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阳书坊中的“余象斗现象”

第一节　建阳书坊中的“余象斗现象”

自宋代始便有“图书之府”之称的建阳，其刻书业在明代已名闻天下。建阳杰出的书坊主余象斗，首创“附有插图”与“评林”相结合的形式，以吸引读者与购买者。也正因余象斗的推广，“附有插图”与“评林”发展成为建阳刻书的共同特点。尽管有学者已注意到建阳刻书的特点，但鲜有专门论著涉及“余象斗现象”。“余象斗现象”不仅折射出建阳刻书的共性，还浓缩了建阳刻书特点的形成原因。由此切入，可加深对建阳刻书的总体研究。

余象斗（约1558—1637后），建阳人，建阳三台馆、双峰堂书坊主，名文台，象斗其字，号仰止子，三台山人，三台馆主人，又有别名余世腾、余象乌、余季岳、余君召、子高父、元素等，乃建阳书坊中最富盛名的刻书家。关于其生平事迹，肖东发在《建阳余氏刻书考略》中有所揭示，其引用《余氏宗谱》云：“象斗公，孟和公长子，位三一，生子一：应甲。”^[2]但是，细细翻阅余氏刻《地理统一全书》之“余仰止葬父母地”部分称：“……可作予之寿城矣。买此山十余年，不幸长子应甲，系邵武府庠生，丙戌年（1586）十一月二十日辰时生，行年三十五岁，亡于万历庚申年六月十二日，嘱之死后，葬渠于此地，予依其言而葬之……葬后三年，甲止一子名俊，戊申年生，一十七岁入邵武府庠，丙寅年十月孙俊又得一子名士昌，亦为可喜。”^[3]可知，余象斗生一子余应甲（1586—1620），早卒；孙一，名余俊（1608—？）；重孙一，名余士昌（1626—？）；该书朱熹十二世孙朱守《叙余仰止先生地理全书》序尾署“岁在著雍执徐春三月崇祯新祚闽潭文公十二世孙八十叟朱守谨题于庆云楼”，则朱守本人崇祯新祚（戊辰，1628）已经八十岁；序中朱守称象斗为“叟”，言“此叟终日捻龙寻脉”，余象斗与之年龄悬殊当不大。余象斗年轻朱守不会超过十岁，则象斗当于1549—1558年前后生。

笔者以《古本小说集成》与《古本小说丛刊》为据，检索其所刊刻的小说插图本有：《新刊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20卷（《古本小说丛刊》第二十三辑）、《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古本小说集成》第三辑第132册）、《北方真武祖师玄天上帝出身志传》4卷（《古本小说丛刊》第九辑第44册）、《新刊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4卷（《古本小说集成》第一辑第65册收）、《全像类编皇明诸司公案传》6卷（《古本小说丛刊》第六辑第29册、《古本小说集成》第一辑第64册亦收）、《新刻芸窗汇爽万锦情林》6卷（《古本小说集成》第四辑第152册）、《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4卷（《古本小说集成》第一辑第120册）、余邵鱼《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8卷（《古本小说集成》第四辑第111册）、吴元泰《新刊八仙出处东游记》2卷（《古本小说集成》第一辑第120册）、蔡邕佳辑《新刻按鉴编辑二十四帝通俗演义全汉志传》14卷（《古本小说集成》第二辑第027册）、《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6卷（《古本小说集成》第二辑第048册）等11部；另据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词典》“余象斗”“三台馆”“双峰堂”等条目得知，余象斗刊刻的作品尚有：明章婴《新镌汉丞相诸葛孔明异传奇论注解评林》5卷、杨致和《西游记》4卷、熊大木《新刊按鉴演义全像大宋中兴岳王传》8卷、熊大木《新刻按鉴演义全像唐书志传》8卷、《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8卷、杨尔曾《新镌全像东西两晋演义志传》12卷等。

