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逻辑结构

如果说马克思的经济社会形态学说实际上已经从总体上描画了人类史前时期亦即“异化”时代的基本轨迹,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还要再用余生的全部精力投入到《资本论》的写作中去呢?简单的回答是,马克思并不满足于对人类生活做一般历史哲学的描绘,而要真正实证地、科学地研究社会历史自身的客观进程,或者用马克思本人的话说,要揭示经济社会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并且,马克思对自己理论工作的根本局限也有十分深刻的认识:“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33]

在这里,我们不想简单重复很多已经教科书化了的《资本论》的一般内容,而是特别注重其中的某些关节点。在我们看来,要真正深入理解《资本论》的核心思想,需要时刻注意马克思在方法论上的两个特点:其一,《资本论》严格来说是一部思辨性的作品,是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理论研究,而思辨性和理论性的关键在于把握事物的内在逻辑(概念、结构以及概念结构中的演进),因此要特别留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区分,以及马克思和黑格尔都特别强调的“思辨思维”和“表象思维”的区分,我们要清楚地知道,《资本论》的研究过程是由表象到概念的过程,但它的叙述恰恰是反过来的,是始终着眼于概念或经济形式来展开的,因此,将许多表象中或事物实际发生过程中的经验性因素都“抽象”掉了,但这种“抽象”是合理的,是为了防止理论的探讨陷入“经验”杂多的泥潭,同时也是为了简明扼要地把握事情的内在本质,因为经验性的杂多并不能否认概念抽象而只能是概念抽象的例证;其二,与“思辨思维”和“表象思维”的区分密切相关,我们还要注意逻辑表述中“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思维中的“抽象”与思维中的“具体”的关系,马克思承认《资本论》的写作借鉴了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某种表达方式,核心就在于如何在概念中由“抽象”到“具体”,如剥茧抽丝一般,把研究对象的“总体”分层次有条不紊地叙述出来,因此,在达到“资本”概念的“总体”之前,无论是对一般商品和货币的叙述,还是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等各个层次的分析,除了存在“表象”与“思辨”分离造成的抽象之外,还存在“部分”与“整体”差异造成的必要的抽象。

明白以上的道理之后,我们发现,《资本论》实际上至少有两种“读法”,一种是从前往后,另一种是从后往前。或者说,我们“第一步”应该先顺着马克思的叙述思路“从前往后”读,“第二步”应该反过来,在“第一步”的基础上,亦即在对马克思心中的“资本社会”有一个具体的了解之后再立足于这个整体性的理解“从后往前”去读,从而“以意逆志”,真正做到像马克思本人那样高屋建瓴地总体性地把握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

按照马克思最初的设想,对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总体性把握应该包含如下步骤:总危机(向未来社会过渡的内在必然性)→世界市场与国际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占领一切社会生活的领域)→以国家为实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一国之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商品、交换价值、货币和价格等抽象的现代经济形式。《资本论》的实际写作把具体的经验的时间和空间都抽象掉了,纯粹就“资本”这种现代性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展开概念的论述。其中的关键环节如下:(1)雇佣工人、产业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这样三个并存而又相互对立的现代社会阶级亦即物质生活条件的三大类型,以及作为它们的交换价值形态的工资、资本和地租;(2)居于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顶端位置或主动方面的诸资本形态——信用与生息资本(最高形态是金融资本)、流通与商业资本、生产与产业资本,以及诸资本形态之间的利润分割方式及其对资本增值过程真相的掩盖;(3)产业资本的一般生产过程和扩大再生产,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两大部类之间的动态平衡;(4)产业资本生产和增值过程,核心是资本和活劳动结合过程中,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5)一般商品生产和劳动的二重性,一般商品生产向资本生产过程的过渡以及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等。

纵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总体性分析,我们发现其中最核心的思想在于:(1)资本主义时代宣称自己完全立足于个体之间的自由劳动和自由交换,并在这种自由生产和自由交换中促进人类的整体进步,因此“自由”“平等”“博爱”是其核心价值观,但资本主义时代生产方式的真相在于,个体之间只具有理论上的抽象自由与平等地位,“无产阶级”化的活劳动和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之间的分离和结合构成真实的现代生产过程;“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一方面造成了现代社会的阶级对立,另一方面促进了作为人类整体财富的巨大增长,前者是现代社会的真实权力关系(以交换价值为核心),后者是人类社会感性基础(以使用价值为核心)的全面展开;(2)如果说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以及建立在同样抽象基础上的现代社会政治学说是现代性社会自身的意识形态或自我意识的话,那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以及共产主义学说则是现代性社会的批判性理解,是对现代性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所包含的内在矛盾的深刻揭示,现代性社会的历史必然性一方面在于通过“活劳动”(雇佣劳动)与“死劳动”(资本)之间的分离造就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从而使前现代社会全面走向解体,另一方面又由于自身蕴含的社会权力冲突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全面紧张而必然走向自我否定——“剩余价值学说”揭示的是社会权力主体之间的斗争,“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及“利润率下降趋势”揭示的是现代性社会权力关系的辩证法(当“死劳动”不能剥削“活劳动”时,意味着雇佣劳动-资本生产关系的自动消亡,当然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极限”状态,技术进步、新产品和新需要的生产可以将这个矛盾爆发点不断向后延伸)。

表面看来,《资本论》似乎提供了一种关于现代性社会走向后现代社会(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人类”)的客观的、必然性的和逻辑性的说明,似乎和马克思的早期哲学思想及其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之间存在某种“科学”与“哲学”的张力。但实际上,二者在根基上不仅相通而且是相互支撑的,因为马克思通过“感性活动”和“共产主义”所实现的哲学革命和社会历史洞察,已经超越了所谓“自然主义”(客观主义)和“人道主义”(主观主义)的抽象对立,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人类在现代历史条件下的“感性活动”及其实现方式之间的自我矛盾。马克思不仅要求我们在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把人的活的亦即感性的活动视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一贯前提,而且要求超越资本主义时代的“占有”态度而造成一个人类通过“感性活动”彼此创造、彼此实现的真正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