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王充把人分成有文之人与无文之人两类时，他提出了第一种立说基准，即尚文的立说基准。按照这种立说基准，有文之人为优，无文之人为劣。王充之所以提出这种立说基准，是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有文之人。

针对人们的“士之论高，何必以文”(《书解篇》)的疑问，王充反复强调了文对于人的重要性。王充认为，文是人的内在本质的表现，《书解篇》说：“夫人有文质乃成。”又是人的思想感情的流露，《书解篇》说：“《易》曰：‘圣人之情见乎辞。’出口为言，集札为文，文辞施设，实情敷列。”又是人的学问才华的标志，《佚文篇》说：“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验也。《易》曰：‘圣人之情见于辞。’文辞美恶，足以观才。”因此，人的内在品质不同，文也就不同，《书解篇》说：“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文弥明。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炽，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积。”人的贤愚可以用文为标准来加以划分和区别，《书解篇》说：“衣服以品贤，贤以文为差。愚杰不别，须文以立折。”有文之人是优秀的人，《佚文篇》说：“天人以文为观，大人君子以文为操。”“天晏旸者星辰晓烂，人性奇者掌文藻炳。”《超奇篇》说：“繁文之人，人之杰也。”《效力篇》说：“出文多者才知茂。”无文之人是不优秀的人，《书解篇》说：“人无文，则为仆人。”“人无文德，不为圣贤。”而圣人则是文之最优者，《书解篇》说：“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气协和，圣贤禀受，法象本类，故多文彩。”不仅人类是这样，而且天地万物莫不如此。总而言之，王充认为“物以文为表，人以文为基”(《书解篇》)，高度肯定了文对于人的重要意义。

正是从这种高度肯定文对于人的重要性的尚文思想出发，王充在论文时表彰了各种文人和各种文体。他认为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等五人的歌功颂德之文《神爵颂》是美的，《佚文篇》说：“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诏上《神爵颂》。百官颂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五颂金玉，孝明览焉。夫以百官之众，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司马相如的辞赋、扬雄的著作等是美的：“孝武善《子虚》之赋，征司马长卿；孝成玩弄众书之多，善杨子云，出入游猎，子云乘从。使长卿、桓君山、子云作吏，书所不能盈牍，文所不能成句，则武帝何贪，成帝何欲?故曰：玩杨子云之篇，乐于居千石之官；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同上)董仲舒的策文和刘子骏的章奏也是美的：“孝武之时，诏百官对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时，使郎吏上奏，刘子骏章尤美。”(同上)杨终的《哀牢传》之类史地著作也是美的：“杨子山为郡上计吏，见三府为《哀牢传》不能成，归郡作上。孝明奇之，征在兰台。夫以三府掾史，丛积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览其文。子山之传，岂必审是，传闻依为之有状。会三府之士，终不能为，子山为之，斯须不难。”(同上)连张霸作伪古文《尚书》，也受到了王充的推重：“孔子曰‘才难’，能推精思，作经百篇，才高卓遹，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虽奸非实，次序篇句，依倚事类，有似真是，故不烧灭之。疏一椟，相遗以书，书十数札，奏记长吏，文成可观，读之满意，百不能一。张霸推精思至于百篇，汉世寡类，成帝赦之，不亦宜乎!”(同上)此外，韩非之文，陆贾《新语》，也受到了王充的称赞：“韩非之书，传在秦庭，始皇叹曰：‘独不得与此人同时!’陆贾《新语》，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称曰万岁。夫叹思其人，与喜称万岁，岂可空为哉!诚见其美，欢气发于内也。”(同上)总之，有文之人都是可以敬佩的。(https://www.daowen.com)

在表彰肯定有文之人的同时，在《书解篇》中，王充又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两种否定有文之人的看法提出了批评。一种流行看法认为：“著作者思虑闲也，未必材知出异人也。居不幽，思不至。使著作之人，总众事之凡，典国境之职，汲汲忙忙，何暇著作?试使庸人积闲暇之思，亦能成篇八十数。”王充反驳说，著作之人不是因为思虑闲，而是因为有才能，思虑闲不过是辅助因素而已；没有才能的人，“有幽室之思，虽无忧，不能著一字”。所以，“盖人材有能，无有不暇。有无材而不能思，无有知而不能著”。他以司马相如和扬雄二人为例，说他们“俱感，故才并；才同，故业钧。皆士而各著，不以思虑闲也”。另一种流行看法认为，著作之人才竭于作书，而没有能力从政。王充则认为：“材知无不能，在所遭遇，遇乱则以其知立功，有起则以其材著书者也。”并举陆贾败诸吕及作《新语》为例，说明立功与立言可以并行不悖。王充批评这两种否定有文之人的流行看法，旨在维护著作之人的地位。而这著作之人，从王充所举例子来看，是包括各种体裁之文的作者在内的。

如上所述，根据王充的这种立说基准，一切有文之人都受到了表彰，而对有文之人的责难则受到了批评。但是如按照其他立说基准，则王充在此所表彰的文人又会受到批评。如在此受到肯定的司马相如等人的辞赋之文，按下述第五、第六、第九种立说基准，又会作为“华文”、“深覆典雅”之文、无用之文而受到批评。在此受到肯定的上书奏记之文，如按第三种立说基准，即重造论著说之文轻其他各类之文的立说基准，又会作为“一则为身，二则为人，繁文丽辞，无为上者”(《佚文篇》)之文而受到否定。在此受到肯定的诸子之文，如按第三种立说基准，又会作为不如“造论著说”之文的文类而受到贬低；如按第八种立说基准，即重歌功颂德的立说基准，又会作为不歌功颂德之文而受到否定。在此受到肯定的经艺之文，如按第四种立说基准，即重诸子轻经艺的立说基准，又会作为抱残守缺之文受到否定(更不用说张霸所作经艺乃是伪经了)。在此受到肯定的史传之文，如按第三种立说基准，又会作为不如“造论著说”之文的文类而受到否定。因而，在此我们必须注意的，乃是这一立说基准的尚文特征。由于尚文，所以只要是文，就都能受到肯定，而完全没有优劣等级意识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