上述所列仅为见存于世之刻本，“从万历十六年（1588）至崇祯十年（1637）50年间刻书凡50多种，主要以通俗小说等民间通俗读物为主，仅现存其刊刻的通俗小说就有20种之多。”^[4]可见余象斗刻书规模巨大，数量繁多，体现出一位书坊主的精明与敬业精神。余象斗刻书是余氏书坊刻书的典型，也是建阳刻书的缩影。

关于余象斗，既往学者多集中在他的“评林体”研究，如原方《余象斗“评林体”初探》（《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3期第219页）、刘海燕《从评林本看余象斗的小说编辑与批评》（《闽江学院学报》2010年4期）、林毓莎《浅论余象斗〈水浒志传评林〉评点的价值》（《水浒争鸣》2009年）等；还有少数学者强调余氏的刻书成就，如霍艳芳《余象斗刻书考略》（《图书馆学刊》2007年第6期第28页）等。笔者以为，余象斗首先是一位出版家，他将传统版刻做了改革，开拓了书籍版式的种类；余象斗更是书商，他将文化出版与市场需要紧密结合，创造了一代书商的传奇；余象斗还是一位儒生，亲自编撰作品，体现了文人的救世之心。这几个方面共同构成“余象斗现象”的内涵。

一、革新与定位：作为出版家的余象斗

就出版家而言，余象斗主要在书籍版式方面进行了开拓，在传统上图下文的基础上，余象斗引入评注形式，创造了“评林体”的独特版式。如著名的三国、水浒，余象斗刻书不仅附有上图下文版式之插图，还在“上图”之上增加了评点与注释，形成了独特的上评中图下文版式。“这种小说‘评林’模式可以说是小说评点史上的创新。在他的‘评林’刊本中，格式基本是一致的，即正文页面分为上评、中图、下文三栏；评语相当于后来的眉批，每则评语均有标题，均是对每回局部内容进行阐发批评。”^[5]“评林”对阅读者而言，是除图文并茂之外辅助阅读的又一新颖形式。

余象斗所独创的“评林”体版式主要包括了对文本的批评、注解与考证的内容。如《水浒志传评林》正文采用上评、中图、下文版式，序言部分采用上评下文版式。余象斗《题水浒传叙》云：“昔人谓《春秋》者，史外心之要典，愚则谓此传者，纪外叙事之要览也。岂可曰此非圣经、此非贤传，而可藐之哉？”^[6]此序言将《水浒传》比之《春秋》，正面阐述他对《水浒传》的看法；但是，在正文序言之上栏，余象斗又增加了一栏“水浒辨”称：“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偏像者十余幅，全像者止一家……今双峰堂余子改正增评，有不便览者芟之，有漏者删之，内有失韵诗词歌削去。恐观者言其省漏，皆记上层。前后廿余卷，一书一句，并无差错，士子买者可认双峰堂为记。”^[7]上栏与正文序言相互呼应，“水浒辨”无异于“双峰堂”的发行广告，强调了余氏刊本的两个优势，其一就是全像，其二就是增评。正文的上栏部分，全部为评点内容；其他如《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上栏的内容不仅包括对原文的点评，还包括对原文的“释义”“考证”等内容，如首回“灵帝登位青蛇绕殿”插图上栏“释义：宦官，宫中掌事之官也。洛阳：郡名，今河南府洛阳县是也。”（22—23页）卷一“评玄德初功：斩寇之功，英雄自此而名具矣。”（29页）卷一：“【考证】：秦项，谓秦始皇、项羽之时也。”（38页）相对于《水浒志传评林》上栏单纯的评点而言，《三国志传评林》上栏将“释义”“考证”与“评点”结合起来，内容也更为充实。

