的不断壮大以至于最终发展为首屈一指的全球超级大国。19世纪末尤其是二战后的国际体系为美国的对外战略行为提供了极为广阔的空间，因此，体系变量不足以解释美国对外行为的变化，体系因素只能作为外部干预变量，通过影响国内社会行为体的利益诉求以及偏好，最终传导到国内政治过程层面。基于此，体系变量和社会变量对于美国外交的重要性存在根本性差异。
第三，以社会变量作为核心变量的科学性还植根于美国政治中经典的“理性人”假设。由这一假设出发，该理论认为社会力量在美国对外战略方面的偏好来源于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而这一经济理性传导到政治层面，就演变为政治精英出于赢得选举的需要而寻求满足其所代表的社会利益诉求的“政治理性”。在此过程中，政治精英逐步发展为身处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内政治市场”中的各类“政治企业家”，他们追求的最终目标就是赢得足够多的选票以确保竞选及连任成功。其结果是，这些政治精英对于国际事务的态度和立场便成为社会利益及社会力量不断影响、塑造的产物。因此，社会联盟理论的核心假设就是以上两类截然不同却又紧密相关的、基于两种利益的“理性人”：一方面，从“经济理性”角度出发，社会力量总是倾向于建立并扩大基于共同外交利益的社会联盟，从而尽可能多地增强政策影响力，使得美国的对外战略朝着有利于自身经济利益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出于“政治理性”，总统特别是国会议员不得不以自身所代表的那部分社会联盟在对外战略方面的利益诉求为决策行为的出发点，以推动实现自身的政治利益。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前提假设下，以代议制民主政治制度为合法化形式的政治博弈便应运而生。最终，美国的对外战略选择总是不可避免地成为在国内政治博弈中处于多数或主导地位的社会联盟利益或偏好的反映。
总之，通过将社会变量引入美国对外战略的研究当中，社会联盟理论提出了一个更为完整和清晰的解释美国外交历史演化的逻辑链条，即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化本质上是一种以国际体系压力及其影响为干预变量、以国家/政府层面的国内政治博弈为中介变量、以社会联盟的利益诉求及其力量对比为核心变量所构成的政治学因果机制。
第二，本书的理论贡献还在于，在提出了社会联盟理论的基本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了具体推动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三类国内政治机制以及与之相应的三种研究美国对外战略实践的路径或视角，从而颠覆了传统的、静态化的研究美国外交的理论模式。首先，二战后初期，由于美国国内形成了稳定的以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为核心的跨党派多数政治联盟，美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才得以发展为“强国家、弱社会”。因此，其对外战略的政治运作机制才能够表现为“党派合作”（或“强总统、弱国会”）。以此为前提，才能运用体系中心的视角分析这一阶段美国对外战略的实践。其次，20世纪70年代后，尽管美苏对峙的两极体系并未发生变化，但随着东北部—南部主导性社会联盟内部因利益冲突走向分裂，此前维系“冷战共识”的稳定的跨党派多数政治联盟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围绕对外战略的政治博弈便不可避免地出现，美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开始演变为“强国家、强社会”，其对外战略的政治运作机制也随之兼具党派合作与权力制衡的特点，形成“合作—制衡”机制（或“强总统、强国会”）。因此，这一阶段美国对外战略的实践已不再完全符合“体系中心”的逻辑，必须把研究路径由体系中心视角转变为体系—国家视角。最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来自国际体系层面的压力对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和演化的影响急剧衰减，体系作为“干预变量”的效应大为弱化。因此，国内社会利益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所形成的内在冲突在美国外交中的影响进一步显现。由于两党各自代表的社会联盟出现截然不同的利益诉求，在对外战略上的差异和分歧取代了共识与合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开始发展为“弱国家、强社会”，其对外战略背后的政治运作机制随之演变为“政治极化”（或“弱总统、强国会”），即国内任何一支社会力量都无法在政治上形成多数联盟，并且两党之间无法实现妥协。结果是，美国的对外战略在冷战后始终处于“钟摆”状态。基于此，对于这一阶段美国外交实践的观察应持国家中心视角。
第三，本书的理论贡献也在于，将社会联盟的理论视角和框架运用于分析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实践中，并将其历史演化分为明确的三个阶段，从而更为清晰地梳理了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线索。按照本书的理论划分，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化历程可以简要总结为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兴起、衰落与瓦解。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核心特征在于对国际制度、多边国际合作的强调及其背后的支柱——美国力量的积极运用。二战后初期，由于苏联的战略威胁和欧洲的极端羸弱等国际体系压力，以及美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现实，共同导致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出现了有利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转向的各类积极因素。特别是东北部的工商业和金融力量与南部种植园主在对外扩张方面形成共同利益，民主及共和两党中的“温和派”成为国会主流的政治力量，以及美国经济在战后的持续、快速发展等，推动国内形成了著名的“冷战共识”。即两党共同致力于推行一种依靠美国领导的多边国际合作、国际制度以及美国无与伦比的力量相结合的、以遏制苏联对外扩张为核心目标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从杜鲁门到约翰逊历届政府的推动下，自由国际主义发展为美国在二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稳定性最高的一项对外战略。
