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正因为把“文”看作是达成其他目的的“工具”，而不是独立自足的存在，所以宋时烈和王充都不主张作“无用”之文，而是强调要为功利目的而写作。只不过由于他们的思想不一，所以他们的功利目的也不同。
宋时烈之文，皆收录在《宋子大全》里，在朝鲜时期文人的文集中，这也是一部相当庞大的著作了。对于自己所写的数量众多的文章，宋时烈充满信心地认为它们都是“有用”之文，即都是有助于达成儒家思想之“道”的。如其《语录》中记载，他自称：“吾平生未尝作如此杂说文字，又未尝无故作无用之文也。”(《宋子大全》附录卷十八崔慎录下)宋时烈的这番夫子自道，阐明了他的文章的写作动机。所谓“杂说文字”，又所谓“无用之文”，指的自然是“思想不纯”或“没有思想”的文章，也就是有违或无关于儒家思想之“道”的文章。作为一个道学家的宋时烈，自称是从不作此类文章的。虽然“无故”二字，似乎表明他偶尔也写“无用之文”，但总是出于不得已的行为，并不违背他的基本立场。崔俊夏的《尤庵宋时烈的传文学研究》[5]指出，宋时烈的大部分的传记，都是为了宣扬“忠孝节义”之类儒家价值观念而写成的；赵钟业的《尤庵先生的道义诗研究》[6]指出，宋时烈诗歌的内容，大都与道学和义理有关，而并不是“吟风弄月”之作；李英徽的《尤庵先生的箴铭类研究》[7]指出，宋时烈利用箴铭类文体，来传达思想、教化他人和自我省察，发挥了文学的社会性效用。由此可见，宋时烈的绝大部分诗文，都是为功利目的而写成的，都具有强烈的功利动机，与其《语录》中的夫子自道相符。
王充在谈到自己著作的写作动机时，也一再强调是为了“疾虚妄”和“讥世俗”等功利目的的，而不是徒为“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的审美目的的。如关于《论衡》的写作动机，他在《对作篇》中说：“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讥世俗。”又说：“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集糅，以情言之，岂吾心所能忍哉……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实虚之分定，而后华伪之文灭。华伪之文灭，则纯诚之化日以孳矣。”他在《自纪篇》中也说：“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关于他的其他几部著作，如《讥俗》、《节义》、《政务》、《养性》等书的写作动机，王充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类似“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的话，在《论衡》中一共出现过三次(另外两次分别见于《佚文篇》和《超奇篇》)。由此可见，王充著作的写作动机具有强烈的反审美价值和肯定功利价值的倾向。
宋时烈和王充不仅自己不作“无用之文”，而且认为其他所有有价值的文章，也都是为了功利目的而写成的；反过来，只有那些没有价值的文章，才仅仅是为了审美目的而写成的。
宋时烈在《六吾堂遗稿跋》中，称赞善叔的诗歌说：“人谓《春秋》因乱而作，又谓《小雅》怨诽而不乱，又以杜工部所作为诗史；若此编者，可谓义兼之矣。”(《宋子大全》卷一四八)宋时烈称赞的三部古典著作中，除了《小雅》是因其风格以外，《春秋》和杜诗都是因其功利价值(《春秋》针砭乱世，杜诗描写战乱)而受到宋时烈的肯定的。宋时烈认为善叔的诗歌既具《春秋》式的功利价值，又有《小雅》式的温柔敦厚的风格，因而是值得称赞和肯定的。在《泽堂李公谥状》中，他称赞李植的文章说：“发明理趣，经纬治道，皆不为无实之空言也。”(《宋子大全》卷二〇三)也肯定了李植文章的能“不为无实之空言”。显而易见，宋时烈这里的评论标准，仍是重视写作的功利动机的。(https://www.daowen.com)
关于《春秋》的写作动机，王充也有极为相似的发言。如他在《对作篇》中说：“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拨乱世，反诸正，人道浃，王道备，所以检柙靡薄之俗者，悉具密致……是故周道不弊，则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也就是说，王充也认为，孔子是为功利目的而写作《春秋》的。此外，王充还谈到其他许多古典著作的写作动机，也大都是用相似的观点来作解释的。因而他在《对作篇》中总结说，圣贤们都是为了功利目的而写作的：“故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故夫贤人之在世也，进则尽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则称论贬说，以觉俗失。俗失不知还，则去道轻为非；论者不追救，则迷乱不觉悟。”也就是说，在王充看来，几乎所有有价值的文章，都是“圣贤”为功利目的而写就的，都是“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的。
与此同时，对宋时烈和王充来说，“文”不仅应该为功利目的而写成，而且也应该能对读者发生切实的“积极”影响，无论这种“积极”影响是儒家式的“端正人心”，抑是王充式的“劝善惩恶”。
在宋时烈看来，“文”应该对读者起到人伦教化作用，把读者引导到儒家思想的轨道上来。对于能起到这种人伦教化作用的“文”，宋时烈常常是不吝予以赞辞的。比如在《泽堂集序》中，他称赞李植的文章：“可以羽翼斯文，裨补世道。”(《宋子大全》卷一三八)在《泽堂李公谥状》中，他又称赞李植的诗歌：“足以风厉一世，感发人之善心，非无益之吟咏也。”(同前)所谓“羽翼斯文，裨补世道”，又所谓“风厉一世，感发人之善心”，便都是宋时烈对于“文”的功利作用的要求。
在王充看来，“文”也应该是具有“劝善惩恶”功用的东西，而不应该仅是“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的空文。他在《佚文篇》中说：“夫文人文章，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谥法所以章善，即以著恶也。加一字之谥，人犹劝惩，闻知之者，莫不自勉；况极笔墨之力，定善恶之实，言行毕载，文以千数，传流于世，成为丹青?故可尊也!”王充对于“文”的“劝善惩恶”作用抱有极大的信心，并对能起这种作用的文人抱有相当的敬意。如他在《佚文篇》中，称赞了扬雄和班彪：“杨子云作《法言》，蜀富人赍钱十万，愿载于书，子云不听，曰：‘夫富贾无仁义之行，犹圈中之鹿，栏中之牛也，安得妄载!’班叔皮续《太史公书》，载乡里人以为恶戒。邪人枉道，绳墨所弹，安得避讳?是故子云不为财劝，叔皮不为恩挠。文人之笔，独已公矣!”扬雄作《法言》，班彪续《太史公书》，都能注意到文章的“劝善惩恶”功用，因而都受到了王充“独已公矣”的善评。
如上所述，虽然在写作动机的具体内容上，以及在对读者影响的具体方向上，宋时烈和王充的看法各不相同，但在强调应为功利目的而写作，应对读者发生“积极”的影响这些方面，宋时烈和王充的看法却相当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