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跨国和离散论述的疑问：语言的权力性
我在此探讨华语语系文学（Sinophone Literature）、汉语文学（Literature in Chinese）和母语之外文学（Exophone Literature）[1]的目的并不在于针对某种文学作品设立一个学术框架，也不在于构思所谓文化中国而讨论中国文学的多样性或将中国文学分节化，甚至不在于讨论围绕国家和民族神话的固有性。在一个国家文学里强调多样性的论述，如若不适当地保证各个少数族群（Minority）[2]的权利，反而会强化以多样性文化骄傲的国家自身的边界意识，导致边界的过度明确化。就多样性这一问题，我们得慎重地思考这种少数和多数之间的权力结构性和机制。
首先，一切个人在本初状态时原都是少数派，然后所给定的社会原因决定或逼迫其归属于某一集体。因此，个人对哪一个集体感觉到归属意识，将导致集体的边界随它可变。在这种场合，如不留意于各集团间的权力关系，便会产生出诸如自己的个人决定权可以优先于狭隘民族主义之类政治集体意识的幻想来。当自己所属的集体受到更大的集体压抑时，就会产生出少数族群意识，自然而然地就会趋向于保护、维持、建设“自己”的文化这一方向。我们在此应该注意到，假如将这种集体意识本质化，一面批判较大的民族主义强加于人的均质性，一面批评较小的民族主义也将少数族群文化视为内部均质化取向，如不首先批判性地验证较大的民族主义的权力压迫而催生出较小的民族主义这一机制，就无从思考民族主义产生出来的语言本身的权力性。
因此如要提出华语语系文学这样的语言文化体系设想，就有必要对存在于其中的语言权力问题予以注意，对民族主义的权力话语保持戒心。万一没有对自己的话语立场始终保持清醒的意识，往往就会出现在对较大的民族主义的权力付诸不问的情况下，妄议华语文化的危险。同时，少数族群意识本身也是可变性的。例如，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在当地是少数族群，可一旦他们从对中华文化的归属意识出发、以所谓的中国性（Chineseness）为途径、走向祖国＝中国憧憬时，因为华人一词几乎与汉族是同义词，于是他们在中国这一语境中就成为压倒性的多数族群。我们不可忘记，少数族群与多数族群之间的边界也是由社会因素和语境来决定的机制。
第二个问题在于中国文学的分节化。即便由性别、族群、阶层和地方等因素来将中国文学的整体一旦分节化，如若不去质疑整体的成立条件，又不去注意到大文学如何支配小文学这一权力话语系统之严重性，就无条件地承认中国文学的大一统这一固有性神话。因此在无细心的考虑之下提出这些文化的多样性或整体和分节之间互动性，表面上似乎能够超越某种界限，实际上反而有助于国家民族权力话语的合理性的证明。我在此所提到的“华语语系”“汉语”和“母语之外”并不是冠于文学前面的形容词，又不仅仅是一个方法论，毋宁是一个为解读那些下面讨论的、超越界限而同时并不强化界限的文学作品的暂时性策略而已。我要将汉语文学和母语之外文学这两个词参照华语语系文学的讨论付诸解读的实践，将华人的华语文学或非汉族的汉语文学解读于脱离国族论述的更自由的文学空间展开批评和分析。
当然因目前所谓全球化或全球主义（Globalism）潮流之下，跨国资本、信息、技术膨胀于世界各个地区，文学生产、文学市场和阅读空间便似乎不断扩大，“许多文学事实与文学实践根本在国家文学的定义与边界之外，不受国家文学管辖，也质疑国家文学所能扮演的角色与发挥功能”[3]。实际上，讲说某种语言的人，不能无条件地决定根据该种语言而归属的国家或民族，此外，以身份认同的基础来看，在个人或集体方面，其形成也不尽相同。现实中，因诸如殖民地支配、亡命、移民、战争等缘由，世界上还有许多作家在远离出身地的地方从事文学活动。以中国为例，2000年首位中国出身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他于20世纪80年代末出国，最后来到法国，在得奖的时间上虽是中文作家，却不是“中国”作家。在得奖的新闻发布会上，他被介绍为中文作家。除此之外，2012年同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虽是中国籍，但在新闻发布会上毕竟也被介绍为中文作家。(https://www.daowen.com)
