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审美文化取向
前引王国维文最后还有几句话：
故民族文化之发达，非达一定之程度，则不能有文学；而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也。
这几句话或许说得太绝对了些，但还是有言外的启迪意义，尤其是对于已“达一定之程度”的21世纪的中华民族审美文化。
“个人之汲汲于争存”的时代可能还很长，但随着劳动强度的减轻，假日的增多，人们暂时忘却生存烦恼而用于审美的瞬间也越来越多，审美文化随着影视、互联网等图象和文字媒介，也传播得愈来愈广，并且还出现一个重要现象，那就是，审美文化的创造不再仅仅是从事文化艺术事业的工作者，它的受众也愈来愈积极地参与其中，卡拉OK可能是“始作俑者”，现在蓬勃兴起的“休闲文化”，实已成为大众审美文化的主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写道：
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艺术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13]
马克思写于150年前的这段话，对于当代中国的审美文化建设显得特别重要，审美文化新的创造，现在更不仅是为大众审美提供审美对象，更主要是“生产”文化品位更高、审美趣味更广泛的接受主体。
前已说过，“体”“闲”是一种形态，更是一种审美心态，心存浓郁的功利欲念不能获得舒心惬意的美感。在市场经济愈益发达、物质功利主义弥漫的社会，审美文化发展的取向与对接受“主体”的导向，需要审美文化的执权者和专业工作者认真思考了。让我先举一例：
旅游，本来就是人们生活中的一种休闲方式，以自由的心态游山玩水，欣赏文物古迹，更是道地的审美文化。可是，自从“假日经济”的命题出世之后，一年内三个长假实行以来，这种“休闲文化”顿时变味了！所谓“黄金周”，“黄金”不属于旅游者，而是属于旅行社、交通、酒店饭馆、公园景点等部门，属于国家金库。这是凭经济杠杆启动全民的休闲活动。2002年首次“黄金”旅游周，北京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评述文章：《假日旅游—何时从“赶场”走向“休闲”》，作者开篇即道：
旅游已成为衣食无愁的中国人一个新的消费趋向，然而在“五一”长假即将结束的时候，准备返程的各地游客普遍感到，这几天在北京游览犹如走马观花的“赶场”，不仅没有得到身心的放松，反而觉得特别疲惫，中国人的假日旅游何时才能真正地从“观光旅游”走向“休闲度假”？
文中举山东济南一家七口的一天活动为例，在旅行社的安排下，一天之内游长城、十三陵等五个景点，早上七时从北京城内出发，晚上七时返回，每个景点实际游览时间不足两小时。游长城还没登上第一个烽火台，“规定的时间快到了，只好‘夹’着孩子跑回车站”；游定陵地宫排长队进门，挨到门口只剩半小时，于是“跑着看！”一天的休闲，结果是“衣冠不整，蓬头垢面”，7口人车票门票花了2000元，“什么也没有来得及看，回想起来感觉只有一个字：累！”[14]
“休闲”变成了“赶场”，不无讽刺意味！不止于此，当前流行的“快餐文化”或曰“文化快餐”，更表现得急功近利。“快餐”，不过是“六畜主给膳”的回归，饱一时“精神”的“口腹之欲”，说“餐”不可亦可，而再加一“快”，就是对审美心态的破坏。不管这些“快餐”的内容是优是劣，它所“生产”的主体，至多是一批“文化”上的饕餮之徒，何由审美？
王国维于上世纪初，给“美”下了一个对传统主流的功利美学颇有反叛意味的定义：“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虽物之美者，有时亦足以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视为美时，决不计及其可利用之点。其性质如是，故其价值亦存于美之自身而不存乎其外。”（《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15]如果说，“游戏”主要是对创作而言，“爱玩”则主要是对审美而言。“玩”也不仅是一种行为、形态，也是一种审美心态，与“休”“闲”相承。这个“玩”字，在米卢叫响“玩足球”之前，中国文学界也出现过，上个世纪90年代已有“玩诗”“玩小说”之说，被评论界口诛笔伐；第五代电影人张艺谋也说过“玩电影”，但他本人似乎没有认真思索一下“玩”的深层次意义，然而强调了要以自由心态去拍摄电影：“搞艺术的要弘扬人物个性，讲些关于人性的故事，不满足于作宣传。”“艺术是什么？艺术是把世界还给人，把人还给他自己。”这些话都讲得很好，但张艺谋在功利观念弥漫的社会里，实质上他也不可能舒心地玩，“我试图走两部分结合的道路：既能得奖，又有票房”（《张艺谋面对军艺学员》）[16]。2001年上海APEC会议焰火晚会总设计、驰名世界的烟火艺术家蔡国强，自称是艺术的大玩家，《艺术世界》发表的访问记，就以《好好玩艺术》为题。他跑遍了世界，对西方现代艺术的结论是“艺术可以乱搞”，而“中国人喜欢做大”，“他每一次惊人的创意都会越搞越大，那份游戏者乃至指挥者颐气指使的自信及豪迈，令观者不由自主地陷入了进去，成为他游戏的一部分”。蔡国强不“乱搞”，他的转瞬即逝的烟火艺术作品，有“内在的因果”存在，但是在表达形式上，“确确实实是围绕着‘好玩’的，甚至游戏的心态来呈现”。蔡国强本人对此有个自我表白：
