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王充把文(著作之文)划分成若干等级时，他又提出了第三种立说基准，即重“造论著说”之文轻其他各类之文的立说基准。按照这种立说基准，“造论著说”之文优于其他各类之文，而“造论著说”之人又优于作其他各类文体之人。王充之所以提出这种立说基准，是因为他的《论衡》乃属于“造论著说”之文，他自己也属于“造论著说”之人。

在《佚文篇》里，王充把文分为五等：“五经六艺为文，诸子传书为文，造论著说为文，上书奏记为文，文德之操为文。”虽说王充谦虚地把“造论著说”之文置于第三等，并认为“五文在世，皆当贤也”，但他毕竟还是认为“造论著说”之文最值得肯定：“造论著说之文，尤宜劳焉。”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造论著说”之文“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论发胸臆，文成手中”，也就是写自己的文章，谈自己的看法，因而，其他各类之文皆比不上它。如第一等的“五经六艺”之文，尽管王充在《对作篇》中曾予以最高评价：“五经之兴，可谓作矣。”但在此他却说，“造论著说”之文“非徒讽古经、续故文也”，“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借贬低说经艺之人来贬低五经六艺之文。第二等的“诸子传书”之文，王充也认为不及“造论著说”之文，其理由是：“周秦之际，诸子并作，皆论他事，不颂主上，无益于国，无补于化。造论之人，颂上恢国，国业传在千载，主德参贰日月，非适诸子书传所能并也。”以“诸子传书”不能歌功颂德为口实来加以贬低，反映了王充肯定“造论著说”之文贬低“诸子传书”之文的态度。第四等的“上书奏记”之文与第五等的“文德之操”之文，王充认为更是不能与“造论著说”之文相提并论的，这是因为：“上书陈便宜，奏记荐吏士，一则为身，二则为人，繁文丽辞，无为上者。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为私，无为主者。”总的来说，王充认为五等之文中，以“造论著说”之文为最好，不仅以下二等之文不及，就是以上二等之文亦不及：“夫如是，五文之中，论者之文多矣，则可尊明矣!”这就是王充的结论。(https://www.daowen.com)

在《对作篇》中，王充也曾将文分成与《佚文篇》相似的几类，即第一等五经之文，称为“作”，第二等书传之文，称为“述”，第三等论说之文，称为“论”，其次是上书奏记之文。不过，由于王充在《对作篇》中，主要是为了回答别人的“圣人作，贤者述。以贤而作者，非也。《论衡》、《政务》，可谓作者”的指责，而谈到各类之文的，所以他顾不上再夸奖“造论著说”之文，相反要把它压低，以免因被指为“作”而遇不测之祸，所以他拼命把“造论著说”之文从“作”与“述”之文那儿拉开，而向再次的“上书奏记”之文甚至说经之文方面靠近：“(《论衡》、《政务》)非作也，亦非述也，论也。论者，述之次也。五经之兴，可谓作矣；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桓君山《新论》、邹伯奇《检论》，可谓论矣。今观《论衡》、《政务》，桓、邹之二论也，非所谓作也……上书奏记，陈列便宜，皆欲辅政。今作书者，犹上书奏记，说发胸臆，文成手中，其实一也。夫上书谓之奏记，转易其名谓之书……由此言之，夫作书者，上书奏记之文也，谓之造作，上书奏记是作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永之章，《论衡》、《政务》，同一趋也……祖经章句之说，先师奇说之类也。”王充的这种态度，看起来是与《佚文篇》的态度矛盾的，但骨子里其实并无不同，因为这只能看作是王充的权宜之计，而并不能看作是他的真实想法。所以就在同一篇中，他还大胆表示：“言苟有益，虽作何害?”“故夫有益也，虽作无害也。”可见他并不真的认为“造论著说”之文是低级的文体。

王充的这一立说基准，与其第一、第二种立说基准，即尚文和重著作轻说经的立说基准，可以说并不矛盾，“五文在世，皆当贤也”，便是根据第一、第二种立说基准而说的。但这一立说基准对第一、第二种立说基准作了补充，即在第一、第二种立说基准所肯定的所有的文和著作之文中，又进一步分出了等级。因此，就具体文人文体文章的评价而言，它可能会给人以与基于第一、第二种立说基准作出的评价相矛盾的感觉。如这里对五经六艺之文、诸子书传之文、上书奏记之文和文德之操之文都是持贬低态度的，但基于第一、第二种立说基准，则所有的文和著作之文都是受到肯定的。此外，按第四种立说基准，即重诸子轻经传的立说基准，则诸子之文也是受到肯定的。如按第五种立说基准，即重实文轻华文的立说基准，则以上各类文体基本上也都是受到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