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
《尚书·洪范》所言“五事”，即“貌”“言”“视”“听”“思”，实是人与外界、与他人发生联系时，要注意的五件事，“五事”成为后人从情性、学问到外貌、言行的自我修养之纲，遂成“修身之道”。先举一个具体例子，比如《洪范》说“貌曰恭”“恭作肃”，孔子在这方面狠下了一番“修”的功夫，《论语·乡党》篇留下了他在家乡、朝廷等不同场合其貌如何的生动描写，请看写他走进宫廷大门参拜国君的一则：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
走进朝堂大门的时候，躬着身子小心谨慎，好像没有立身之地；不站在大门中间，脚不踩门槛；走过其他大臣面前，脸色变得很庄肃，脚步加快，说话小声细气像气不足；提着袍服的下摆进阶升堂拜见国君，又是躬着身子，憋住气好像没有了呼吸；退出来，下了一级台阶，脸部的表情放松了，好像很欢快的样子；下完台阶，加快脚步走，像鸟儿展开了翅膀；回到自己原来的位置上，还显出恭敬又局促不安的神态。
在《易经》中，有相当多的别卦都开始触及“修身”这一人生大事，序位排列第四的《蒙》卦，便是发蒙、启蒙，从孩童时代开始自身的修养。《彖传》说：“蒙以养正，圣功也。”《象传》说：“君子以果行育德。”到了老子和孔子的时代，“修身”已成为知识分子自觉行为，“修身”与否，成为区别“君子”与“小人”的明显标志。儒、道两家对“修身”的内容、方式及其作用，尽管很多的不同，但对于“修身”的最高的目标—完善高尚的人格，指向确是一致的。
老子提倡的是自然化的人格，但已作为社会的人，也要通过“修”才能复归自然，“修之身，其德乃真”，表明他的自觉。他不强调以学问修身，但他的修身言论中，经常强调“知”与“智”，如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老子·三十三章》）句句都蕴含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哲理意味，“死而不亡”者就是死而不朽、虽死犹荣，这是有自然化人格的圣人最佳修养之归宿。“柔”与“刚”，“荣”（或曰“宠”）与“辱”，是人的性格生成与人生遭遇两大问题，该如何对待？老子认为，人的气性应当取柔，“专气致柔，能婴儿乎？”婴儿一是柔弱，二是无知无识，三是天真纯朴，合于自然，因此“柔”是自然人格的本性。《老子》中关于“柔”与“刚”的关系是“柔弱胜坚强”，这显然与《周易》乃至儒家学派的观点有所不同。请看他善于“柔”的几点重要说法：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七十六章》）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故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七十八章》）
前说人以柔弱得生，以刚强而死，据说是老子受到他老师临死前一个暗示而有所悟。老子问老师有什么遗教，老师张开嘴给他看，口里牙齿掉光，只有舌头在动。老子悟到了：“夫舌之存也，岂非以其柔耶？齿之亡也，岂非以其刚耶？”老师说话了：“嘻！是已，天下之事已尽矣，无以复语子哉！”（见刘向《说苑·敬慎》）后说以“水”为喻，“水滴石穿”，很容易理解。老子关于人格塑造而“修”，原来就是“柔”为本，是从万物的自然生态受到启发，不同《周易》作者们反复申述的“柔”必须顺从“刚”，“从王事，弗敢成也”，恰恰相反，克“刚”致胜。以“柔”为本的人格，对于人一生不能不遭遇到的或荣或辱的事件，如何对待？老子认为，人们之所以会有“宠辱若惊”的心理发生，是因为或“宠”或“辱”都关系到个人的生存状态，却没有意识到，凡是被“宠”者，都处在以下承上的地位，宠人者在上，受宠者在下，“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被动地承受“宠”且看成了不起的大事，那么你的人格就自降了一等，所谓得“宠”，实质上是受“辱”。至于“辱”，他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1]这就是说，只有那些个人欲望总感到不满足，不断贪婪地追求的人，才会自取其辱。老子没有功名思想，但有人格的自尊。绝对的人格独立，也就是后来庄子所推崇的“真人”“至人”，能“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之人。
儒家对人格的塑造，过程更复杂，赋予的内涵更丰富，将个人人格的树立与社会的要求密切地结合起来。孔子表扬郑国名相子产曰：
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
显然，这些讲的是政治人格，以“恭”“敬”“惠”“义”在他对“上”、对“民”的关系中表现出来，尚未及子产内在人格的质素。当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又说：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
根据他自己的解释，“恭”不再是“貌”的表现，由尊敬他人而使自己立于不受他人所侮的地位，因此“恭”成了个人独立人格的质素；“宽”即胸怀宽广，能够容人；“信”即以真诚的品质言行取得他人的信任；“敏”即聪明敏捷能成其事功；“惠”于“仁”者本人来说就是有爱人利人之心。孔子有一次问子路是否听到过“六言六蔽”的话，于是又提出“仁”“知”“信”“直”“勇”“刚”六言：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
