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的否定倾向
道家崇尚自然美，讴歌“天地有大美”，提出了“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的美学原则性命题，但反对人为之美，甚至激烈地提出“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等摒弃“人文”美的主张。从文武周公以降的政治家到孔子以降的儒家，则大力倡导“人文”的创造，鼓吹人为之美（有时用“文”代指），而其核心部分是“政事”之美，“政事”之美的主要施行手段与表现形式又是礼、乐，由此而派生出以“文物昭德”为由头的从宫廷建筑到服饰等形形色色的“文理隆盛”。继“无义战”的春秋之后，七国争雄的战国时代，两个半世纪间，天下愈益混乱，“仁人失约，敖暴擅强”，乃至到善恶不分、美丑不辨：“琁、玉、瑶、珠，不知佩也；杂布与锦，不知异也。闾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荀子·赋》篇中语）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儒家努力强化礼、乐“化成天下”的功能，但有两位大学者—墨翟和韩非，他们的学说中贯穿了对“美”对“文”的否定倾向。墨子出现于战国之初，韩非子出现于战国末期，一前一后遥相呼应，给中国美学史增添了两次回潮的波澜。
墨子自称是“贱人”，可能是出身于造车的工匠，对下层百姓苦难生活有深切的了解，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兼爱”，“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兼爱·上》）[4]他的经济思想的核心是“节用”，“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墨子·节用·中》）统治者大凡要建树自以为美的业绩，如伍举批评楚灵王建章华之台所说：“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墨子也是基于“去无用之费”而反对此等“美”的事业，他将矛头直接指向“乐”，这个“乐”，既是与“礼”相关的声乐，也包含了统治者奢侈淫乐之意。《墨子·非乐》篇，非难神圣之“乐”，兼及否定那些于民无利可言之美事，一口气提出“为乐非也”七条理由：
第一，仁者行事是“利人乎则为，不利人乎则止”，“且夫仁者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由此，墨子罗列了“非”即予以否定的四个大项：“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刍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野”有“都邑”之义）之居，以为不安也。”这不是墨子的感觉器官迟钝，不能感受“安”“甘”“美”“乐”，而是“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所毅然决然地予以否定。这一条似乎是总纲。
第二，为扬声威之势，必大造各种乐器，“必厚措敛乎万民”，花费那么多财力、人力、时间去造这些与民无干的东西，何不用这些财力去造于民有利的车船？“舟用之水，车用之陆，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各种乐器之用，于“民衣食之财”有损无益！
第三，以“撞巨钟”“扬干戚”来显示国家的强盛，以图震慑“大国伐小国”“大家伐小家”“强劫弱，众暴寡”等等天下的混乱现象，光是奏乐、跳舞而不及其他，“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无补也”。
第四，撞巨钟、弹琴瑟、扬干戚而舞之类行乐之事，需要很多人参与，老年人与脑子迟钝者不宜从事，必须调用“耳目聪明”“股肱毕强、声之和调、眉之转朴”的青壮年男女参与，于是“废丈夫耕稼树艺之时，废妇人纺绩织红之事”占用社会劳动力，明显是“亏夺民衣食之财”。
第五，音乐大奏，国君一个人聆听，有何快乐？必将要“君子”与“贱人”都来聆听。大家都沉迷乐音之中，“废君子之所治”“废贱人之人事”，这不是无形中又“亏夺民衣食之财”吗？
第六，奏乐跳舞之人，“食饮不美，面目颜色不足视也；衣服不美，身体从容丑羸不足观也”。这些从乐者，自己不能生产，反要国人用美食美衣供养他们，岂不是双倍地“亏夺民衣食之财”！
第七，一个国家，如果上至王公大人，下至家庭妇女，人人都“悦乐而听之”，那么这个国家上无人“听狱治政”，下无人耕田织布，统统“废国家之从事”，其国运可想而知了。
墨子为否定“乐”，极言“乐”之美如何危害国家人民，可谓殚思极虑而寻找种种理由，虽有不少危言耸听之处，却反映了处于下层身受朝廷劳役之苦的民众对于所谓“礼乐之治”“美政”的逆反心理。他又在《辞过》篇中，大讲“古之民”于宫室无“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于衣服无“锦绣文采靡曼之衣”，于饮食则仅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于舟车等日用之器则只求“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不搞“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之类耗费民力的事。因此结论是：“君欲实天下之治，不可不节。”在墨子看来，在实用之外而求美，都是多余且危国害民之事。这与儒家不倦地宣扬礼、乐之用，炫耀“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针锋相对，因此，他也“非儒”，指斥儒家“繁饰礼乐以淫人”，直接抨击孔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可见他否定“美”的观点聚焦于礼乐文化。这种与礼乐对立的决绝之态，不如说是当时社会阶级对立的表现。
如果说，墨家学派是从庶民立场反对儒家，否定儒家为政教功利所倡之美，那么，战国末期的韩非则是立于法家亦是为统治阶级直接服务的立场，反对儒家之“文”，否定“文治”天下，主张“法治”天下。《韩非子·五蠹》[5]说，天下之所以乱，就是：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他认为，儒家“修行义而习文学”，“修行义”不过为使人君“见信”，“见信则受事”；“习文学”不过是明其所师从的圣人与道理，“为明师则显荣”，结果他们“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得“匹夫之美”，于国则必乱。韩非直接反驳孔子“文质彬彬”的观点，不理睬孔子的学生子贡回答棘子成的“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论语·颜渊》）之说，发表对立之论：
