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当王充把文分为“华文”和“实文”这两类时，他又提出了第五种立说基准，即重实文轻华文的立说基准。按照这种立说基准，有实际道德教化作用的就是有用的文章，因而值得肯定；无实际道德教化作用的就是无用的文章，因而不宜肯定。王充之所以提出这种立说基准，是因为他自己的《论衡》便是有用之文，而他在辞赋方面又并不擅长。

王充文论的这种立说基准，充分反映在《自纪篇》的下述话中：“实言无多，而华文无寡。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也就是说，有用的“实文”不嫌其多，无用的“华文”不嫌其寡。王充所谓的“实文”，就是能“劝善惩恶”的文章，如《佚文篇》所说的：“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就是能“自明于世”的文章，如《书解篇》所说的：“古俊乂著作辞说，自用其业，自明于世。”就是能“处定是非”的文章，如《定贤篇》所说的：“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对作篇》所说的：“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总而言之，是有实际功用的文章。王充所谓的“华文”，就是不能“处定是非”的文章，如《定贤篇》所说的：“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就是不能“自明于世”的文章，如《书解篇》所说的：“世儒当时虽尊，不遭文儒之书，其迹不传。”就是不能“劝善惩恶”的文章，如《佚文篇》所说的：“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超奇篇》所说的：“岂徒雕文饰辞苟为华叶之言哉。”《对作篇》所说的：“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总而言之，是没有实际功用的文章。

正因为王充认为文章的理想应是前者而非后者，所以，他肯定了能起劝善惩恶作用的班彪的史传和扬雄的《法言》，《佚文篇》说：“杨子云作《法言》，蜀富人赍钱十万，愿载于书。子云不听，曰：‘夫富贾无仁义之行，犹圈中之鹿，栏中之牛也，安得妄载!’班叔皮续《太史公书》，载乡里人以为恶戒。邪人枉道，绳墨所弹，安得避讳?是故子云不为财劝，叔皮不为恩挠。文人之笔，独已公矣!”他肯定了能“以业自显”并“能纪百人”的汉世文章之徒，《书解篇》说：“汉世文章之徒，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杨子云，其材能若奇，其称不由人……夫以业自显，孰与须人乃显?夫能纪百人，孰与廑能显其名?”他又肯定了能“处定是非”的桓谭之文，《定贤篇》说：“世间为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实矣。”《超奇篇》说：“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也正因为王充认为文章的理想应是前者而非后者，所以他否定了不能起劝善惩恶作用的华文，不能“以业自显”的说经，不能“处定是非”的辞赋。(https://www.daowen.com)

王充认为自己的写作实践，便是用“实事”战胜“华文”的实践，他的《论衡》，便是一部能处定是非、以业自显并劝善惩恶的著作。在《佚文篇》中，他仿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之语说：“《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所谓“疾虚妄”，不就是劝善惩恶的一个侧面吗?当然，他的《论衡》的“劝惩”作用，与其说接近班彪和扬雄，毋宁说更接近桓谭。在《对作篇》中，他对自己《论衡》的写作动机和基本特征作了很好的概括：“故夫贤人之在世也，进则尽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则称论贬说，以觉俗失。俗失不知还，则去道轻为非；论者不追救，则迷乱不觉悟。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讥世俗。”充分说明了《论衡》是“为世用”的实文，以及它与不为世用的华文的对立。王充的重实文轻华文的立说基准，便是根据他自己的这种写作实践提出来的。

这里对于扬雄《法言》、班彪史传、桓谭《新论》和汉世文章之徒的态度，与第一、第二种立说基准是相同的。因为按第一种立说基准，即尚文的立说基准，它们都属于“文”，所以受到了肯定；按第二种立说基准，即重著作轻说经的立说基准，它们也大都属于著作，所以也受到了肯定。但按第九种立说基准，即尚善心的立说基准，则又受到了贬低，因为它们还不能称作“贤”。王充这里对于华文和辞赋的态度，与第六、第九种立说基准是相同的。因为按第六种立说基准，即重浅显易懂轻深覆典雅的立说基准，华文和辞赋是受到否定的；按第九种立说基准，即尚善心的立说基准，华文和辞赋也是受到否定的。但如按第一、第七、第八种立说基准，则华文与辞赋又是受到肯定的。因为按第一种立说基准，即尚文的立说基准，华文与辞赋属于文的一部分，所以受到了肯定；按第七种立说基准，即厚今薄古的立说基准，华文与辞赋因为是当代作品，所以受到了肯定；按第八种立说基准，即重歌功颂德的立说基准，则华文与辞赋只要歌功颂德，便也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