调动多种手段，增加文本之外评点、注释等内容，以方便读者对文本的阅读，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这是余象斗刊本的一贯策略。考察现存余象斗刻本，书名多突出其刻本的亮点，如《音释补遗按鉴演义全像批评三国志传》《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新锓朱状元芸窗汇辑百大家评注史纪品粹》《新锲历世诸大名家往来翰墨分类纂注》等，“音释”“全像”“京本”“增补”“评注”“分类纂注”等均成为余氏刊本着意打造的重点。余氏刊刻《水浒志传评林》的上栏部分以对人物的品评内容居多，诚如谭帆所称：“将分散的对于主要人物的品评缀合起来，也不失为一篇完整的人物评。”^[8]除人物评之外，上层之评点还涉及诗词、事件等。余氏刊刻《三国志传评林》的注释内容也极为丰富，有地名、人名、历史典故等的解释，考证的内容相对浅显。余象斗将注解、考证与批评相结合，在正文文本之外，大量增加阐释内容，对原文进行注音、释义、批评，其对于书籍版式的革新完全服务于读者，便于读者对文本的接受。

插图与批评、释义等一样，也是余象斗着力打造的重点。据统计，余象斗刻书至今存世者尚有40余种^[9]，无论是小说戏曲或是日常用书，均附有插图。余象斗刻本普遍采用上图下文版式，且无书不图。正如郑振铎所言：“（余象斗）所刻的书，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继承了宋元以来建阳版书籍的形式，特别着意于‘插图’，就像现在印行的‘连环图画’似的，上层是插图，下层是文字。图文并茂，使读者阅之，兴趣倍增……插图虽是狭长的一条，人物形象虽小，却十分生动活泼，一望而知，绘、刻的工夫不浅。”^[10]虽然余象斗刊本插图版式多种，也偶见卷前单页整幅插图，但是正文部分无一例外地采用上图下文版式。如《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卷首有刘、关、张桃园结义单页整幅插图一幅，而其正文部分，插图皆为上图下文方式。此外，余象斗刊刻的《新锓朱状元芸窗汇辑百大家评注史记品粹》《仰止子详考古今名家润色诗林正宗》《新锓猎古词章字训解三台对类正宗》和《新刊李九我先生编纂大方万文一统内外集》等举业之书，《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袁氏痘疹丛书》和《重刻补遗秘传痘疹全金镜录》等民间日常参考用书，均附有插图，且多以上图下文为主。

就书商而言，余象斗将文化出版与市场需要紧密结合，努力探索书籍普及化的道路，体现出明末书商的自信。明代前中期，建阳书坊的市场定位面向全国，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六月戊寅：“命礼部颁书籍于北方学校。上谕之曰……向尝颁与五经四书，其他子史诸书未尝赐予，宜于国子监印颁，有未备者遣人往福建购与之。”^[11]由此可以看出，洪武年间建阳书坊在全国的影响。据明蔡清（1453—1508）《蔡文庄公集》卷八附《奏刊易经蒙引勘合》一文记载：“臣等访得天下科举之书，尽出于建宁书坊。……将《易经蒙引》订正明白，发刊书坊，庶几私相贸易，可以传播远迩，就便刊刻，亦不至于虚废国财矣。……嘉靖八年九月二十九日。”^[12]也就是说，自洪武至明嘉靖年间，建阳书坊在全国出版业领域的举足轻重地位。但是明代中后期，通俗文学兴起，且金陵、徽州、苏州、杭州等地雕版业竞争剧烈，建阳书坊主适时调整了发行策略。诚如熊大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序言所言：“武穆王《精忠录》原有小说，未及于全文，今得浙之刊本，著述王之事实，甚得其悉。然而意寓文墨，纲由大纪，士大夫以下，遽尔未明乎理者或有之矣。近因眷连杨子素号涌泉者，挟是书谒于愚曰：‘敢劳代吾演出辞话，庶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13]对于建阳地域读者而言，“遽尔未明乎理者或有之矣”，也就是说，相对于金陵、苏州、杭州而言，建阳地域的读者是“下层百姓”，“购买力较低的社会中下层民众”^[14]，余象斗对此了然于心，其坊刻书籍的市场定位即以“下层百姓”以及建阳地域读者为预设对象，其对于书籍文本的修订、删改以及在文本之外增加的音释、全像、评点等工作，都是为了在“中下层民众”中占领市场。

