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与变形：建本插图之于文本的接受

第三节　象征与变形：建本插图之于文本的接受

如前所述，徽版、杭版插图以精工细腻著称，建本插图模式化痕迹严重。对于徽、杭刻本而言，插图之于文本的强化功能突出；对于建本插图而言，囿于上图下文版式，绘工对于文本作了简化与抽象，插图流于徒具形式、仅而达意的层面，因而建本插图更多承担了将名著通俗化的功能。前所列出的建阳《水浒传》插图本有5种，由于四知堂钟批《水浒传》插图大多袭自容与堂本，徽化程度严重，故笔者以《忠义水浒传》、《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余氏《水浒志传评林》以及刘兴我本《水浒忠义志传》为例，剖析其插图之于文本的扭曲与变形。上图下文的版式限定了插图空间，插图无法展现文本所描述的丰富的内容，文本内容大量被插图所屏蔽，绘工尽可能采用象征、隐喻以传达作品的意义。

一、插图的模式化与戏曲的程式化

在建本上图下文的水浒插图中，绘工不追求全面系统地展示文本细节，相反，如何抽取出文本关键情节并以简约化的笔法加以描述，在简约中传达出文本的意蕴，这才是建本绘工所追求的共同目标。屏蔽细节、以少代多是建阳绘工所普遍采用的手法。

从绘工创作方法上看，一般先由文本即“下文”中概括出本页大意，再在“上图”中创作。如刘兴我刊本第一回文本共有九页^[41]，插图也相应地有9幅；其图题分别为“陈抟处士骑驴下山、太白金星下界揭榜、仁宗升殿众臣朝贺、洪信赍诏往龙虎山、山中白虎惊试太尉、山中巨蛇惊洪太尉、道士与太尉游宫殿、洪太尉入殿见石碑、洪信开穴走去天魔”，此九句插图的标题已经将本回文本内容高度浓缩，绘工根据由文本提取出来的图题创作插图即可。经过抽象概括出来的图题使文本大意简单明了，便于绘工“命题作图”。绘工只需将句子的主语（人物）、宾语（人物）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动作）图绘出来，即可以完成这样的“命题作图”。因此，建阳上图下文式的插图中，所绘人物不多，一般为两到三位。但问题是，对于文本的抽象概括极易产生雷同的句式表达；如上文列举的“进军”式句式“童贯领兵捕剿宋兵”“童贯领兵收梁山”“刘梦龙领兵征缴”“兀颜延寿领兵出阵”“大辽国主亲征催战”“田彪进兵攻打凌州”等（见图5－9），插图遵循“按题作图”方式，由于插图空间狭小，主角与宾角的区别性特征难以精确传达出来，且动作均为“攻打”“亲征”，因而模式化、雷同化的插图在建本插图中比比皆是。

模式化的插图画面使其表意性受到影响。诚如米特里论述电影影像时所述：“与词汇相反，影像不是一个固定符号。摇晃的夹鼻眼镜并不等于‘一个人被抛出弦外’和资产阶级被抛入大海；一个堆满烧尽的烟头的烟灰缸也并不等于‘时间的流逝’等。这只是具体情况下产生的意义。……单独的影像可以展示事物，但并不表示特定的意义和‘表意能力’。它由此获得独特的意义，而反过来又会赋予整体以新的意义。”^[42]对于建本模式化插图而言，其精确的意义也只能通过图题以及文本才能最终赋予。因此，建本插图无法离开文字，不仅每幅插图均有标题，且在插图画面中，也经常出现“庄”“观”“寺”“风”“电”等字样，用以提示插图的背景与具体事物。