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尽管国际体系的“两极”特性并未出现根本变化，但以越南战争为催化剂，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国内基础——东北部和南部合作形成的自由国际主义社会联盟——开始出现分裂，致使自由国际主义逐渐走向衰落。究其根源，主要是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迁，美国传统的政治、经济中心东北部在经历“去工业化”的转型阵痛中渐趋衰落，代表东北部传统工业力量和劳工阶层利益的民主党人日益倾向于以战略收缩、贸易保护主义和多边国际合作等“低成本”的方式遏制苏联，而随着新兴崛起的西部和南部产业地带力量的渐趋强大，代表这部分社会利益的共和党人则日益倾向于以战略扩张、自由贸易和单边主义等强势外交政策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因此，原先支持自由国际主义的核心力量东北部—南部联盟出现了明显分裂。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冷战时期苏联对美国构成的安全威胁始终是超越党派、地域和阶层等国内政治、社会力量的因素，因而尽管自由国际主义社会联盟内部出现了分裂，但两党在遏制苏联的战略目标方面仍然维持着共识，因而该战略大体上维持到冷战结束之时。
到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维系“冷战共识”和自由国际主义联盟的体系力量（即“干预变量”）已经不复存在，因而国际体系因素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力急剧弱化。与此同时，随着东北部/太平洋沿岸与南部/中西部利益诉求差异的进一步增加，两党及其各自代表的社会利益在对外战略选择上便逐渐呈现日益显著的“极化”趋势。其结果是，美国的对外战略在冷战结束后一直处于“扩张”与“收缩”交替的“钟摆”状态。由于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美国社会联盟重组彻底重塑了美国国内社会力量对比的格局，因而美国对外战略的这种“极化”和“摇摆”现象在未来短期内难以出现根本改观。
总之，通过对体系、国家以及社会三层次研究变量及其相互关系的统筹与梳理，本书旨在重点探究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和变迁背后的根本动力和逻辑，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历史与现实挖掘其每个阶段的政治运作机制与相应的研究路径，从而构建出一个更为科学并更具说服力的关于美国对外战略形成与演化的理论框架。通过分析与论证，本书已经表明，社会力量在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和变迁的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因此，“社会联盟理论”的构建将进一步丰富并深化国际关系学界对于美国外交的理解。
2.美国外交的“后冷战共识”能够形成吗？
冷战结束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随着苏联的瓦解、9·11恐怖主义事件的爆发，以及美国发动两场最终走向失败的战争，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如何平衡美国对外战略的根本目标与实现手段方面的共识正变得越来越少，到目前为止已达到了二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无论是小布什与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在伊拉克问题上出现的尖锐对立，还是奥巴马与共和党强硬派围绕阿富汗问题而产生的激烈交锋，都无一例外地表明，美国在对外战略方面的两党合作已经彻底不复存在。那么，当前美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以及国内社会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在体系、国家和社会三大变量的相互作用下，美国外交的“后冷战共识”能否得以形成？如果极化与分裂将成为美国对外战略运作背后的政治常态，其对外战略在未来又将如何演化？本节将结合社会联盟理论，对这些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体系压力“碎片化”与社会结构“两极化”
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外部干预变量，近年来，国际体系正由“一超多强”朝着“两超多强”的方向演化，即随着中国的持续、快速崛起，中美两国综合实力的差距在迅速缩小，同时两国与其他大国的实力差距在不断拉大。［41］正因如此，不少分析认为中美之间会形成类似于历史上美苏对抗的“新冷战”格局。［42］假设情况果真如此，那么中国崛起带给美国的“体系压力”将有助于其国内形成新的对外战略共识。然而，当前的中美关系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无任何可比性，中国崛起虽然能够带来一定的“体系压力”，但它给美国对外战略施加的影响极其复杂，所以中美之间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大趋势不会被冲突与对抗的简单化模式取代。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崛起本身对美国的影响将体现为一种“碎片化”的特征：两国既有可能在诸如经贸、反恐和全球治理等领域进行有效合作，又有可能在军事、网络安全和亚太地区领导权等问题上产生矛盾。［43］总之，中美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从根本上避免了美国国内形成一致对华采取遏制战略的共识。［44］
另一方面，当前美国面临的外部压力“碎片化”还体现为，随着全球化以及“单极时刻”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开始不断发酵，世界形势变得愈发混乱、动荡和无序。［45］无论是恐怖主义形势的日益严峻、全球治理难度的不断加大，还是以美俄及俄欧关系恶化为标志的传统地缘政治角力的回归，当前的国际体系使得美国国内无法就对外战略方向达成明确和统一的认识。例如，尽管近年来美国致力于集中精力进行全球战略收缩，同时推进“亚太再平衡”以制衡中国崛起，但中东、欧洲等其他地缘战略要地国际局势的变化也不断牵动着美国的神经。因此，在上述这些“碎片化”的体系压力下，如何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如何平衡亚太、中东和欧洲等地缘政治要冲的战略资源分配都将是美国外交的难题。［46］在这种背景下，体系因素无助于美国国内形成一种行之有效的对外战略共识。
