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于远近”
荀子说：“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不足以一民也。”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大大小小的朝廷、官场，不管政治清明还是腐败，都要在政治形式方面加以美化，显示“文治”的气派，标榜“礼乐之邦”，同时以显示君王与朝廷的威仪，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确是很壮观的场面。公元前710年，鲁国大夫臧哀伯就“为政之德”须有适度的形式美，对鲁桓公发表了一番意见：
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
、纮、
，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锡、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俭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左传·桓公二年》）
君临于万民之上者，为昭示君德以使臣民敬服并为后世子孙作榜样，以宫室、车辇、饮食的简朴示其节俭的美德，却以衣帽服饰乃至各种绶带的繁杂、华丽来显示其威仪，更以声势盛大的仪仗来炫耀作为人君的排场，这就是以“文物”来“昭德”，调动一切“文物”美化其政治一统下的德行。
“饰”其政事之美，最有效的手段是“礼”与“乐”，最早的“礼”，主要是指各种典礼仪式，登位、出征、敬天、祭祖、立庙等等都有一套完整而严格的程式，实质就是一个国家统治秩序的缩影。《易经》之《观》卦卦辞便是对一次典礼仪式最简洁的描述：“盥而不荐，有孚颙若。”“盥”，本义是以水洁净双手，在这里引申为用香酒浇灌地面以迎神降临之意。看主祭者清洁自身的那种神态和虔诚地以酒洒地的动作，不观后“荐”即敬献祭品的细节，观祭者心中诚敬肃穆的情绪就油然而生了。据王弼说：“王道之可观者，莫盛乎宗庙；宗庙之可观者，莫盛乎‘盥’也。至‘荐’，简略不复观。故观‘盥’而不观‘荐’也。”（《周易注》）“盥”，可能是祭祀典礼开始时一个非常庄严可观的仪式，卦辞作者只是从观典礼者的感受略加点染。《论语·八佾》中亦记载孔子云：“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矣。”关于种种典礼的仪式，在西汉成书的大、小戴《礼记》都有繁复的记载，《小戴礼记·礼运》篇较为概括的描述是：
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隆上神与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
在《诗经》中，倒有一些具体的描述，如《周颂·雝》之第一节：
有来雝雝，至止肃肃。
相维辟公，天子穆穆。
於荐广牡，相予肆祀。
据说这是周武王祭周文王的仪式，先描写参与祭祀的诸侯，进祭堂时雍容和睦，来到祭坛恭敬严肃，诸侯们簇拥着武王同祭，主祭者庄重静穆，献上一头肥壮的公牛，敬请伟大的皇父享用。在《小雅·信南山》中，第五、六节描写这种仪式更具体：
祭以清酒，从以骍牡，享于祖考。
执其鸾刀，以启其毛，取其血膋。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
先祖是皇，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第一节写献酒杀牛，连当场杀牛的细节也展示出来（拿着锋利的刀，分开公牛颈下的毛，割断牛的咽喉、血管，先取其血），用美酒与牛的血膏作为祭品。孔子说他观礼只观献酒，不观其后之“荐”，是否因为杀牲太残忍而“不欲观”？影响了典礼开始时那肃穆虔诚之情？
在典礼仪式上，必须有音乐，音乐可以调动行礼者的情绪，音乐的“屈、伸、俯、仰、缀、兆、舒、徐”，可以配合行礼的“升、降、上、下、周、还、裼、袭”等动作。现在我们还可以想象，在音乐伴奏下，行礼者可能有像舞蹈那样的各种动作。《诗·周颂·有瞽》专写祭祖典礼上的音乐之美：乐师是一群盲者，设置的钟鼓架装饰得很华美，乐器有钟、鼓、磬、箫、管等多种，奏出的乐音洪亮而和谐，祖宗神灵似在冥冥中聆听，而观礼的贵宾欣赏完一曲又一曲，不觉时间漫长。《乐记》将礼、乐合论曰：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https://www.daowen.com)
设业设虡，崇牙树羽。
应田县鼓，鞉磬柷圉。
既备乃奏，箫管备举，
喤喤厥声，肃雝和鸣，先祖是听。
我客戾止，永观厥成。
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礼乐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与时并，名与功偕。
事实上，作为典礼仪式之礼，只限定在一些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合，集中地炫耀政化、事迹之功，而好的音乐作品能够超越时空更广泛、更长久地起到美教化的功用，如果再将那些主礼者的种种动作加以美化，那么舞蹈也产生、成型了。“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乐记》甚至说：“其治民劳者，其舞行缀远；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缀短。故观其舞，知其德；闻其谥，而知其行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乐”，实际是听乐又观舞，其中自听《大雅》之乐至观《韶箾》舞一段，季札的评语几乎全是赞扬先王的政化功德：
……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见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其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这篇音乐舞蹈评论，出现于公元前544年（其时孔子尚是童年），来自南方的吴国公子季札，对前代流传下来的音乐舞蹈作品，作出如此全面的政教功利评论（但也没有忽视美感的表述）表明乐与舞作为政事之美的视、听觉表象（“礼”也是视觉表象），已是当时人们的共识。
