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作为（不）安全实践
长期以来，人们不断探索影响国家对外及安全政策行为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传统的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告诉人们，在人性不完善和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下，国际政治始终处于物质竞争和冲突的状态中，因此，国家生存及安全所面临的威胁，往往来自本国领土以外的物质力量。或者说，国家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被认为来自与军事有关的物质方面。这类理论关注外来威胁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强调对相对物质实力分配以及对他国威胁企图的识别。在破坏权力结构或维持现状、使国家免遭安全威胁挑战方面，物质力量被认为充当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相比之下，语言则作为社会文化附属现象而被搁置在国际关系研究的边缘地位，即使得到关注，也只是将其作为外交谈判/斡旋之类的工具。在这种物质视角里，语言属于缺乏社会特征的个人现象，而且只是被视为一种符号系统，其语言使用问题并不受到重视。
冷战结束后，人们拓展安全政治研究的视野，把社会和文化视角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指出非物质因素（如观念、宗教、种族和意识形态）正在成为引起冲突和战争、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新来源。国际关系研究不应该满足于仅强调对物质实力的叙述。尽管国际政治涉及国家利益、威慑能力和实力分配，但与此同时，国际政治也是各国之间争夺观念及含义主导权的场所。后者往往是通过竞争性话语而展开的。把话语引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或者说，国际关系研究者对政治话语感兴趣，打破了长期以来把语言只是看作一种辅助分析要素的做法，因为这种把语言置于边缘位置而不给予充分考虑的做法，反映了其实施者没有能够看到话语作为权力的一种形态，也没有能够提出有关语言使用乃是从事社会实践的见解。
在安全政治研究经历“语言学转向”的过程中，有必要把（不）安全的话语作为分析的对象，并考察它们是如何发生作用的。这种试图超越对国家行为体以及安全难题的传统理解和认识，把关注重点放在（不）安全文化的话语及政治建构上。人们可以提出一个假设：如果说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那么，它可以对国家之间（不）安全关系造成影响。根据这个假设，在对外及安全政策领域，一个国家的对外及安全政策话语不仅是该国对外及安全政策的语言表述，而且还可能引发该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社会互动并对其产生影响。
事实上，符号权力正在成为安全政治分析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看法上：在国际关系中，不安全文化或安全威胁来源不是一个自然、客观的事实，而是社会、文化以及话语建构的产物；国际政治实践不仅是通过“做”而且还是通过“说”去进行的。在国家对外及安全政策研究中，语言始终处于政治分析的主要地位，属于“核心的、独立的研究对象”。[1]
于是，从理论上揭示语言使用与国际关系之间的联系是十分有必要的。在诸多有关安全话语研究的理念和方法中，欧洲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观”引起人们的格外关注、兴趣和争议。[2]该学派提出“安全化”概念，并把它与“言语行动”联系起来，认为两者之间的联系造成了一种特殊的话语结构。所谓“安全化”，它是指在一定的政治共同体内，诸国通过一定的言语行动达成主体间的理解，把某样东西确定为现存的威胁，并同意共同采取紧急措施去应对这种威胁。[3]安全化的特征在于，它是一定语境下的言语行动，“一种具体的话语结构”。在这种言语行动和话语结构中，“某个问题被确定为安全难题”。[4]因此，“安全化”可被看作是对“安全难题”的一种语言及社会建构，“在安全话语中，一定的事件被戏剧化，从而显得极为重要；于是，通过把某个事件说成是一种安全难题，国家行为体便可声称有必要利用特殊的手段以应对之。”[5]换句话说，安全难题是被“叙述”出来的，而不一定客观真实。犹如某个事件经过语言的渲染而被“政治化”或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一样，某个事件经过一定的话语建构或语言作用而被“安全化”，即成为一桩“安全难题”。
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观”显然吸取了“言语行动”理论和后现代主义观念。它所提出的“安全化”概念依赖于这样一个核心观点，即言语就是行动。该学派认为，对安全进行叙述乃是安全实践的重要形式。正是这类有关安全的叙述，为国家决策者随后采取一定的对外及安全政策行动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对“不安全”的叙述过程，乃是对“安全难题”或“安全威胁”进行话语建构的过程，它把某种被认为至关重要的、有价值的安全对象描述为正在遭受来自外界力量的威胁。也就是说，安全威胁的来源依赖于从语言上对其进行叙述和诠释，而不一定是客观真实的存在。对于哥本哈根学派来说，建构安全威胁的一个目的，在于使受众能够宽容政府在应对“安全威胁”过程中违反既定规则和法规的行为。
