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接受与审美创造之间

受“美”与“利”、“美”与“善”相关联意识的影响，上古时代的中国先人接受美的事物、美的作品，接受的视点首先不在于其美若何，而在于其利若何，由所得其利而赞其所美，或只言其利而不言其美，或赞其于利有所增益的美。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周乐，他对乐、舞评论便是典型之例。可以说，现代接受美学所强调的“积极接受”的思想，在中国很早就产生了，可还谈不上是审美的接受，主要是实用接受与有关政教功利的接受，直到庄子出世，不计较功利与实用的美感接受才开始出现。由于重利的接受观，使很多人为创造之美不能被人们尽情地欣赏，被“利”之所求而淡化或掩盖，及至原初的美意识被扭曲，直到东汉，“美”被界定为“羊大则美”“与善同意”，便从此成了“经典”的表述。(https://www.daowen.com)

但是，先人们有创造“人文”之美的潜在经验，诗、歌、舞“三者本于心”，“本于心”的创造必然导致“本于心”的接受，当接受趋至极端的时代过去，再是“人文”美创造的种类与样式有了明确分工（如“经国”之用与“自娱”之用的分别），“本于心”的审美接受便发达起来。从“文学的自觉时代”开始，审美接受的自觉也随之而至，中国式的接受美学应运而生。所谓“中国式接受美学”，自魏晋而至明清近两千年间，并未建立什么理论体系，只是历代的文人雅士，大多热衷于品评前人或同代人的作品，如南朝人就发明了“品”作品之“味”，品评当然是一种接受的方式，并且是一种感性接受的方式，得之于心，一切精神领域创造的产品，由此而受到严格的检验。“遇合无常”的问题普遍地存在，美或不美，美之品位或高或低，有用或无用，又进入新一轮冲突与调和之中。本章试将在“遇合无常”中发生的尚无理论体系的接受观，归纳为三，分别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