建本模式化的插图创作明显受到了戏曲舞台演出的影响。建阳插图的绘工与刻工群体大多为下层手工艺者以及底层画工，“明代建阳书坊的刻印人员具有家族性和绘、刻一体性的特点，如余姓、詹姓、张姓、叶姓、郑姓、陈姓等刻工最多，且与建阳著名书坊主姓氏暗合，说明刻印人员来自本地家族的可能性较大；绘图、刻印由同一刻工或同一批刻工完成。”^[43]家族刻工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其所能接受到的常见的艺术熏陶即是戏曲。明代建阳地区民间演出兴盛，本地所刊戏曲也较多，《福建省志·戏曲志》附录一《大事年表·明》载：“万历间（1573—1620），建阳麻沙书坊刊刻出版昆山腔、弋阳腔系统的剧本共320多种。”^[44]该书附录三《文物古迹》著录之“古刻本”记载：“建阳刻本仅二十余种，且多有讹误。”^[45]陈旭东、涂秀红《明代建阳书坊刊刻戏曲见知录》一文考证颇多^[46]。刊本的兴盛是当地戏曲演出频繁的反映。也就是说，建阳地域的民众包括绘工与刻工观看戏曲演出极为频繁。戏曲演出的程式化特征启发了建阳绘工与刻工的插图创作。戏曲舞台表演动作如开门、关门、上楼、下楼、骑马、坐轿、厮杀、格斗都有一系列程式化的动作，人物类型也呈现出脸谱化的特征，对于时空背景的设置也呈虚拟性、象征性的特征。对于戏曲的程式化，有学者指出：

虚拟的表演动作，不是再现型的摹仿而是表现型的情绪、行为标示。于是就使这种虚拟的动作的符号性十分明显。虚拟的表演，动作的诱发想象力是很强的，也只能靠想象去丰满它，使它的标示性动作显现出全相。如同看到骨架，在心中呈现人形一样。

虚拟动作，是生活动作——指行为的骨架（或说筋骨），不是全相，并且是经过了艺术加工的，纯粹是为了表现情绪的动作。如耍翎子、水袖、髯口、帽翅以及“哇呀呀”等，更是抽象的心理的形态表现。所以虚拟就包括着变形和夸张，是传神写意，不求形似的。^[47]

这段论述抓住了戏曲“程式化”的要害，将虚拟化的动作如何传达出实际的动作描述得很清楚。在上图下文式的建阳插图中，虚拟式的插图动作、模式化的构图设计比比皆是，如图5－21所列举的“行军”式插图，以一名或两名士卒象征着千军万马，插图靠一个士卒所诱发的“想象力”来填补空白，以一个标识性的人物即可替代文本中所描述的人物群体。图5－21“秦明连马跌下陷坑”插图，画面没有写实性描绘出秦明跌入陷坑的情景，而是通过绘出圆环中的秦明与马的局部，引发想象，暗示、象征着秦明跌入陷坑。再如“宋江进兵攻打常州”插图，由描绘出两个举着大旗奔跑的士卒，象征着宋江大军，这与舞台上士卒举着旗帜沿舞台奔走一圈的象征意义是一致的。由此可见，这种将文本简化，通过写意将作品的内涵表达出来的绘图方式，与戏曲中的虚拟化、程式化原理一脉相通。

建阳水浒插图的模式化还表现在背景设置与构图的模式化。翻开四个建阳《水浒传》插图本，模式化、雷同化的插图比比皆是，仅以《水浒志传评林》为例说明。如图5－22分别是题为“朱仝与雷横说走了晁盖”“太守坐堂知兵大败”“牛儿婆子扭见知县”“知县推问唐牛儿”“王婆潘氏西门庆共饮酒”“徽宗命宋江征田虎”的插图，从中可以看出，无论县令、太守、皇帝乃至普通百姓的家宴，其插图环境的设置与布局基本相同：画面正中均为一张案桌，案桌后为主者所据，侍者环立案桌左右，案桌前为下跪之人；后面有屏风，一看就是公堂模样；至于普通民众，背景大都为与公堂设置差不多的中堂，中堂在传统民居中是处理家庭日常事务的地方。这种插图的布局与背景设置在建本《水浒传》插图中极为常见。笔者以为，这种模式化的处理方法当是绘工受戏曲舞台背景设置的程式化影响所致。在万历初期的金陵唐氏富春堂所刊的戏曲插图中，这种背景设置也极为常见。如图5－23金陵富春堂所刊《和戎记》两幅插图，画面正中正是案桌一张，人物设置亦如建本小说插图；需要指出的是，在建阳所刊刻的戏曲插图本中，如建阳蔡正河爱日堂所刻《鼎雕昆池新调乐府八能奏锦》的卷首插图以及下栏首部戏曲《木疏记：宋江智激李逵》插图，见图5－24，插图画面也同金陵插图一样，案桌均是插图所不可少的道具。由于戏曲插图是当时戏曲舞台演出的反映，甚至对于戏曲之搬演也具有指导意义，建阳《水浒传》插图本中大量模式化的插图背景设置，与底层绘工、刻工所接受到的戏曲演出熏陶是密不可分的。