如果说体系压力的“碎片化”导致外部因素不利于形成国内共识的话，那么当前美国社会结构的“两极化”则使得这种共识的构建变得更为“遥不可及”。正如本章第一节所论证的，奥巴马就任后虽然做出过弥合党派分歧与冲突、重塑国内对外战略共识的努力，但不同社会利益间矛盾的加剧决定了这种努力最终必然走向失败。2015年底，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题为《美国中产阶级衰退》的报告显示，美国成年人的中等收入人群为1.208亿，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的总数则为1.213亿，中产阶级人数首次跌破成年人口总数的一半。［47］这就意味着，奥巴马上任之初致力于改变的美国社会“1%对99%”的两极化对立结构、重振美国中产阶级的目标不仅没有实现，现实情况在其离任时反而变得更加恶化。在这种背景下，民主党与共和党各自所代表的社会联盟对外战略诉求间的鸿沟正在进一步扩大而非缩小。因此，国内社会结构的现实同样不利于美国重塑关于对外战略的两党共识。
美国对外战略的未来走向
在体系压力“碎片化”、国内社会“两极化”的背景下，美国对外战略的未来走向仍将难免呈现出本书已经多次论及的“钟摆”式特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利益冲突所引发的社会联盟在以地域（如“红州”与“蓝州”）、阶层（如“1%”与“99%”）和意识形态（如“左”与“右”）等为代表的各个方面，“两极化”程度将难以得到实质性改观。在2016年总统大选的党内提名竞争中，以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等为代表的左翼和右翼观点所产生的巨大国内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当前美国社会的极化程度已经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在这样的政治—社会背景下，任何重建自由国际主义共识的努力可能都无法取得实质性成果。极化的现实意味着政治领导人不再拥有能够赢得两党一致支持的自信，因而他们极有可能进一步倒向或左或右的阵营，从而降低自身面临的政治风险。
当然，上述宏观趋势的确立，并不意味着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外战略方面的冲突和斗争必然进一步激化，或始终维持在当前这种较高的水平。在国内政治精英已经越来越充分地认识到政治—社会极化将会给美国对外战略、国家利益以及国内公众对于外交的信心等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下，两党不排除在某些具体的外交议题领域通过利益交换（trade-off）实现某种程度的妥协，从而不断降低冲突与对抗的烈度。［48］
不少美国学者已经指出，两党完全可以利用政治游说等方式逐步实现外交政策上的合作，减少在诸如气候变化和人权等问题上的分歧。此外，民主党人可以在共和党人同意对工人的“二次培训”进行投资的前提下支持自由贸易政策。两党也可以从减轻美国全球战略负担的共同点出发，弥合在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等问题上的分歧。尽管这些措施不可能使得国内政治恢复到“冷战共识”时那样的合作程度，但毫无疑问会推动两党在对外战略的某些方面达成新的共识，从而提高美国对外决策的效率，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的战略利益及全球地位。因此，未来的美国或许更多地需要像罗斯福那样致力于推进两党合作的总统，而非小布什那样加剧党派极化的政治家。
归根到底，这些妥协与合作的实现，意味着美国今后的对外战略将必须同时减少对于多边主义以及运用美国力量两方面的强调，只有在这个总的原则之下，两党才有可能逐步打破相互敌视的局面。考虑到实用主义哲学一直以来都是美国社会最为重要的思想传统之一，美国的政治精英不排除在未来逐步朝着上述“中间方向”靠拢。
总之，在体系—社会双重结构决定了美国对外战略在未来短期内无法被一以贯之地塑造的情况下，其外交能否最大限度地服务于自身利益，将取决于国内政治精英是否能够在尽可能多的议题领域实现妥协与合作。当然，正如本书的“理性人”假设，当前的两极化现象是美国国内政治精英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他们之间妥协与合作的程度根本取决于两党利益交换的程度。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美国政治的图景与罗斯福或杜鲁门时代已全然不同，因此政治家要想更好地推进美国的对外战略，就必须在平衡国内极化了的社会联盟及其利益诉求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如同我的理论假设所指出的，这种努力的空间根本上仍将受制于既定的社会联盟格局。正因如此，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美国政治领袖的作用并非依靠一己之力，从根本上扭转极化了的国内社会现实，而是在承认这种并不美好的现实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减少其带来的负面影响，或者至少不去加剧这种影响。正如美国著名战略家、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博士在其《世界秩序》一书篇尾说的，“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而政治家必须在结果难料的情况下作出应对挑战的决策。”［49］
注 释
［1］金灿荣、王浩：《衰落—变革—更生：美国霸权的内在韧性与未来走向》，第21页。
［2］例如，在2015年度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奥巴马便呼吁两党寻求妥协，从而达成关于对外战略的国内共识。参见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5，http://nssarchive.us/wp-content/uploads/2015/02/2015.pdf.2016-02-04。
［3］王鸣鸣：《奥巴马主义：内涵、缘起与前景》，《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9期，第108—128页。
［4］“Obama Makes Plans To Close Guantanamo”，http://www.cbsnews.com/news/obama-makes-plans-to-close-guantanamo/.2016-01-29.