余象斗对建阳地域书籍的发行对象有深入体察，建阳中下层民众文化水平不高，下层百姓甚至认字不多，他们对于文本的接受存在困难，余象斗以“评注”的形式对文本进行注释与评点，便于下层读者接受。作为《三国演义》最早的插图本——嘉靖二十七年（1548）叶逢春刊本，元峰子《三国志传加像序》称：“书林叶静轩子又虑阅者之厌怠，鲜于首末之尽详，而加以图像。……而天下之人，因像以详传，因传以通志，而以劝以戒。”^[15]叶逢春本《三国演义》“虑阅者之厌怠……而加以图像”，增加图像主要是为了增加下层百姓的阅读兴趣，“因像以详传，因传以通志”则是强调图像可以引导阅读《三国志传》，由熟悉《三国志传》进而可以通晓《三国志》。可见，图像的功能得到书坊主叶逢春（静轩）的重视。在叶氏看来，图像可以吸引读者，辅助文本传播。在叶逢春、熊大木等前辈书商的基础上，余象斗更明确了书坊发行的市场定位，其刊本“无书不图”，也即为了引导下层读者阅读的需要。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因中国文字太难，只得用图画来济文字之穷的产物”，“那目的，大概是在诱引未读书的购读，增加阅读者的兴趣和理解。”^[16]对于建阳地域的读者而言，上图下文、上评中图下文，正是应阅读者阅读需求而产生的版式革新。

在出版市场的激烈竞争中，余象斗总是以市场和读者为中心，仔细研讨读者的阅读需求与市场规律。如万历甲午（1594）他在《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卷首上栏“水浒辨”中称：“《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偏像者十余幅，全像者止一家。前像版字中差讹，其版蒙旧，惟三槐堂一幅。省诗去词，不便观诵。今双峰堂余子改正增评，有不便览者芟之，有漏者删之，内有失韵诗词，欲削去，恐观者言其省陋，皆记上层。前后廿余卷，一书一句并无差错，士子买者，可认双峰堂为记。”^[17]面对市场流行的各种《水浒》版本，余象斗别出心裁，强调“偏像者十余幅，全像者只一家”，且对旧版“不便览者”之处，余象斗悉皆予以修订，且“改正增评”，余氏《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以“全像”“改正增评”“便览”“并无差错”“京本”“增补”等优势，试图在“梓者纷纷”的《水浒》市场中脱颖而出。但是，明胡应麟曾指出“闽中坊贾”所刻《水浒》：“止录事实，中间游词余韵，神情寄寓处，一概删之，遂几不堪覆瓿。”^[18]今人袁世硕在《前言》中评价此书：“有妄自增补、删略，以及粗制滥造之弊。……然而此书增入田虎、王庆故事，导致嗣后不久出现一百二十回之《水浒全传》……有重要的史料价值。”^[19]可见，余象斗的广告与学者的评价之间存有距离。余象斗妄自增删《水浒》、“止录事实”，也正是为“下层百姓”“购买力较低的社会中下层民众”考虑的缘故。因为对于他们，很少能体会“游词余韵，神情寄寓”的雅妙。也正是以读者为导向的营销策略，才导致文人学者对余象斗刻本的诟言。万历三十四年（1607）余象斗重刻其族叔余邵鱼《列国志传》如图3－1，封面题记中称：“《列国》一书，乃先族叔翁余邵鱼按鉴演义纂集，惟板一付，重刊数次，其板蒙旧。象斗校正重刻全像批断，以便海内君子一览。买者须认双峰堂为记。余文台识。”^[20]余象斗重新包装曾经刊刻的《列国》文本，在封面署有“谨依古板校正批点无讹”字样，客观上起到了广告效应，余象斗在文本之外增加“全像”“评林”，强调“校正”“无讹”等版刻优势，体现出一位出版商对于市场心态的准确把握。“全像”以及“批断”均是余象斗自我标榜的重要手段，目的在于“庶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21]，可见，市场需要是余氏刻书的首要考虑。

二、自信与自负：作为书商的余象斗

余象斗在经营出版业的过程中找到了自信，从余氏刻书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晚明书商地位之抬升。据《书林余氏家谱》三十二世“余继安”（1492—1562）记载：

