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同样因为对文的作用抱有功利主义看法，所以王充在文的各种风格中，比较重视通俗易懂的风格，而相对轻视深覆典雅的风格。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王充认为，前一种风格能够直接显示文章的宗旨，因而有助于道德教化作用的圆满实现，而后一种风格则不能直接显露文章的宗旨，因而有碍于道德教化作用的圆满实现。也就是说，前者有利于实现文章的功利性，后者则不利于实现文章的功利性。从文风与文体的关系来看，实用性文体的风格自然容易倾向于前者，而非实用性文体的风格则自然容易倾向于后者。

王充自己的文章是用通俗易懂的风格写成的，正如《自纪篇》所说的：“充书形露易观”，“《讥俗》之书，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为分别之文”，而《论衡》之书又复如此。这自是王充写作时的功利动机使然，同时它又促使王充提倡这种文风。在为自己的文风辩护的《自纪篇》中，王充展开了自己的功利主义风格论。他认为文章应是通俗易懂的：“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夫口论以分明为工，笔辩以荴露为通，吏文以昭察为良。”认为通俗易懂的文风胜于深覆典雅的文风：“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孟子相贤，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义可晓。”“夫文由语也，或浅露分别，或深迂优雅，孰为辩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他批评了深覆典雅的赋颂之文：“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并解释说，经传之文之所以风格古奥，是因为时代久隔之故，而不是故意要求古奥的：“经传之文，贤圣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当言事时，非务难知，使指意闭隐也。后人不晓，世相离远，此名曰语异，不名曰材鸿。浅文读之难晓，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又认为文风应适合读者对象的程度：“冀俗人观书而自觉，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或谴谓之浅。答曰：以圣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说丘野，不得所晓，无不逆者……故鸿丽深懿之言，关于大而不通于小。不得已而强听，入胸者少……俗晓形露之言，勉以深鸿之文，犹和神仙之药以治鼽欬，制貂狐之裘以取薪菜也……何以为辩?喻深以浅；何以为智?喻难以易。贤圣铨材之所宜，故文能为深浅之差。”也就是说，王充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文章的功利目的，才有意使文章通俗易懂的，因为只有通俗易懂的文风，才能使一般读者了解作者所要传达的想法，从而使作者的功利目的能够实现，否则，就会达不到这样的目的。(https://www.daowen.com)

出于同样考虑，王充反对精巧纯美的文风，肯定质实朴拙的文风。《自纪篇》说：“夫养实者不育华，调行者不饰辞。丰草多落英，茂林多枯枝。为文欲显白其为，安能令文而无谴毁?救火拯溺，义不得好；辩论是非，言不得巧。入泽随龟，不暇调足；深渊捕蛟，不暇定手。言奸辞简，指趋妙远；语甘文峭，务意浅小。”又《本性篇》说：“酆文茂记，繁如荣华，恢谐剧谈，甘如饴蜜，未必得实。”也就是说，王充之所以要强调并保持“言奸辞简”的文风，是因为“辩论是非，言不得巧”，即文章的功利作用使然。而且，王充不仅不认为这是无可奈何的，还认为这比“语甘文峭”的文风更好。

也是从实现功利目的出发，王充反对文章必须合类于古的要求，而提出必须根据实际功利需要创新的说法。在《自纪篇》中，针对别人“充书既成，或稽合于古，不类前人”的指责，王充回答道：“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也就是说，王充认为不能为了“调辞务似”而“失情”，“情”比“辞”更为重要。王充之所以不愿意让文风类于古人，主要是因为他怕因此使自己的文章变得古奥难解，因此而不能实现其处定是非、晓悟俗人的功利目的。总而言之，王充的功利主义风格论的核心，乃是让文章风格为文章的功利目的服务，为此就必须通俗易懂、质实朴拙与不合于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