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当王充把“诸子”与“经传”作对比时，他又提出了第四种立说基准，即重诸子轻经传的立说基准。按照这种立说基准，一向为人所轻的诸子，其价值反而在一向为人所重的经传之上。王充之所以提出这种立说基准，是因为尽管他的《论衡》与诸子并不相同，但在广义上也未必不可以看作是诸子的流亚(其实后人也正是这么看的)，因而当世人轻视诸子时，王充便自然会产生同病相怜之感，起来维护诸子的地位。

在王充的时代，一般的流行看法是重经艺轻诸子的。据《书解篇》说，当时人认为：“古今作书者非一，各穿凿失经之实，传违圣人质，故谓之蕞残，比之玉屑。故曰：‘蕞残满车，不成为道；玉屑满箧，不成为宝。’前人近圣，犹为蕞残，况远圣从后复重为者乎?其作必为妄，其言必不明，安可采用而施行?”但王充的看法却与彼不同，他认为诸子有补于经传，经传有赖于诸子：“圣人作其经，贤者造其传，述作者之意，采圣人之志，故经须传也。俱贤所为，何以独谓经传是，他书记非?”其中所说的“传”即诸子之意。世人的见解，乃是只以五经之是非为是非的表现：“彼见经传传经之文，经须而解，故谓之是。他书与经相违，更造端绪，故谓之非。若此者，韪是于五经，使言非五经，虽是，不见听。”但其实经传的情况却并不太妙：“使五经从孔门出，到今常令人不缺灭，谓之纯壹，信之可也。今五经遭亡秦之奢侈，触李斯之横议，燔烧禁防，伏生之徒，抱经深藏。汉兴，收五经，经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晁错之辈，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师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为是。亡秦无道，败乱之也。”在这样的情况下，同为古代著作的诸子便值得重视了：“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可观读以正说，可采掇以示后人。”所以，诸子应该像经传一样受到重视：“后人复作，犹前人之造也。夫俱鸿而知，皆传记所称，文义与经相薄，何以独谓文书失经之实?”而且，诸子因其完整而价值应更在经传之上：“由此言之，经缺而不完，书无佚本，经有遗篇，折累二者，孰为蕞残?”何况从成书时间先后来说，经传与诸子本末正好相反：“《易》据事象，《诗》采民以为篇，《乐》须民欢，《礼》待民平。四经有据，篇章乃成。《尚书》、《春秋》，采掇史记。史记与书无异，以民、事一意。六经之作皆有据。由此言之，书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质。折累二者，孰为玉屑?”总而言之，王充认为诸子的作用是异常重要的：“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诸子尺书，文明实是。”并对忽视诸子的说经世儒的抱残守缺提出了批评：“说章句者，终不求解扣明，师师相传，仍为章句者，非通览之人也。”(https://www.daowen.com)

王充这里对于经传的态度，与第三种立说基准，即重造论著说之文轻其他各类之文的立说基准相似，二者都指出了经传的不足之处；和第二种立说基准，即重著作轻说经的立说基准亦有相通之处，尽管这里贬低的是经传之文，而那里贬低的是说经者，但从中可以看出王充不喜欢经传的一贯态度；不过和第一种立说基准，即尚文的立说基准不同，在那里所有的文章都是受到肯定的。王充这里对待诸子的态度，和第一、第二种立说基准，即尚文和重著作轻说经的立说基准不相矛盾，因为诸子属于文和著作；和第五种立说基准，即重实文轻华文的立说基准，亦有共通之处，因为那里诸子作为“实文”受到了肯定；但与第三、第八种立说基准有所矛盾，因为按第三种立说基准，即重造论著说之文轻其他各类之文的立说基准，诸子被说成是有缺陷的，按第八种立说基准，即重歌功颂德的立说基准，诸子因没有歌功颂德而受到了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