上文论述了建本《水浒传》插图的虚拟化、模式化特征及成因，插图对文本的抽象与简化，屏蔽了文本的丰富描写，看似弱化了文本，但实际上，插图以“写意”寻求与文本的对应，构图的程式化也隐含着对于文本意义的扭曲与变形。正是插图与文本相互矛盾、冲突等，使插图本较之单纯的文字本产生了文本增殖。

二、插图的模式化与价值判断的游移

插图的模式化与意义之间的关系，需细细揣摩，庶几得其精妙。如关于二将交战图，建阳《水浒传》插图也常常表现出某种程式化的特征。图5－25所示“郭盛吕方二人大战”“鲁智深大战胡（呼）延灼”“林冲出马大战曾魁”“关胜大战钱振鹏”等，刻工采用阴刻、阳刻相结合，塑造出两匹交叉奔走的黑白战马，图中二将交战的姿势、布局也基本一致；构图呈现出明显的左右对称特征。只是在人物的衣冠、武器等方面，细细观察才能看出其区别性特征。这其中，正反两方的二将交战，从插图人物角度来看，插图左方为正方、右方为敌方的构图模式也极为明显（如果站在读者角度，则是“右”为正），上述“鲁智深”“林冲”“关胜”均为正方，也均位于插图之左方；图5－26“阮小七刺枪刺死严勇”中的“阮小七”也处于左方（骑白马者）。也就是说，绘工与刻工存在着一个先验的认识：骑白马者为正方，骑黑马者为反方，且往往处于劣势。而这种构图的模式化与明代后期“以左为上”的尊卑观也有内在的一致性^[48]。

如前所述，上文所列举的二将交战的模式化插图中，渗透着明代后期“以左为上”的尊卑观念。凡居图左骑白马者，皆为尊贵的正面人物；凡居图右骑黑马者，皆为反面敌对人物；程式化的构图一旦固定，也就约定俗成地为绘工与刻工所遵守。但是，如图5－26“张近仁刺死彭玘”以及图5－27“晁盖中箭倒翻马下”插图中，上述程式化的原则被破坏。前者史文恭骑黑马居于图左，晁盖骑白马居于图右，也就是说，绘工、刻工无意识地将晁盖置于传统的劣势地位或敌对位置，插图更突出了史文恭形象而弱化了晁天王形象。绘工、刻工如此处理与文本中晁盖作为正义的化身形象不符。诚如插图上方余象斗所做评点那样：“［评林冲］林教头谏晁盖，真见之明，而晁盖勇而无谋，若宋公明不致落此计矣！”^[49]余象斗作为建阳双峰堂堂主，他以为晁盖“勇而无谋”，他的态度对直接服务于书坊主的绘工、刻工影响很大。这种与程式化构图原则相背离的插图，恰恰扭转了文本中晁盖的高大形象。文本中写晁盖对林冲道：“我不自去，谁肯向前？你可留一半军马在外接应。”对这句话，容与堂李卓吾夹批道：“该死！”后来的金圣叹也评道：“前写宋江下山，一时厅上厅下一齐愿去，何至令晁盖作如许语？深文曲笔，处处有刺。”^[50]余象斗刊《水浒志传评林》插图的反常化处理强化了文本中被忽视的内容，与文本主流叙事形成冲突。这种对立与紧张和评点功能类似，引发读者作多重思考。