文公长子，位丁一，字履泰，生于弘治壬子（1492），卒于嘉靖壬戌（1562），享年七十一。生子四：仲明（1515—1575，余彰德父）、孟和（？—1593，余象斗父，号双峰）、昇郎（余象圣父）、定郎（余象贤父）。公于嘉靖己丑年向阮姓买有山一片，坐落东门书市人和社，上至高岗后刘宅山，下至大路，左至山路，右至郑张二姓山为界。公游览其间，睹山水之气清，慕圣贤之过化，遂于嘉靖癸巳年（1533）建造庵一所，名曰清修寺，以为子孙讲学之所，亦可为印书藏版之地。又买有粮田一百五十余亩，以为子孙读书之资，宾舆之费，拨出粮田五十余亩，以为本寺养僧供佛之具。则洒扫清庙有人，而子弟得以专心致志于诗书之中也。自记。公殁，葬公于寺之后，子孙公议，本房派下得以扦葬。异房异姓欲售一穴，万不能也。又记。^[22]

从中看出，自余象斗之祖父余继安始，余家即经营刻书业，且建清修寺，使“子弟得以专心致志于诗书之中”。另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万历十九年（1591）余象斗所刻《新锓朱状元芸窗汇辑百大家评注史记品粹十卷》卷首云：“辛卯（1591）之秋，不佞斗始辍儒家业，家世书坊，锓笈为事。遂广聘缙绅诸先生，凡讲说、文笈之裨举业者，悉皆之梓。因具书目于后。……一切各色书样，业已次第命锓，以为寓内名士公矣，因备揭之于此。余重刻金陵等板及诸书杂传，无关于举业者，不敢赘录。双峰堂余象斗谨识。”^[23]也就是说，余象斗早年业儒，因屡试不第而弃儒从商，继承祖传之刻书事业。崇祯新祚（1628）朱熹十二世孙朱守《叙余仰止先生地理全书》云：“考亭去西崇化里为海内书林……时则余仰止偕兄泗泉过予……泗泉之长公维泉以予耄，期滥□□序。问讯仰止，则樵之上庠，业以宾筵养之，其郡伯入请儒官章服赐之。盖仰止嗣□为潭庠弟子员者一，而子孙食廪于樵庠者四……”而余象斗在该书末尾“余仰止葬父母之地”中称：“予之子孙，各以积德为事、读书为本，岂无富贵者乎？”^[24]可见，余氏家族先是攻举业，后转而经商，从事雕版印刷业。余象斗“屡试不中”^[25]，但是转而经营书坊后，却实现了其自身价值。

余象斗的自信在其画像中得到反映。学者已经注意到余象斗喜欢将自己的画像直接刻印到图书中。如图3－2《仰止子详考古今名家润色诗林正宗十八卷》卷首“三台山人余仰止影图”、图3－3《锲三台山人芸窗汇爽万锦情林》卷首、图3－4《新刊理气详辩篡要三台馆便览通书正宗》卷一一《三台馆仰止子考古详订遵韵海篇正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卷首也有“三台山人余仰止影图”；后者王重民评论说：“图绘仰止高坐三台馆中，文婢捧砚，婉童烹茶，凭几论文，榜云‘一轮红日展依际，万里青云指顾间”，固一世之雄也。四百年来，余氏短书遍天下，家传而户诵，诚一草莽英雄。今观此图，仰止固以王者自居矣。”^[26]黄裳评论说：“这位编辑兼出版家的生活是非常优裕的。他悠然自得地在进行着编辑工作。不管这幅插图有着怎样的装饰意味，总多少还表现了明代的生活。”^[27]陈铎评论说：“在当时的坊刻业，可能只有余象斗这位编、刻、售合一，被称为‘书林门阀’的出版大家才有这样的自信。”^[28]诸家评论都指出了作为书商的余象斗自信自负的心态。无独有偶，建阳书坊熊宗立、富沙刘兴我等，皆有将自画像刻于书籍的举措，这不仅是对本书坊的宣传，也折射出建阳书坊主自信自立之心态。余象斗弃儒经商，不能于儒家功名有所成就，转而经营出版业，并以此实现自身价值，这与晚明发达的商业文化以及商人地位的提升密不可分。余象斗的出版业也得到官方的认可，他也经常接受官方委托而刊刻书籍。如图3－5余象斗刊刻聂尚恒著《合刻奇效医术活幼心法》一书，乃日本万治四年（1661）翻刻本，前有聂尚恒万历丙辰（1616年）自序：“予归休，颇有暇日。因取从前医而效，效而奇者，详述而录之。”卷首署“福建按察司程爷发刊”“书户余象斗领梓”，可见此书是余象斗接受福建按察司之委托而刊刻。朱熹闽潭十二世孙朱守《叙余仰止先生地理全书》云：“而仰止耳目心竭，辑束《统一地理》以示予。噫，此叟终日捻龙寻脉，逖采贤言，□果能辟伪归真，披剥支见，其利泽乎仁人孝子，厥功伟哉！厥德懋哉！书林近际巍甲鹊起，先公（朱熹）所谓后又达人者，更为仰止聊一券乌！”^[29]可见，余象斗不仅自已经营版刻，还游走于当地政府与士绅之间，其自画像中“一轮红日展依际，万里青云指顾间’，实即其自信、自负的体现。