于是，在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观”里，“安全”并非是一种客观状态，安全威胁不仅可以由外界物质实力变化所造成——当然，物质实力的含义尚有待国家之间社会关系的性质而确定——而且还可以由一定的安全政治话语建构成为“社会事实”。在这里，语言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交流功能。它不仅用于描述国家面临安全威胁的来源，而且在建构安全“威胁”来源方面充当着重要角色。在说明话语建构“安全化”含义方面，哥本哈根学派还吸取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强调言语行动始终具有政治及不确定性特征，以及话语建构“安全难题”的含义来自对话语本身——而不是将其放在一定的语境里——加以解读。也就是说，有关安全话语的含义可以从言语行动本身获得。
如果说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那么，一定的对外及安全政策话语的含义，是在一定的（不）安全环境及条件下产生并被加以理解的。因此，人们需要考虑到这类话语在国际关系中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在国家之间所引起的（不）安全互动。当一个国家的决策者发表对外及安全政策演讲时，他不仅试图使听者理解讲话者的思想和观点，而且，他和听者都在以微妙的方式，通过语言确定他们所代表的国家之间在安全政治领域的关系。听者会对讲话者的话语含义给予理解并作出反应，这种理解和反应或者通过语言表达出来，或者通过其他的（不）安全实践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从根本上讲，安全话语的含义不单是某个国家单向或纯物质行为的结果，而且可能是国家之间在一定的安全政治环境下互动的产物。
因此，语言不单是抽象的符号系统，它还是构成社会现实的重要物质要素。语言具有社会及文化的基础，而且带有实践的特征。话语不仅是一种实践，而且是一种社会实践。作为一种符号权力，话语被人们用来从事各种各样的（不）安全政治活动。在一定的安全政治关系中，国家使用的安全政治语言不仅体现着这个国家的自我表达，而且还涉及这种安全政治关系中的他者并对其构成影响。也就是说，语言不单是从事交流和再现国际政治现实的工具，而且还具有影响他者思想和行为的功能。话语的社会性在于，政治家和决策者可以利用语言去影响、劝说甚至改变社会生活中他者对安全和威胁的想法、看法和行为。有意义的语言使用对（不）安全实践起到作用。因此，有必要关注并重视安全政治领域的语言使用，不仅仅把语言看作是一种抽象的符号系统，还要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如何通过语言去做事情，或者，如何利用语言去从事并完成某件事情，以及一定的话语在受众者中间产生何种反应和效果。
作为（不）安全政治实践，语言可以合法、公正地被用来做好事，也可以用于非法、邪恶地干坏事。具体地讲，国家之间可以利用语言进行彼此之间的良好问候或进行批评；利用语言作出安全许诺、外交道歉；也可以利用语言进行外交欺骗、诽谤和诬陷等。政治家和决策者往往试图通过使用一定的语言，谋求影响、改变甚至操纵他人的思想、行为和情感，使他人相信或从事违背自身利益的事情。于是，在国际政治权力关系的作用下，一定的话语成为一些行为体对另一些行为体施加主宰和压迫的实践活动，并迫使后者成为话语的受害者，从而制造并加剧了国际社会不公平、不公正情形。在西方社会，政治家和决策者利用接近话语之便影响并操纵选民对国家对外及安全政策的理解；一些主流媒体通过提供一些（而不是另一些）信息和报道，引导并影响读者和听众对国际事件真相的理解和思考方式。当然，政治家和决策者利用语言做事情，也受制于一定的社会及文化环境。一定的话语既影响社会中的他者，也受到他者的影响。一个人说什么、不说什么以及说话的方式，均受影响于说话者所处的场合以及听者的身份。正是这种语言和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得语言使用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通过把话语理解为一种（不）安全实践活动，人们可以获得这样一些基本看法。第一，语言不单是反映（不）安全现实的符号系统，它还是建构（不）安全“现实”的重要工具。语言使用乃是（不）安全实践的重要形式。人们通过文字去做并完成各种期待中的事情。语言的含义是在一定社会及文化互动中产生并发生变化的。第二，话语不是单一或孤立的实践活动，而是与其他形式的（不）安全实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一定的话语实践往往引发其他（不）安全实践/事件的发生，因此，对话语的争夺、控制和操纵构成安全政治领域的重要方面。第三，作为一定的（不）安全实践活动，所有的话语（或者说对语言的使用）都不是价值中立的，而是充满伦理和规范的特征。人们可以利用语言做正当的事情；也可以做不正当的事情。当然，语言上的不端行为会被认为是“恶劣的行为”。由于一定的话语可以做不同的事情，因此，对语言政策/战略进行系统设计和实施，成为国家对外及安全政策制订的重要组成部分。
把话语理解为（不）安全实践活动，旨在超越传统理论关于安全威胁主要由外界“客观物质”实体所构成的认识，并谋求对文化与安全政治之间关系作出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这并非说话语实践以外的其他社会实践对国家安全问题不重要。恰恰相反，它试图说明话语实践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实践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此外，把话语政治引入国际关系研究，并不排除寻找建立一定的因果关系和提出一般性归纳的学术努力。譬如说，一定的语言使用（或滥用）是否与国际稳定（或冲突）之间存在着联系？如果存在这种联系，那么，国家之间制订良好的语言政策/战略便是至关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