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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功利主义的文章观出发，王充在评价文人时，也相应地根据其文章的实际功用的大小而作出轩轾。文章有实际功用的文人，就是值得肯定的文人；文章无实际功用的文人，就是应该否定的文人；其文章的实际功用越大，便越应该受到推崇；其文章的实际功用越小，就越应该受到贬低。这种功利主义的文人观，可以说是王充评价前当代文人的主要标准。

在王充所评论过的许多文人中，我们仅取王充最为推崇的桓谭为例，来看看王充为什么给予他以最高的评价。《佚文篇》曾说：“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为什么这么说呢?王充认为这是因为桓谭的文章能够处定是非，辩照然否，即有强烈的功利性。《超奇篇》说：“又作《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定贤篇》说：“世间为文者众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实矣。论文以察实，则君山汉之贤人也。”《对作篇》说：“众事不失实，凡论不坏乱，则桓谭之论不起。”王充认为桓谭的《新论》甚至可以和孔子的《春秋》相提并论，《定贤篇》说：“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然则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迹，存于《新论》者也。”为什么桓谭可以和孔子相提并论，《新论》可以和《春秋》相提并论呢?无非也是因为二者和二书都有劝善惩恶的教化作用而已，正如《案书篇》所说的：“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可褒，则明其善以义其行；可贬，则明其恶以讥其操。《新论》之义，与《春秋》会一也。”王充认为汉代文人都比不上桓谭，之所以这么说，也是因为在功利作用上他们不及桓谭。如《超奇篇》在表彰了桓谭《新论》的能“辩照然否”和“证定”“虚妄之言，伪饰之辞”后说，“彼子长、子云说论之徒，君山为甲”；《定贤篇》否定了司马相如和扬雄的辞赋，否定了司马迁和刘向的政论文，却充分肯定了桓谭的文章；《案书篇》将桓谭与董仲舒比较：“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质定世事，论说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论难追也。”总而言之，其他人的文章尽管也可能有功利作用和教化作用，但在“质定世事”和“论说世疑”方面，都及不上桓谭，换言之，在功利性的程度上，都不及桓谭。这可以说就是王充之所以给予桓谭以最高评价的根本理由。(https://www.daowen.com)

在对其他文人的评价上面，王充同样也是用功利主义为标准的，在此我们就不再一一举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