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儒二家“善”之观念比较
在先秦典籍中，“善”有多种意义，《老子》五千言，“善”出现五十二次。《老子·八章》理赋予“善”以丰富的内涵：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上善”，不是一般的善，而是品位最高的善，其品质就是如水滋润万物、养育万物而不逞功争名，用当今的话来说，“善”是“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相对。一般的人热衷于“利己”而厌恶“利他”。在老子心目中，“利他”近于天道，如“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老子·九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老子·七十三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老子·七十七章》）、“天之道，利而不害”（《老子·八十一章》）。这种种“天之道”内涵，当然属于“上善”的范畴了。老子还就人的生存活动承“上善”之后一连列出“七善”：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老子·八章》）
这种句型是：以……为“善”。所谓“居善地”，即“居”以“地”为善。是说你所居之地位应该处下，而不应该高高在上（《荀子·儒效》：“至下谓之地。”又《礼论》：“地，下之极也。”），“居上”与“居下”比较，以“居下”为善，因为“高以下为基”（《老子·三十九章》），在下者能兼容并蓄：“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老子·六十六章》）所谓“心善渊”，即是说人的心胸、怀抱以如渊之深为“善”，胸怀浅薄者即不善，“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老子·十五章》）。后来《庄子·齐物论》说：“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人的心地深邃而宽广，就能笼括天地，容纳万物。所谓“与善仁”，是说与朋友交往，以有仁爱之心为善，老子反对在政治领域鼓吹仁义，说过“大道废，有仁义”（《老子·十八章》），但不反对人与人之间有“仁”在焉，“上仁为之而无以为”（《老子·三十八章》），最高品位的仁爱之心是出自本性，与人交以爱心，无意为之而不抱任何利己的目的，不求回报，只是博爱而已。所谓“言善信”，即是出言以“信”为善，这是将“真”与“信”都纳入了“善”的范畴。所谓“政善治”，是说为政治国欲行正道而不走邪路，那就要以行“圣人之治”而善，“圣人之治”是“无为而治”，“我好静而民自正”（《老子·五十七章》），“治之于未乱”（《老子·六十四章》），这就是“治”之善。所谓“事善能”，是说做什么事以量力而行为善，老子虽言“无为”，但其“无为”实是要求发掘、发挥人的内在潜能，那种潜能充分调动起来便“无不为”。《老子·二十七章》云：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善数不用筹策，善闭无关楗而不可开，善结无绳约而不可解。
此所言五“善”，皆指超凡出众之“能”，是人的精神、智慧、聪明所蕴含的能量，一般说的技巧才能也在其中，犹如《庄子》中所描述的“佝偻者承蜩”。孔子问：“有巧乎？”佝偻者回答：“我有道也。”老子所说的“能”，就是后来庄子所说的已经通于“道”之“技”，“通于一而万事毕，无心得而鬼神服”（《庄子·天地》）。所谓“动善时”，就是说人由静而动，其动以适时合宜为善。他还有“反者道之动”（《老子·四十章》）之说，引申言之，以合于“道”之周行往返而动者为善。用现代的话来说，顺从事物发展规律而“动”，谓之“善”；违背规律而盲动，谓之不善。
道家以老子为代表所言之“善”，就其本体意义而言，就是与道之“真”相融洽的另一重要属性。如果说“真”是“道”客观存在的一种显示（“其中有象……其精甚真”），那么，“善”便是“道”所蕴含的能动力量之源，“道，冲而用之或不盈”，因为它有“渊兮，似万物之宗”之善。正是有“善”这一无形无状的内在能量，因而“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儒家学者对“善”之体认和解释，似乎没有老子那样深邃和形而上。“善”首先是作为“恶”的反面，与恶对峙，“劝善惩恶”成为流行观念，以“仁”为善，就是儒家善的本质内涵。联及具体的人，“善人”“善士”，是指那些有良好品质的人，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孔子对“善人”的要求并不高，他的学生子张问“善人之道”，他说：“不践迹，亦不入于室。”（《论语·先进》）意思是说不踩前人的脚印循途守辙，但也未入圣人门槛。他还有一个比较：“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论语·季氏》）这就是“善人”，世间不难见到；“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论语·季氏》）这是比“善人”难得一见的高人乃至圣人。通读《论语》，孔子及其嫡系门徒对“善”没有多少发挥，倒是孟子，对“善”有较多议论和发挥，他首先在人际关系中给“善”定义：(https://www.daowen.com)
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
其言“取于人者”，就是虚心学习别人的优秀品质和各种好的本领，使自己“与人同善”，更自觉地为他人、为社会做好事。他还希望造成一个“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孟子·万章下》）的和谐而善的社会环境。
孟子有一个重要的人性观，那就是“人性善”。他认为，人一生下来，心性是非常纯洁的，有了向“善”的倾向。“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因为：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人之初，性本善”，此善之内含即“仁义礼智”，天生的善性不是自外而内强加的，而是由内而外自然流露的。既然人性本善，那么作为在社会上生存的人，由小到大，由无知识到有知识，他的行为应该怎样规范而永葆善性不失呢？对此，孟子有一个非常简洁的答案：“可欲之谓善。”（《孟子·尽心下》）人立于世，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生理方面与日常生活中，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欲望。“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孟子·告子下》）都是人生的基本欲望，“食色，性也”，有些本能的欲望是不能抑制的，但是，对种种追求，不能过分，应该在理、义许可范围之内，不要妄求，“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下》）。孔子教导学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即自己认为不可欲的，也不强加给他人。既然人性是相通的，社会上正直的人们对什么是可欲，什么是不可欲，必然有共识。不违理义者，“可欲”；违背“仁义礼智”者，不可欲。可欲而以正当的手段获得，是“善”；不可欲又用非正当的手段去强求，则“恶”。人类社会的是、非、善、恶标准也就由此而建立。孟子这一观点，后来在《荀子》和《乐记》中被继续加以发挥，《荀子·正名》有云：
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虽为天子，欲不可尽。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所欲虽不可尽，求者犹近尽；欲虽不可去，所求不得，虑者欲节求也。道者，进则近尽，退则节求，天下莫之若也。
荀子很明确地阐释“可欲”“不可欲”的问题，那就是要有所限度，有所节制（他还提出了“以道制欲”的问题，此暂不论）。《乐记》则从“欲”不可节制言其后果：“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
儒家所言之“善”，主要是就人性修养而言，可定位于道德伦理范畴，与他们人性“至诚”观点密切相关，具有实践性，它能体现一种高尚人格的力量，在一个充满各种人际关系的社会，人心向善，人人“与人为善”，就能造成“大舜有大焉”那样的祥和世界。
中国古代“善”的观念，主要出自儒道两家，比较一下，道家之“善”偏重于形而上，儒家之“善”偏重于形而下，前者可定义于“天道”（亦称“自然之道”）所蕴含的内在能量，后者可定义于“人道”（亦可称之为“仁义之道”）所发散的人格力量。两家之“善”也有共同性，那就是都具有行为指向和一定的实践意义，所以由“善”引申擅长、能干，即现代汉语中的“善于”之义。老子说“事善能”，“能”，明显具有实践性，所谓“善数”“善闭”“善结”，都具有行为性，“善者果而已”（《老子·三十章》），是说善于用兵者，胜之即止。“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老子·六十八章》），皆属此类。儒家此类用法则更明确、更具体，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已同于今之用法，不必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