我是一个本性保守的人，迷恋中国古典文化，尤其是向往秦汉时期的文化。我感到自己和我们祖先的精神、灵魂是连在一起的，这种文化的支撑令我不寂寞。同时也正因为如此，导致了我的情怀过于雅致，我的价值观也十分严肃，个性认真，做什么事都四平八稳的。我通过火药—这个传统的、来自祖先的精神来打破我承自祖先的平稳。人往往在受到某种文化或精神熏陶、塑造之后，会成为这种文化或精神气质的人，想摆脱其中的特质是很难的。……于是我要用我的另一部分幽默、好玩的天性来消化。破坏我传统古板的思路。艺术不好玩是不好的，但要好好玩。[17]
蔡国强不是一个与世俗合流的轻薄玩家，而是一个有深刻思想的玩家，他把“玩”“游戏”提到了改造自己同时也是改造国民素质的高度。这于米卢来说，是想不到的，于张艺谋来说，尚未透彻地道破。
张艺谋的“把世界还给人，把人还给他自己”，蔡国强的“令观者不由自主地陷了进去，成为他游戏的一部分”，正符合马克思“也为对象生产主体”的思想。但要进入这样的创作境界很不容易！首先是艺术创作者要把自己“还给他自己”。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以后，从长期精神桎梏中解脱出来的人们，开始寻找自己，“表现自我”成为流行的口号，但是，随后市场经济崛起，虽然政治功利给多数人的精神压力减轻了，物质方面的功利之欲却变得越来越沉重，影响艺术创作者心态的因素更为复杂，新的精神方面的功利意识又悄悄地滋生了！近读《艺术世界》刊登美国哈佛大学李欧梵教授与香港音乐人周光蓁的对话，触及了这一问题：中国的音乐文化的现状不容乐观，是因为中国音乐“急于在国际上出名”。李欧梵先生说：
中国目前的问题是什么都先要跟国际接轨，全球化比其他国家都急。所以，整个中国文化的心态是一个很奇怪的心态，一方面是民族主义非常强，一方面又一天到晚走洋人的路，实际是一个矛盾的现象。[18]
这种“奇怪的心态”其实不奇怪，正是几千年来的传统审美功利观念不易淡化的结果，对音乐美的价值“存于自身而不存乎其外”，尚无自觉自在的意识，如此则音乐文化又会走上歧路！
当代审美文化建设如何取向？本文通过以上引证与论述，意在表明：“休”“闲”“游戏”“玩”是美的创造者与接受者都须具有的一种心态，用以“消化”传统的十分严肃的价值观，“消化、破坏”传统的“古板的思路”。如果建设那“文化”要冠以“美”或“审美”，这种心态及其引导的行为，就不悖于“美”的性质，且是走上了审美的正道。审美文化建设，“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后者对于当今的中国尤为迫切。由“休”而“息”，为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培养新的生长点，让进入21世纪的中国人，享有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开明盛世的、精神领域高层次的—“休养生息”。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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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陈良运：《〈焦氏易林〉诗学阐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
[2]陈良运：《休—一个起源于远古的美学观念》，《文史哲》2002年第2期。内容见本书上编第二章第六节。
[3]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
[4]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
[5]刘永济：《文心雕龙校译》，中华书局1962年版。
[6]《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166页。
[7]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8]《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5页。
[9]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梁简文帝集》，光绪十八年（1892年）版。
[10]见陈良运主编：《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页。
[11]郭绍虞等主编：《万首论诗绝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38页。
[12]郭绍虞等编：《中国近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7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14]《每周文摘》2002年5月5日。
[15]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35页。
[16]《艺术世界》2000年第3期。
[17]《艺术世界》2001年第11期。
[18]《艺术世界》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