图5－26“张近仁刺死彭玘”插图与程式化的插图构图原则也颇为矛盾。在宋江与方腊的争斗中，宋江代表正义，方腊代表邪恶；张近仁为方腊手下大将，属于传统的邪恶势力，程式化构图应该居于图右。但是本幅插图中，张近仁骑白马于图左，传统程式化布局中代表着正义。同样，在图5－27“厉天润绕树刺杀张清”插图中，方腊手下大将厉天润与水浒好汉张清位置颠倒，厉天润居于图左，在程式化的插图布局中，厉天润便成了正义的化身。由此看出，绘工、刻工在梁山好汉征方腊一事的价值判断上产生了疑惑。也就是说，插图也在提示读者思考：宋江征方腊究竟孰是孰非？

三、插图的误读与文本意义的扭曲

程式化构图与对程式化的违背，常常产生冲突与紧张，从而引发读者思考，使文本产生增殖效应。由于绘工、刻工处于社会底层，对于文本未必全然理解，往往带着自己的眼光解读文本，因而也会产生与文本不协调的声音。就细节而言，建本插图往往对文本有自己的解读。以建本《水浒传》插图本中“宋公明挥泪斩小卒”插图为例，如图5－28至图5－33展示了多种版本对这一情节的描绘。文本的描述是：在宋江征辽之前，皇帝慰劳兵将，派厢官在陈桥驿给兵将发送御酒和肉，但是厢官克扣斤两，为军校发现，因发生争执，厢官为军校所杀。宋江和吴用为顾全大局，不得不斩军校。而军校也“叩头伏死”。“宋江令那军校痛饮一醉，教他树下缢死，却斩头来号令。”^[51]各家插图对这一细节都有自己的解读。杭州、徽州刻本如图5－32、图5－33，采用单页整幅插图形式，因而刻画细腻。徽本图5－33更将画面空间分割为两个部分，展示了事件的前因后果，便于读者理解与接受；杭州容与堂刻本（如图5－32）则强化了宋江挥泪斩小卒的瞬间，突出了宋江的无奈以及人性化的处理方式。建阳余氏双峰堂本如图5－30，插图与评点以及标题共同强化了宋江的忠义，突出其“忍泪”斩小卒的行为是实出于无奈。也就是说，容本、徽州黄诚之刻本、余氏双峰堂刻本插图皆深化文本中的宋江形象，强调宋江挥泪斩小卒是义举，诚如余象斗所评：“会书归庙佐清朝，万古千秋尚忠义。”^[52]

但是，在图5－28、图5－29、图5－31中，宋江仁义的这一面在插图中却难以寻觅。图5－31富沙刘兴我本《水浒忠义志传》“宋江滴泪斩卒示众”插图，描绘了宋江交代手下斩小卒这一情景。对于宋江而言，“斩卒示众”是必须的，至于挥泪与否则显得不重要；而其手下跃跃欲试，也丝毫看不出图题中“滴泪”等人性化的行为。图5－29《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全传》“宋江挥泪斩小卒”插图，小卒被捆绑跪于地，一刀斧手正欲砍其头，也很难看出宋江“挥泪”以及军校“叩头伏死”的举动；而小卒被捆绑暗示小卒可能并不愿意“伏死”。至于图5－28《忠义水浒传》残本卷十七“宋公明挥泪斩小卒”插图，画面的描述与文本的叙写呈现截然相反的信息：画面上宋江举剑追砍小卒，而小卒正踉跄出逃。与文本中宋江的千秋忠义形象形成强烈讽刺！这幅插图渗透出绘工、刻工对于文本情节的接受：宋江满嘴仁义，实际是杀人不眨眼；军校“叩头伏死”，实际上对生命充满着留恋，他渴望躲过这一劫并活下来。所谓宋江“挥泪”“千秋忠义”以及小卒“叩头伏死”都是文本编造的谎言。(https://www.daowen.com)