仅从上述孔子的三次谈话中，就可归纳出十二个皆属人品、道德修养的观念，再由内而外、从本性到行为表现，理一理顺序，可否如此排列：
仁、义、知（智）、信、宽、惠；恭、敬、刚、直、勇、敏。
前六个可属于本体本性，总体而言就是“善”，后六个偏重在行为表现，总体而言是以“礼”为规范的“德行”。还有一个“学”也应该归纳进来，那是使自己的品性德行升华到至善至美的“成人”境界。不学习，一切都会走向反面，堕入“愚”“荡”“贼”“绞”“乱”“狂”。这一点，孔子与老子是截然对立的，老子崇尚自然人格而无视于人的社会性，认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四十八章》），有意于学习不断增加知识，违背了“为道”应一天天减少知识“以至于无为”的原则，因此“绝学无忧”（《老子·二十章》），“绝学”才能“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老子·十九章》）。孔子专注于社会化人格，把学习当作人生的一件大事，“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他自己是“十有五而有志于学”，老了还后悔学《易》太晚了，如果五十岁以前学了《易》，就可以少犯很多错误。有一次子路问“成人”，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完美无缺的人？孔子答：
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成人矣。（《论语·宪问》）
将四人各具的“知”（智）、“不欲”（即不贪而“义”）、“勇”、“艺”（才艺）优点合于一体，再学习礼乐而“文”之，就差不多成了“文质彬彬”的“成人”。
孔子还提出一个人格模式，那就是“中庸”，但只提过一次：“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这个模式型的概念，由他的孙子子思加以发挥阐述。综览子思之说，虽然出示了他独家掌握的祖父若干遗言，如“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第二章》），仍不免过于抽象。朱熹整理《中庸》（从成书于西汉的《礼记》中抽出）时引“程子”之话释“中庸”二字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子思似乎是将其祖父提出的种种人格观念加以糅合而至“中和”，《中庸·第十四章》就有糅合之迹：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https://www.daowen.com)
这个糅合，包含了孔子施仁义于天下的博爱思想，不卑不亢的人格独立观念，但是，似乎将作为社会的人应有的棱角也磨掉了。孔子不像是一个“居易以俟命”（立于平易无险之地，听从天命）的圣者，执着地为“仁道”的实现而奔走列国，并且几次遇险，在匡之地遭到匡人围攻时还说：“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于予何！”（《论语·子罕》）他对古代隐士虞仲、夷逸的评论是：“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当他同时代的隐居者长沮、桀溺说：“滔滔者天下皆是，而谁以易之？”劝子路跟他们一道隐居，孔子不屑地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均见《论语·微子》）他甚至怀疑“中庸”在他这样的时代是否可以施行，曾经不无气愤地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进取”与“有所不为”结合，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子思阐释“居易以俟命”的“中庸”，他的学生孟子也没有接受。孟子确如李泽厚、刘纲纪在《中国美学史》中所说的，有“对个体人格美的认识和高扬”[2]，我以为，他“高扬”的是刚健壮美的人格：
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孟子·尽心上》）
人格观念的基本内涵，还是孔子那一套，其表述方式则与《易传·坤·文言》的“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肢），发于事业，美之至也”相同，人的内在的品性道德精神通过身体四肢以及容颜表现于外，而有“恭”“刚”“直”“勇”“敏”等感性形态。孟子不取“中庸”，而发扬孔子的“狂狷”精神，提出与老子“生也柔弱，死也刚强”截然相反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他从“舜发于畎亩之中”而申言人的社会使命，为实现崇高的使命，“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他甚至提出“舍生取义”的英雄主义观。他的刚健壮美的人格精神，还有超于孔子所言的更高层次的内容，那就是：“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何谓“浩然之气”？