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何以论之？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韩非子·解老》）(https://www.daowen.com)
质美者根本不须文饰，文饰之美不但无用而且有害于质，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举了两个实例：一是“昔秦伯嫁其女于晋公子，令晋为之饰装”，将陪嫁的侍女七十人文饰得很美，“至晋，晋人爱其妾而贱公女”，适得其反。二是著名的“买椟还珠”的故事，“楚人有卖其珠于郑者，为木兰之柜，熏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可谓文饰至美矣，可是，“郑人买其椟而还其珠”！这两件事，都是借田鸠回答楚王问“墨子为何言多不辩”而讲的。“墨子之说，传先王之道，论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辩其辞，则恐人怀其文而忘其直，以文害用也。”美无实用价值，求美而文饰，会使人忘记功利实用目的。墨子以“亏夺民衣食之财”而否定美，韩非以“人主览其文而忘有用”否定美，两人否定美的层次有所不同，一为民，一为君，但指向完全一致。在《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中又有强调实用而“玉卮”不如“瓦器”之说：
堂豀公谓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而无当，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对曰：“夫瓦器至贱也，不漏，可以盛酒。虽有千金之玉器，至贵，而无当，漏，不可盛水，则人孰注浆哉？”
应当说，堂豀公所举之例是片面的，如果玉卮不漏呢？韩非不过是欲以此突出功用的实在，或美或丑可以不究。三国时代，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也是在否定“文”的《文质论》中吸收这个观点，只是稍稍变换了一下说法：“丽物苦伪，丑器多牢；华璧易碎，金铁难陶。”但也构不成否定“丽物”的真实理由，不如墨子从制造美的东西耗财费时无补于衣食说得实在。韩非规劝人君不求美而用“朴”，从尧讲起，头头是道：尧“饭于土簋，饮于土铏”，普天下人“莫不宾服”；舜的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天下人对此不满的有“十三”（当作百分之十三，以百人计，下同）；禹作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缦帛为茵，蒋席颇缘，觞酌有采，而樽俎有饰”，已够美的了，国人“不服者三十三”；再至殷商，衣食住行都讲究美，“作为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觞酌刻镂，四壁垩墀，茵席雕文”，美化如此，国人“不服者五十三”（见《韩非子·十过》）。客观一点地说，从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人文”事业不断发展而察，社会的上层人物所显示的审美水准，能代表这个社会的物质文明已达到的最高程度。周的文明程度又高于殷商，孔子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是从社会进步角度而观，与韩非一代差于一代的评价截然相反。
韩非也同墨子一样“非乐”，将“五音”列为导致君主亡国丧身的“十过”之一，但他又不取那样实在的立场，而是将音乐当成一种可能对人君造成威胁的神秘声音。在《韩非子·十过》中，编造了一个卫灵公、晋平公听乐的故事，据故事中的师旷说，听“清商”之音“其国必削”，人君德薄或无德，尤不能闻“清徵”“清角”之音。晋平公不信，坚持要师旷奏“清角”之音，结果是：
一奏之，有玄云从西北方起；再奏之，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幕，破俎豆，堕廊瓦，坐者散之，平公恐惧，伏于廊室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
他发出警告：“不务听治，而好五音不已，则穷身之事也。”
韩非也不是“美”的绝对否定者，孔子有“五美”（本书中编第二章已引）之说，他亦有“四美”说：“身之至贵”“位之至尊”“主威之重”“主势之隆”—“此四美者，不求诸外，不请于人，议之而得之矣！”（《韩非子·爱臣》）权势发挥到了极致就是“美”，美的内涵与外延被彻底地篡改了，并且还将“明吾法度，必吾赏罚”的法家峻刻之学，喻之曰“国之脂泽粉黛”（《韩非子·显学》），即为国增美之“法”。他像一个急于推销货物的商人，要“文饰”一下自己了。
韩非的政治哲学思想，在当时说来是进步的，现代的哲学史家也尊他为“唯物主义哲学家”，但是其艺术哲学却是倒退的，取消主义的。在“文律运周，日新其业”的中国，墨子、韩非子对美的否定倾向，后世响应者寥寥，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提出“作文害道”说，是一缕遥远的回声，但是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也不接受，说“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朱子语类》一百三十九），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是无“法”可取消的。
【注释】
[1]《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7—109页。
[2]转引自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242页。
[3]《文镜秘府论》存皎然《诗议》片段，有类似一条：“或曰：诗不要苦思，苦思则丧于天真。此甚不然。固须择虑于险中，采奇于象外，状飞动之句，写冥奥之思。夫希世之珠，必出骊龙之颔，况通幽含变之文哉？但贵成章之后，有其易貌，若不思而得也。‘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此似易而难到之例也。”
[4]以下所引墨子之言，均据中华书局《诸子集成》版《墨子闲诂》。
[5]引韩非语，据近代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中华书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