［5］“Barack Obama’s Inaugural Address”，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20，2009.
［6］Charles Kupchan，“Enemies into Friends：How the United States Can Court Its Adversaries”，Foreign Affairs，Vol.89，No.2，2010，pp.120—134.
［7］“The End of the Combat Mission in Iraq”，http://www.whitehouse.gov/photos-and-video/video/2010/08/31/end-combat-mission-iraq.2016-01-29.
［8］“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the Way Forward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West Point，New York，December 1，2009，The White House，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address-nation-way-forward-afghanistan-and-pakistan.2016-01-25.
［9］Barack Obama，“Speech to the United Nations’General Assembly”，September 23，2009，http://www.nytimes.com/2009/09/24/us/politics/24prexy.text.html.2016-02-03.
［10］布什政府最终没有完成这些协定的签署，因为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于2007年拒绝授予总统贸易促进授权（fast-track negotiating authority）。
［11］The Pentagon，“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the Defense Strategic Review”，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January 5，2012，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2/01/05/remarks-president-defe nse-strategic-review.2016-01-19.
［12］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Fiscal Year 2015 Budget of the United States：Historical Tables，Washington，D.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14，pp.57—59.相关分析参见王浩：《过度扩张的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及其前景论析》，《当代亚太》2015年第2期，第4—37页。
［13］PEW Research Center，America’s Global Image Remains More Positive than China’s，July 2013，http://www.pewglobal.org/files/2013/07/Pew-Research-Global-Attitudes-Project-Balance-of-Power-Report-FINAL-July-18-2013.pdf.2016-04-14.(https://www.daowen.com)
［14］阮宗泽：《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前景论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4期，第13页。
［15］Ja Ian Chong，“The Lessons of 1914 for East Asia Today：Missing the Trees for the Forest”，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9，No.1，2014，pp.7—43.
［16］Robert Gilp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chapters 3.
［17］李景治等：《反恐战争与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204页。
［18］《世界卫生组织：伊拉克战争三年平民死亡超15万》，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8-01/11/content＿7400475.htm.2016-02-17。
［19］［美］约翰·福斯特：《资本主义的金融化》，《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7期，第12页。
［20］［加］马耀邦：《美国衰落：新自由主义的穷途末路》，林小芳等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
［21］市场“专政”化一说引自资中筠：《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上），第315页。
［22］2001—2010年，美国债务占GDP的比重由56.4%猛增至90%。引自http://www.supportingevidence.com/Government/fed＿debt＿as＿percent＿GDP＿over＿time.html.2016-02-15。
［23］高程：《认同危机、社会裂痕与美国对外战略困境》，《开放时代》2012年第7期，第87—98页。
［24］Kishore Mahbubani，The New Asia Hemisphere：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8；“The Case Against the West：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Asian Century”，Foreign Affairs，Vol.87，No.3，2008，pp.111—124；Ian Morris，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The Patterns of History，and What They Reveal About the Future，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10.