由于绘工、刻工处于底层社会，对文本中宋江的“忠义”“挥泪”等行为并不能彻底理解并认同，与后来的袁无涯本回末总评“读至宋公明滴泪斩小卒，其由衷之言，令人感泣不能已已”^[53]相反，建阳的多数《水浒传》插图本对这一细节并不认同，并以插图扭转了文本的描写。正是插图所传达的与文本不协调的声音，为读者提供了另外一重思考。

四、好汉的“儒士化”与朱子理学

同样由于绘工、刻工的下层身份，绘工、刻工在图绘水浒世界时，大都带上了先入为主的“成见”，从而与原文本内容发生错位与变形。插图最明显的“成见”莫过于不分场合的“礼节化”。下级参见上级、臣子拜叩皇上，正常的礼节是必要的。但是在建本插图中，不分场合的礼节化随处可见。图5－34“武松问何九叔缘由”插图，描绘武松与何九叔侃侃而谈之貌。文本却叙述道：“酒已数杯，只见武松揭起衣裳，飕地掣出把尖刀来，插在桌子上。量酒的都惊得呆了，那里肯近前。看何九叔面色青黄，不敢抖气。武松捋起双袖，握着尖刀，对何九叔道：‘……倘若有半句儿差错，我这口刀立定教你身上添三四百个透明的窟窿！……”^[54]但是与之相配的插图只见武松、何九叔侃侃而谈，双方看上去都是谦谦绅士，压根看不出文本中武松以“尖刀”逼问何九叔之情景。对于“施恩与武都头相见”插图，相应文本描述道：“多时，只见施恩从里面跑将出来，看着武松便拜。武松慌忙答礼……”^[55]施恩拜见武松与武松逼问何九叔存在根本不同，然而，插图千篇一律地将武松与施恩塑造成谦谦君子形象。武松的衣着与施恩、何九叔几乎无异，均是宽大的绣袍，且武松的头上还加了一顶儒冠。插图如此塑造武松等，与绘工内心的“先验”看法是有关系的。在下层绘工看来，小说中的人物都应该是有文化的谦谦君子，故其衣着外貌等均参照儒士形象而图绘。武松、施恩江湖好汉的铁骨铮铮形象在绘工那里，都易作了文质彬彬的儒士形象。

无独有偶，在建本插图中，水浒莽汉形象多呈现出“儒士化”倾向。如图5－35、图5－36所描绘的鲁智深形象。插图的文本背景是，逃离在外的鲁达遇见金老，金老女婿赵员外引鲁达到庄里避难。文本描述道：“不多时，早到庄前下马。赵员外携住鲁达的手，直至草堂上，分宾而坐。”^[56]在余氏双峰堂图5－35“鲁达同赵员外回庄”以及刘本图5－36“赵员外引鲁达回庄”插图中，鲁达的衣着也是青衣小帽，且施礼作揖，唯唯诺诺，与文本中所塑造的莽汉形象迥然不同。

绘工、刻工先入为主地将梁山好汉塑造成谦谦君子的儒士形象，插图对于人物之间礼节的强调，与建阳地区的理学传统也有着密切关联。朱熹对建阳地区的刻书业有着深刻的影响。“位于闽北山区的建阳，原来文教事业相当落后，在朱熹的倡导和影响下，兴办了许多书院，广泛聚徒讲学，使当地和省内外不少人都得到受教育机会，学风大盛，成为引人注目的教育中心，文化圣地，同时也促进了印刷业和其他事业的发展。”^[57]但是，朱熹对于建阳地区的“教育”无疑是贯彻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原则，目的在于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其所谓“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58]强调圣贤道德修养的核心就是“存天理，灭人欲”；其又云：“宇宙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59]强调“理”是三纲五常之本源。至于存理灭欲的具体方法，朱熹主张“居敬”：“持敬之说，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齐严肃、严威俨恪、动容貌、整思虑、正衣冠、尊瞻视’，此等数语，而实加工焉……自然不费安排，而身心肃然，表里如一矣。”^[60]朱熹居建阳达二十年之久，其在建阳所倡导的儒家伦理道德对百姓影响巨大。

