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当王充把文分为“著作”之文与“说经”之文，把文人分成“著作者”与“说经者”时，他又提出了第二种立说基准，即重“著作”之文与“著作者”，而轻“说经”之文与“说经者”的立说基准。按照这种立说基准，凡是作者自己不依傍经典而写的文章，不管是论说还是史传，都是值得肯定的，而且这样的作者也是值得肯定的；而一切依傍经典而写的东西，不管是训诂还是注释，都是不值得肯定的，而且这样的作者也是不值得肯定的。王充之所以提出这种立说基准，是因为他自己的《论衡》是“著作”之文而不是“说经”之文，他自己是“著作者”而非“说经者”。

在王充的时代，经典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学习和传授经典的人为数众多，故一般世人都认为说经之“世儒”高于写作之“文儒”。《书解篇》引世人之说认为：“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说圣人之经，解贤者之传，义理广博，无不实见，故常在官位，位最尊者为博士，门徒聚众，招会千里，身虽死亡，学传于后；文儒为华淫之说，于世无补，故无常官，弟子门徒，不见一人，身死之后，莫有绍传。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王充则不同意世人的这种流行看法，他先公平地指出“文儒”与“世儒”均有补于世：“夫世儒说经意，文儒说圣情，共起并验，俱追圣人，事殊而务同，言异而义钧，何以谓之文儒之说无补于世?”(同上)但他又强调“文儒”比“世儒”更高。这首先是因为“世儒”之事迹有待“文儒”之记载才能流传：“世儒当时虽尊，不遭文儒之书，其迹不传。”“世传《诗》家鲁申公，《书》家千乘欧阳、公孙，不遭太史公，世人不闻。”(同上)而“文儒”之事迹则只靠自己之书便能流传：“古俊乂著作辞说，自用其业，自明于世。”“周公制礼乐，名垂而不灭；孔子作《春秋》，闻传而不绝。周公、孔子，难以论言。汉世文章之徒，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杨子云，其材能若奇，其称不由人。”(同上)故“文儒”优于“世儒”：“夫以业自显，孰与须人乃显?夫能纪百人，孰与廑能显其名?”(同上)其次，也是因为“世儒”比“文儒”易为：“世儒业易为，故世人学之多；其事可析第，故宫廷设其位。”“文儒之业，卓绝不循，人寡其书，业虽不讲，门虽无人，书文奇伟，世人亦传。”(同上)“世儒”之文是“虚说”，而“文儒”之文是“实篇”，故“折累二者，孰者为贤”的答案，自不难作出了。(https://www.daowen.com)

王充的这第二种立说基准，与他的第一种立说基准并不矛盾。在他的文论的价值序列中，如果说“无文”之人是最应该否定的，则“说经”之人就是第二该否定的。和第一种立说基准一样，他在此也称赞了一切著作之文和著作之人，其中既包括作经艺之文的周公、孔子，也包括作论说史传之文的陆贾、司马迁、刘向、扬雄。但如按照其第四种立说基准，即重诸子轻经艺的立说基准，则经艺之文又是应该受到贬低的。如按照第三种立说基准，即重造论著说之文轻其他各类之文的立说基准，则陆贾、扬雄的“造论著说”之文又应高于司马迁的史传之文和刘向的奏记之文。如按照第九种立说基准，即尚善心的立说基准，则所有这些著作之文又都不值得肯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