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也。（《孟子·公孙丑上》）
讲这段话之前，孟子已讲了“气”与“志”的关系，个人为实现社会使命须先立志。“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二者处于互动状态：“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就是说，二者进入了专一不二的境界，崇高之“志”与“浩然之气”就共同生成了。但也要分别，“志”是偏重理性的，“气”是偏重生理的，因此孟子所说的“配义与道”，实指他的志之所向，“义”与“道”是志的内涵，“集义”而“生气”，“志”是“气”充实的内涵，如果没有“至大至刚”之志，气就振作不起来，何来“浩然”之壮美？老子言自然化的人格完全排除具有人文理性的志（“虚其心，实其腹，弱其智”），孔子言社会化的人格则只重在“志”的外部指向，孟子深入到人的生理、心理层次[3]言“志”与“气”的互生互动，也就深入到了人格精神的根源，不同的生理气质与“集义”的不同程度，不同的人便呈现各自不同的人格面貌。孟子正是具备了“配义与道”而生“浩然之气”的壮美刚健的人格，所以他不“袭而取之”老师（子思）“不偏而中”的“居易以俟命”，而是志高气壮地宣布：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的人格可换言为“大丈夫”人格，较之孔子所言的“成人”人格，更为笃实辉光。
主张“人性善”的孟子在人格的塑造建设方面如此的积极进取，气概豪迈；令人奇怪的是，主张“人性恶”的荀子，改造人性、改造社会的使命感不逊于孟子，但他于人格方面的建设却没有“除恶务尽”的魄力，他只是将孔子的“成人”思想加以丰富，并推向理想化，其目标，一是“全”，二是“至文”。
欲“全”，亦遵循孔子“好学”的教导，以学为先。由此而有《荀子·劝学》篇最后总结性的一段话：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
怎样将自己培养为又“全”又“粹”，即十全十美的“成人”？孔子言“成人”只用了一个简单的加法，再“文之以礼乐”，荀子则将“成人”人格的养成分三个阶段：一是通过学习、思考与求师交友，将自身存在的缺点（“害”）根除，使五官及心思与那些“非礼”的东西完全隔绝，将自己的精神境界提升到新水平；二是在新的水平线上，让五官与心思向一切“好”的东西（实际的是圣人之道与礼乐制度）敞开，研习熏染，养成人生之中矢志不移的“德操”（如“仁”“不欲”“勇”“艺”等）；三是在“德操”稳定、根深蒂固于心之后，人的一切精神言行都是“德操”的回应，或如他在《修身》篇最后所描述的：“君子贫穷而志广，富贵而体恭，安燕而血气不惰，劳倦而容貌不枯，怒不过夺，喜不过予。”那是仁义精神自由发挥的至高境界，可为天地增光明。这正是：既“全”且“粹”足以为“美”也。
“至文”也是根源于“德操”，是将“全”而“粹”的“美”附诸于“君子”个体：
君子宽而不慢，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激，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而不从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诗》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谓也。（《荀子·不苟》）
这里至少有两条是孟子和荀子自己也没有做到的。读《孟子》与《荀子》，不时感受到他们“辩而争”“察而激”的锋芒。孟子是世所公认的雄辩家，自不必说；荀子与早已不在人世的孟子争辩人性之善恶，步步逼进，声势夺人，岂能说是“恭敬谨慎”？就在他刚讲完“至文”之后，紧接着就说：“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谄谀也；正义直指，举人之过，非毁疵也；言己之光美，拟于舜、禹，参于天地，非夸诞也；与时屈伸，柔从若蒲苇，非慑怯也；刚强猛毅，靡所不信，非骄暴也。”（《荀子·不苟》）这倒是近于孟子的“大丈夫”人格。
关于人格的塑造与理论方面的建设，从道家的自然化人格，其理想人格是“真人”；到儒家的社会化人格，其理想人格是“成人”“大丈夫”。此后，一代代正直的文人、学士，在道、儒两家人格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创新。汉末魏初朝野出现了人物品藻的风气，继而出现刘劭的人才学专著《人物志》，形成了一个延及南北朝的人格、人才学讨论高潮，本丛书第一辑拙作《文质彬彬》已有专章绍述，不再占用本节的篇幅了。
【注释】
[1]此处引“宠”与“辱”之说，见于《老子》十三章与四十四章，二十八章中“知其荣（又作白），守其辱”与四十一章“大白若辱”之“辱”另有意义。此不述。
[2]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4页。
[3]在孟子之前，即公元前533年，晋国有个叫屠蒯的厨师就说过“味以行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的话（《左传·昭公九年》），不过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