也正是有如此共识，不少贤明之人对自己所处身时代政事腐败有所觉察，如果他们的上司奢用礼乐进行掩饰，便会非常敏锐地提出异议，并力陈其害。就在季札到鲁国“观乐”那年登位的“周天子”周景王，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国君，大概是为了显示作为宗主国的经济实力，登位二十年时“将铸大钱”，被朝中大臣单穆公劝止了，过了三年，为了显示作为“天子”的声威，又准备铸一座大钟，单穆公再次挺身而出提出反对意见：大钟声音洪大，会造成“听乐而震”，使音乐失去和谐感，有违乐理（单穆公在乐理方面之论，我已于上编第二章以“和”为题一节转述），还有比乐理更重要的是，如此好大喜功，实质是政事开始败坏的迹象。他说，“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之，则民心归焉”，又何必要以震耳之乐去显示声威？如果“上得民心，以殖义方，是以作无不济，求无不获”，奏其乐才有意义；一个国君要得到最大的快乐不能求助于音乐，而在于自身治国的言行美不美，“夫耳内和声而口出言美，以为宪令而布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从之不倦，成事不贰”，如此才是“乐之至也”（《国语·周语下》）。单穆公直率而勇敢地指出周王朝已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后来，战国时代的墨子提出“非乐”的观点，似乎就是以单穆公批评周景王这段话为本，墨子主张取消音乐，其实质是反对用音乐之美去掩饰已经腐败了的政治。
出令不信，刑政放纷，动不顺时，民不据依，不知所力，各有离心。上失其民，作则不济，求则不获，其何以能乐？三年之中，而有离民之器二焉，国其危哉！（《国语·周语下》）
关于如何评价政事之美，在公元前540至前529年之间，即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之时，在南方的楚国，楚灵王的大臣伍举，就楚灵王建“章华之台”，有一番很精辟的议论。其始曰：
灵王为章华之台，与伍举升焉，曰：“台美乎！”对曰：“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听德以为聪，致远以为明。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嚣庶为乐；不闻其以观大、视侈、淫色以为明，而以察清浊为聪。”（《国语·楚语上》）
他一开始对话就切入到美不美的问题，伍举不以章华台的建筑美为美，认为这不过是楚灵王贪大为功，以此为享受安乐的场所（违背了臧哀伯所说的“清庙茅屋……昭其俭”）。接着他说，修这样一个所谓“美”的高台，使国民疲惫，国财用尽，年谷败收，百官厌烦，数年乃成。这劳民伤财之台，谁会说它美呢？只有那些富得有闲的人和不晓世事的一班纨绔少年会来欣赏，年长的人都会侧目而视。所以，他说：“臣不知其美也！”到底什么是美？什么样的政治德行为美？伍举说了一段很有分量的话：
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夫君国者，将民之与处；民实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则德义鲜少；德义不行，则迩者骚离而远者距违。天子之贵也，唯其以公侯为官正，而以伯子男为师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于远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敛民利以成其弘欲，使民蒿焉忘其安乐，而有远心，其为恶也甚矣，安用目观？
这段以议政为出发点而对楚灵王批评相当尖锐的诤诤之言，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上也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第一，伍举给什么是美下了一个定义，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个定义虽然仅以“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为主旨，且其具体所指皆关及政治功利，但因为已经抽象，给后人的思考提供了开阔的理论空间，较之西方最早的“美在于和谐”“从不同的因素产生最美的和谐”等定义也不逊色。第二，老子与伍举是同时代的人（孔子曾求教于老子），伍举从楚灵王所追求的虚华之美而产生“其为恶也甚矣”的后果，证实了当时老子说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是有所指而发，而非有意制造一个美的悖论；他（还有前面所述及的单穆公）对于“善”与“美”、“美”与“恶”关系，以具体事实作对比物论述，具有朴素的辩证意识，这在先秦的哲学思想尚未正式形成的时期，可认为是先声之发。第三，以“唯其施令德于远近”作为政事美的评价准则的提出，也可以说是首次标举的一个毫不含糊的审美标准（早于《乾·文言》之“乾以美利利天下”），将它视为是以“善”为前提的审美标准推而广之，具有普遍意义。
礼乐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早向全人类文化做出的一大贡献。“礼”，本是为了建设尊卑有序的国家形成一套有形式可观的制度；“乐”，用《易传》的话是“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豫·彖》）。如果说，“礼”是最早的“形文”的话，“乐”便是最早的“声文”，它们是流行至今的音乐舞蹈的源头。在封建社会，“歌舞升平”被视为太平盛世的景象，而“礼崩乐坏”则是政治腐败的朕兆。伍举之后，孔子发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的慨叹。那些无“令施德于远近”的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和追求奢侈的享受，更热衷于“繁文缛礼”，那就是墨子所谴责的“声乐害政”，走向了礼乐文化的反面。纵观历代政治领域内的礼乐文化，可以说是越来越重的功利意义，愈来愈覆盖了审美的意义，“文”与“美”成为僵化了的外部形式，其所象征的“政化”“事迹”之美也变成了虚伪的东西。可庆幸的是，由礼、乐文化发源的音乐舞蹈，在艺术领域蔚然成为美之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