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当王充根据有用之文与无用之文的区分，进一步将文章风格分为浅显易懂与深覆典雅这两种时，他又提出了第六种立说基准，即重浅显易懂轻深覆典雅的立说基准。按照这种立说基准，浅显易懂的文风是值得肯定的，深覆典雅的文风是不值得肯定的。王充之所以提出这种立说基准，是因为他的《论衡》的文风便是浅显易懂而不是深覆典雅的。

王充的《论衡》的文风是浅显易懂的，《自纪篇》说：“充书形露易观。”“《论衡》者，论之平也。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讥俗》之书，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为分别之文；《论衡》之书，何为复然?”王充认为这是最好的文风，而反之则是不好的文风：“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夫文由语也，或浅露分别，或深迂优雅，孰为辩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夫口论以分明为工，笔辩以荴露为通，吏文以昭察为良。”王充认为圣贤高士之文的风格都是浅显易懂的：“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面对人们提出的“经艺之文，贤圣之言，鸿重优雅，难卒晓睹，世读之者，训古乃下。盖贤圣之材鸿，故其文语与俗不通”的看法，王充提出了“古今言殊”的解释：“经传之文，贤圣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当言事时，非务难知，使指意闭隐也。后人不晓，世相离远，此名曰语异，不名曰材鸿。”因为他还不便贸然攻击经传之文和贤圣之语，故只能以时代不同导致语言不同来解释。他所直接攻击的是辞赋：“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还有“浅文”：“浅文读之难晓，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按照王充的这种立说基准，他自己的《论衡》的文风是好的，而辞赋的文风是不好的，“经艺之文”和“贤圣之语”则尽管王充为之作了辩护，但其实也是有欠缺的。总之，一切有通俗易懂文风的文章都是好的，而反之则是不好的。(https://www.daowen.com)

按这种立说基准受到贬低的辞赋，按第五、第九种立说基准也曾受到贬低。因为按第五种立说基准，即重实文轻华文的立说基准，辞赋因属于不能处定是非定然否之实的华文而受到了贬低；按第九种立说基准，即尚善心的立说基准，辞赋也因非贤而受到贬低。不过，按第一、第七、第八种立说基准，则辞赋又是值得肯定的了。因为按第一种立说基准，即尚文的立说基准，辞赋作为文受到了肯定；按第七种立说基准，即厚今薄古的立说基准，辞赋作为当代作品受到了肯定；按第八种立说基准，即重歌功颂德的立说基准，辞赋作为能歌功颂德的文体受到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