［25］Fareed Zakaria，“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How America Can Survive the Rise of the Rest”，Foreign Affairs，Vol.87，No.3，2008，pp.18—43.
［26］王帆：《不对称相互依存与合作型施压：美国对华战略的策略调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2期，第49—50页。
［27］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Free Press，1992.
［28］Stefan Halper，The Beijing Consensus：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Basic Books，2010.
［29］除了民主党中尚存中间主义者外，共和党中的极少数人，包括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和理查德·卢格（Richard Lugar）等也可以算作支持自由国际主义的中间派。然而，这些人在共和党内的影响力更为有限，并且正在以很快的速度消失，尤其是在2006和2008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中间选民往往会给民主党人而非共和党温和派投票，这就加剧了中间势力在共和党内的式微。
［30］Michael Shear，“Obama Pulls up a Chair at George Will’s House”，WashingtonPost，January 13，2009；Gabriel Sherman，“The Courtship：The Story behind the Obama-Brooks Bromance”，New Republic，August 31，2009，p.7.
［31］Larry Hackett，“An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the Obamas：Our First Year”，People，January 25，2010，pp.60—65.
［32］Eric Schmitt and David Sanger，“Obama Faces Doubts from Democrats on Afghanistan”，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0，2009.
［33］Jill Jackson，“House Republicans Criticize Obama Timeline”，CBSNews.com，December 2，2009，http://www.cbsnews.com/blogs/2009/12/02/politics/politi-calhotsheet/entry5865054.shtml.2016-02-09.
［34］“Obama Eases Cuba Travel Restrictions”，CNN.com，April 13，2009，http://www.cnn.com/2009/POLITICS/04/13/cuba.travel/index.html.2016-02-09；Sheryl Stolberg and Damien Cave，“Obama Opens Door to Cuba，but Only a Crack”，New York Times，April 13，2009.
［35］John Harwood，“Obama’s Balancing Act on Trade”，New York Times，http://thecaucus.blogs.nytimes.com/2010/02/07/obamas-balancing-act-on-trade/.2016-02-11.
［36］Jeffrey Johns，“Americans More Divided on Strength of National Defense”，February 18，2010，http://gallup.com/poll/126101/Americans-Divided-Strength-National-Defense.aspx.2016-02-13.
［37］Jeffrey Johns，“Americans’Ratings of United Nations Improved，but Still Low”，February 19，2010，http://gallup.com/poll/126134/Americans-Ratings-United-Nations-Improved-Low.aspx.2016-02-13.
［38］Frank Newport，“Obama Approval on Economy Down，on Foreign Affairs Up”，Febrary 8，2010，http://gallup.com/poll/125678/Obama-Approval-Economy-Down-Foreign-Affairs-Up.aspx.2016-02-09.
［39］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2009：An Investigation of Public and Leadership Opinion about International Affairs”，December 3，2009，p.42，http//people-press.org/reports/pdf/569.pdf.2016-02-10.
［40］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2009：An Investigation of Public and Leadership Opinion about International Affairs”，December 3，2009，p.42，http//people-press.org/reports/pdf/569.pdf，pp.3，12.2016-02-10.
［41］阎学通：《一超多强开始向“两超多强”演变》，《环球时报》2011年12月30日。
［42］Graham Allison，“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ic”，Financial Times，August 22，2012.
［43］王浩：《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理论透视与历史比较》，《当代亚太》2014年第5期，第51—75页；王浩：《利益、认知、互动：中美关系演进的动因探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0期，第98—116页。
［44］对于中美关系上述复杂性的分析，参见吴心伯：《世事如棋局局新——二十一世纪初中美关系的新格局》，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22页；吴心伯：《中美关系的重新国际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8期，第21—29页。
［45］Henry Kissinger，World Order，New York：Penguin Press，2014.
［46］左希迎：《美国战略收缩与亚太秩序的未来》，《当代亚太》2014年第4期，第4—28页。
［47］“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Is Losing Ground”，Pew Research Center，December 9，2015，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5/12/09/the-american-middle-class-is-losing-ground.2016-02-16.
［48］Hillary Clinton，“Quotes on Bipartisanship”，http://www.psaonline.org/userdata＿diaplay.php？modin＝52.2016-02-17；Mitt Romney，“Rising to a New Generation of Global Challenges”，Foreign Affairs，Vol.86，No.4，2007，pp.17—18.
［49］Henry Kissinger，World Order，p.3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