三、教化与救世：作为儒生的余象斗

余氏家族子弟都曾在邵武府庠读书，余象斗最初只是一位儒生，“辛卯（1591）之秋，不佞斗始辍儒家业，家世书坊，锓笈为事。”^[30]弃儒经商后，虽在商言商，但他依然保持了儒生的气质，亲自编撰、评点作品，体现了文人的救世之心。余象斗编撰的书籍有《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1598）、《皇明诸司公案》（内封题《全像续廉明公案》见《古本小说集成》第一辑65册、64册收）、《列国前编十二朝》4卷（《古本小说集成》第三辑45册）、《全像北游记玄帝出身传》（即《北游记》）、《新刻全像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即《南游记》，《古本小说集成》第一辑第120—121册载）如图3－6等，余象斗不但自己编撰小说，还编纂文言小说集《新刻芸窗汇爽万锦情林》以及堪舆风水著作《地理统一全书》等。余象斗的小说评点本，据原方统计共有10种^[31]，其中采用“上评中图下文”的“评林体”批评者有四种：《新刻按鉴全像批评三国志传》（1592年）如图3－7、《新刊京本校正演义全像三国志传评林》（万历间）如图3－8、《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1595年）、《新刻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1606）。余象斗的编著与评点，也流露出一位下层儒士的用世之心。

余象斗编撰此类书籍，固然有经济利益上的考虑，但是，也是着眼于民众的实际需要。他编撰的公案小说如《廉明公案》《诸司公案》二书，由虚构走向实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法律普及读本。日本学者阿部泰记评论此类公案小说称：“编者的用意并非单纯编撰小说，而是不外乎要编成在现实中能够应用的裁判入门书籍。”^[32]余象斗万历二十六年（1598）序称：“不佞景行廉明之风，思维世道于万一，乃取近代名文卷，先叙事情之由，次及讦告之词，末述判断之公。汇辑成秩，分类编次，概穷研物情，辩雪冤滞，察人所不能察。”^[33]余象斗编撰此书源于其“景行廉明之风，思维世道于万一”之想法，也就是说，希望以此使社会更加公正廉明。其《列国前编十二朝传》封面称：“斯集为人民不识天开地辟、三皇五帝、夏商诸事迹，皆附相讹传，故不佞搜采各书……不至于附相讹传，以便观览云。”^[34]又，如图3－9余象斗《八仙传引》云：“不佞斗自刊《华光》等传，皆出予心胸之编集。”^[35]也就是说，余象斗刻书不单纯以获利为全部目标，也体现出其改变社会以及满足下层读者需求的文化发行策略。