关于朱熹“存理灭欲”与农民起义的关系，黄钊以为：

朱熹的理欲论，虽非针对农民起义而发，但又确有消极影响。过去一提到朱熹的理欲论，有人就把它同反对农民起义联系起来，似乎认为朱熹理欲论的核心，就是针对农民起义的。我以为此说恐太武断。……尽管如此，他的存理灭欲论，最终还是被后来的王阳明借用去作为阐发‘破心中贼’与‘破山中贼’关系的理论依据。王氏矛头所向，直指农民起义。^[61]

由于朱子在建阳地区的巨大影响以及其所处的闽学泰斗地位，他的学说以及其对农民起义的态度必然对下层绘工与刻工产生作用。

方彦寿在《闽学人物对建刻发展的影响》一文中指出：“建阳的闽学者对刻书者的影响并非一般的社会影响，而是家学渊源。闽学者所推崇的程朱理学及其治学的方法，必然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影响；从而在他们所编所刻的书籍的内容、形式上反映出来。”^[62]除了方氏列举的“建阳书坊编辑出版的书籍，大致可分为集注、改编、类编等几种形式”与闽学影响有关外，笔者以为以朱熹为首的闽学学派，对于建本小说插图的影响也至关重要。而“闽学者所推崇的程朱理学”对小说插图的影响至今没有学者论述。

建本《水浒传》插图将水浒好汉“儒士化”，便是“存理灭欲”的道德修养对绘工、刻工影响的具体体现。《水浒传》张扬着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主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林冲等被逼上梁山源于对统治阶级的彻底绝望，最终走向“存理灭欲”的对立面。如果说，水浒英雄的个人英雄主义是“欲”的化身，那么大宋帝国的社会规则就是“理”的代表，《水浒传》中诸位好汉的豪爽、激情便是对“存理灭欲”的反驳。但是，在闽学有着深深影响的建阳地区，民众对于《水浒记》的接受均打上了“忠义”色彩。这其中，以余象斗对《水浒传》的评点最为典型。余氏评点《水浒传》，始终贯彻着“忠义”思想，而这一点迥异于金圣叹、王望如等人“诲盗”“不忠不义”等评论。建本插图的不分场合、千篇一律地“礼节化”、梁山好汉普遍地“儒士化”等，也体现了已经被理学熏染的下层绘工、刻工对《水浒传》的再改造。也就是说，无论是有文化的上层书坊主，还是处于下层的绘工、刻工，建阳地区民众对于《水浒传》的接受与改造，处处流露出朱子理学的影子。

综上所述，建本《水浒传》插图的模式化、表意性特征源于绘工对戏曲表演的程式化的借鉴，建本《水浒传》插图的程式化特征所隐含的绘工与刻工的价值判断及其相互作用，以及下层绘工、刻工对于文本的误读都使文本产生了增殖效用；而建本插图不分场合的礼节化、梁山好汉的普遍“儒士化”，与建阳地区深厚的理学底蕴密不可分。

小结：建阳地域刊本《水浒传》插图呈现出模式化、表意性的特征，这与绘工插图创作方式以及对戏曲表演程式化之借鉴密不可分。建本《水浒传》插图程式化特征中所隐含的价值判断，与文本的言说发生分歧；下层绘工、刻工对于文本的误读，同一事件插图与文本的叙述不尽相同，甚至相互冲突等，都使文本产生了阅读增殖；而建本插图千篇一律的礼节化、梁山好汉的普遍“儒士化”，源于建阳地区深厚的理学传统，插图以儒家伦理改写《水浒传》文本之用意极为明晰。建本插图的文化内涵尚待进一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