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美”的佛、禅美意识
佛教，按现在通行的中国佛教史说，东汉永平年间由印度传入中国。三国两晋时期由于以老、庄为本的玄学在士大夫阶层流行，“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玄远”之学，给佛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东晋时，中国就出现了自己的佛学理论家慧远，撰有《法性论》《沙门不敬王者论》等文章。公元401年，后秦国君姚兴将印度高僧鸠摩罗什从西域凉州迎到长安，鸠摩罗什在长安主持了一个翻译班子，翻译了大量印度佛学经典之作，广为流传，以至到齐、梁形成中国佛学兴盛的第一次高潮（梁武帝萧衍是崇佛的典型代表）。稍后，又一位印度高僧菩提达摩渡海来到中国，他来之后，并不以译经传道为业，传说被引见梁武帝时，武帝问他：“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纪，有何功德？”他答：“并无功德。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帝追问如何是“真功德”，他说：“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答曰：“廓然无圣！”面对以“圣人”自居的梁武帝，他敢于以“不识”对之，使那位“崇佛”的皇帝十分扫兴。达摩知梁武帝不能容他，遂渡江到洛阳，在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莫知测”，也不主动收徒。有位名慧可的中国和尚求到门下，“晨夕参承”，但达摩从不“诲励”于他，最后慧可“潜取利刃，自断左臂”，以示从师求学的决心，达摩终于收留了他。达摩的作风有异于在中土已传的佛教之风，不立偶像崇拜，不读经书，他自称是如来佛“正法眼藏”的正传：“昔如来以正法眼付迦叶大士，展转嘱累，而至于我。”如来在灵山法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如来发话：“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达摩完全按照这个模式，传法给他的中国弟子，慧可得其衣钵[1]。此后，菩提达摩被尊为中国禅宗之初祖。经慧可、僧粲、道信、弘忍而至慧能，历时近二百年，禅宗成为佛教在中国发展出来的一个重要派系，独立于其他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等）之外。慧能创立的南宗，被后人认为是纯正的“中华禅”，也就是完全中国化了的佛教，盛于唐宋，至明清不衰。
佛教、禅宗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也是与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融合或者说是互补互动的过程，两晋，玄学与佛学便开始互通互融。慧远在给友人一信中说：
每寻畴昔，游心世典，以为当年之华苑也。及见《老》《庄》，便悟名教是应变之虚谈耳。以今而观，则知沉冥之趣，岂不得以佛理为先？（《全晋文》卷一百六十一）
佛家当然不取儒、法等家功利之学，但与道家之学可称之为近邻，而“沉冥之趣”，佛理有老、庄不可企及之处。唐代统治者提倡儒、道、释三教共存共荣，收治国、治心之利，不少学者试图在某些学理上找到三种学说的契合点，如中唐诗僧释皎然在其诗学论著《诗式》谈到诗文有“两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后接着说：
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向使此道尊之于儒，则冠六经之首；贵之于道，则居众妙之门；精之于释，则彻空王之奥。(https://www.daowen.com)
冠六经之首的《周易》有“言不尽意”说，道、玄有“得象忘言”“得意忘象”说，确与佛家“不立文字”有相通之处，禅宗更将此发挥到极致。
按“美”的本义来说，佛、禅都不可言“美”，因为“美”是由外部事物在眼睛中的视觉映象而发生，有形有色，言“美”，有悖于佛教的“四大皆空”论之“色空”。但是，佛徒们实在不能泯灭心中潜在的美意识，有时会在他们的言谈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来。鸠摩罗什在翻译佛经时，对在他之前已译出经书的文字艰涩，十分不满：“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据他说，梵文的经书文辞是很美的：
天竺国俗，甚重文藻，其宫商体韵，以入管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尊，经中偈颂，皆其式也。[2]
他批评的这种现象，后来很快就改进了，到了“中华禅”的时代，讲究文辞意味之美，虽不明言，禅宗之徒们可说是非常自觉，几有与诗人、文学家媲美的程度（有的僧人成为优秀诗人，如皎然、寒山、拾得等）。据《五灯会元》卷一所录，六祖慧能评师兄神秀所作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曾有言：“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原话中是否确用了“美”字，当可怀疑，但撰《五灯会元》的宋代普济和尚未回避“美”字，表明美意识没有在他的心中泯灭。
佛、玄学理渊深，非我等凡俗之人可窥其堂奥，而其美意识因有“色空”之戒，更隐藏深深，要较为全面透彻地了解，似乎不大可能。著者浏览若干佛、禅典籍，仅就直觉所感美者，于无际丛林中拾叶三片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