台湾在1987年的戒严令解除以后，民主化急速发展，在迈向多样及多元社会的历程中，台语、客家话、北京话、原住民族语言，开始往作为公共场所使用语言的方向发展。再者，以文学来说，殖民地时代的日语从后殖民的立场重新被认识，台湾文学史不得不以多语言状况为前提来论述。在欧洲，作家的出生地、居住地、活动地点不一致的事，无须多加赘言。康拉德（Joseph Conrad）是波兰出生的，然而他的作品并没有必须写进波兰文学史的必然。乔伊斯（James Joyce）是爱尔兰出生的，但在英国文学史中详述他的文学贡献也不足为奇。时代稍微倒溯回去，鲁迅受到莫大启发的丹麦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潮》这本书中，给当时的移民文学赋予极大的意义。他着眼于作家或语言的越界，乃是伴随着痛苦而产生丰盛文学的原动力。以日本的例子来看，如果阅读了近年活跃的美国出身作家李维英雄（Ian Hideo Levy）或有台湾背景的温又柔的日语作品，就能对其丰富的创作力及个人才能与共同越境及多重语言状态有关的事产生真实感。
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仅说“不受国家文学管辖”而不去看国家文学对作家的干扰，当然，某种个别场面也许是。因此可以说现在文学研究仅仅参照以往的国际性（Inter-national）视角远远不够，更需要有另一种跨国性（Trans-national）视角。但是观察实际上全球化（Globalism）和在地化（Localism）之间有多少互动性和共犯性，个人对资本、信息、技术的依赖便愈来愈膨大，结果导致跨国资本、信息、技术的膨胀愈来愈无意识地束缚个人的思维和行动。既然如此，应该注意到跨国现象中的流动状态必然而然召来现实社会的严肃问题和政治意识，就为跨国资本霸占弱势地域社会的经济、文化资本，民族主义之间的暴力冲突也不断扩大。因此要探讨华语语系文学或汉语文学或母语之外文学时，同时有必要检讨和批判此现实问题和政治意识在于现实生活中如何约束个人的思维方式。这便因为对文学研究来说，在作家、作品、读者各层次上，文学还是有一定要搁在历史、社会、政治的文脉里思考的必要。这是文学研究的现实，又是于现实生活中文学研究的意义所在。
语言不可缺欠表达者与接受者之间的空间性和时间性关系，尤其于何种空间里进行语言的沟通、交流、摩擦是文学这一问题上有重大意义。以下讨论华语语系文学、汉语文学和母语之外文学时，或许有人认为需要先设立某种地理、族群和环境等语言空间，像中国—海外，帝国—殖民地，汉族—非汉族等。但是不管叫做中文或汉语或华语，一设立这些语言的领域而当作文学空间，比如以华人社会等超越国家的界限来划出语言文化的领域这一假设自身，就已暴露出一个语言族群的文化主义。这所谓文化主义，像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说的，便是一个意识到有益于规模比较大的国族或跨越国族政治的、据于文化差异的动员，因为文化自身便是向各种挪用差异观念而构思族群认同的、普遍地渗透于之的维度之一。[4]根据语言来想象各种领域里外的现象，一般被认为原先表现于集体神话或个人梦想等群体和个体的想象空间，但是现在通过各种媒体的想象力很容易超出国族空间，同时又反而限制国族空间。所谓离散（Diaspora）也是其中之一。
如若根据国族观念来想象离散，便容易形成祖国—侨居地、中国—海外、中心—边缘等二项对照式的空间假设。这个假设会强化想象祖国的憧憬等涉及国族意识，比如在侨居地遭受歧视这一作为少数族群不公平不正义的遭遇，一方面促成移民在侨居地夺还基本人权的斗争，另一方面这族群意识一定需要寻求自己的“根”在何处，来自何处，继承任何传统等等，族群历史的追溯，结果有些移民比在祖国时更强烈地意识到“根”的传统和合理性，像汉娜·阿伦特（Hanna Arendt）所说的“少数民族的nation”（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那样。移民的后代面对前一代的这种族群意识不得不解决自己的认同问题。像陈荣强引用王灵智的见解说到，“落叶归根”采用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方法，将海外华人的身份和经验归入大中国话语中，侵蚀了不同海外华人社群本土文化经验的重大意义。[5]与此相比，“落地生根”这一视角似乎更有益于研究中文—汉语—华语文学的新发展，也有益于华语语系研究的开拓。同时我觉得在此得进一步探讨“如何生什么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