至于余象斗的评点，更能体现出其以儒家伦理教育世人的用意。其刊刻的《三国志传评林》即以桃源结义为卷首图，可见余象斗强调的是兄弟手足与儒家君臣之谊。其编撰的《皇明诸司公案》卷三“夏太尹判盗鸡妇”，以按语批点云：“按：夏公用计吓出贼情，智也；不责妇人，养其耻也；惩其丈夫，训义也；体恤孝子，仁也；不追赃，惜贫也。亦以赃小，被责不追，非屈法也。而必责贡常十板，以窃盗者法有禁，不得全宥也。一件至轻事情，而处之曲尽其道，真民之父母哉！列之循吏传，无忝矣。”^[36]余象斗所说的“曲尽其道”即儒家人伦之道，其所赞扬夏公“智”“仁”“义”也完全是以传统儒家义理出发，客观上张扬了传统孝道。再如余象斗对《水浒传》的评点，称梁山好汉有“为国之忠，有济民之义”^[37]，凡此，均体现了儒家伦理在余氏评点中的主导地位。

余氏家族“各以积德为事，读书为本”^[38]，深受朱熹理学影响，余象斗、余泗泉兄弟等与朱熹十二世孙朱守交情笃深，余象斗“潭庠弟子员”的经历与建阳地域深厚的理学传统相共鸣，使余氏的书坊经营也打上了理学教化的影子。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余象斗强调版权，如图3－7其在《八仙传引》中强调：“照本堂样式，践人辙迹，而逐人尘后……亦有逐利之无耻与异方之浪棍，迁徙之逃奴，专欲翻人已成之刻者，袭人唾余，得无垂首而汗颜，无耻之甚乎！”^[39]对盗版可谓深恶痛绝！但是，余象斗本人也并非完全没有盗版之现象，如孙楷第评论余氏刊《大宋中兴岳王传》称：“三台馆刊《唐国志传》，既攘熊氏之名而改题余应鳌；三台馆刊之《大宋中兴岳王传》，又攘熊氏之名而改题余应鳌。余氏本书肆名家，至于明代，乃有后人所为如此者，亦有忝此绪余矣。”^[40]即列举了余象斗盗版之现象。明郎瑛《七修类稿》评建本称：“盖闽专以货利为计……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人争购之。”^[41]在书肆竞争残酷的环境中，余象斗竟也不能免俗，让人扼腕！

总之，余象斗作为明后期建阳书坊中最富盛名的刻书家，其双峰堂或三台馆是建阳书坊的领头羊。余象斗对于书籍版式的革新、对于读者心态的把握，可以视作建阳地域书坊主探求版刻传播与发行对象关系的积极尝试；其作为书坊主的自信、自负也是建阳地域书坊主群体的精神写照；版刻出版也是一种文化传播，余象斗刻书业所体现出来的以理学以及民间信仰为支撑的用世之心，与建阳地域“闽学”兴盛背景密切相关，而朱熹恰恰是“闽学”之泰斗人物。余象斗的刻书业传奇，是个人书坊与地域文化氛围相结合的成功案例。

小结：建阳杰出书坊主余象斗首创集评点、插图、文本于一体的“评林体”版式，本节由此切入，深入剖析“余象斗现象”。在余氏编辑《地理统一全书》中，笔者找到有关前人不曾注意到的余氏家世相关材料，进一步丰富了余象斗生平概况。在系统梳理余象斗现存刻本之后，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余象斗现象”的内涵：一、作为出版家的余象斗，他将插图与评点、注释等作为辅助出版的重要手段，始终以方便读者阅读为己任，并着意探索书籍的普及化道路，开拓中下层读者市场。二、余象斗在经营出版业中找到了自信，其将自画像刻于书籍的举措，不仅是对本书坊的宣传，也折射出建阳书坊主自信自立之心态，这与晚明发达的商业文化以及商人地位的提升密不可分。三、余象斗的评点，更体现出以儒家伦理教育世人的用意。余象斗刻书体现出其改变社会以及满足下层读者需求的文化发行策略。余象斗的刻书业传奇，是个人书坊与地域文化氛围相结合的成功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