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正因为把“文”看作是达成其他目的的“工具”，而不是独立自足的存在，所以在各种文体之中，宋时烈和王充都比较喜欢较能起“工具”作用的文体，而不喜欢较不能起“工具”作用的文体；或者在某种文体较能起“工具”作用时便称赞它，在其较不能起“工具”作用时便批评它。尤其是对于那些审美价值较强的文体，比如宋时烈时代的诗歌，王充时代的辞赋，宋时烈和王充更是关注于它们的“动向”，即它们在功利价值与审美价值之间的偏重问题。如果它们偏重于审美价值，他们就对它们持贬低态度；如果它们偏重于功利价值，他们就对它们持肯定态度。
在宋时烈的时代，对于一般的文人们来说，作诗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修养。即使宋时烈也不例外，也作了不少诗歌。不过正如金学主、李香培二文所指出的，宋时烈曾多次发表意见，贬低诗歌的重要性，否定作诗的必要性。比如其《语录》中记载：“问：士之不能作绝句、律诗者，何如?先生曰：诗词作之可也，不作亦可也。不能作诗词，何害之有?”(《宋子大全》附录卷十八崔慎录下)为什么诗词“不作亦可”，且不作“何害之有”呢?他在《经筵讲义》中的说法，大概可以回答这一问题：“不要人学作诗文，恐其僻于一边，故不要为之矣。”(《宋子大全》拾遗卷九)盖是恐人“僻于一边”之故。那么，“僻于一边”又是什么意思呢?猜想起来，盖是耽于诗词的审美价值，而忘却了它的功利价值吧?正因如此，所以宋时烈一边提醒学子们注意，“伊川平生只作小诗一首矣”(《宋子大全》拾遗卷九《经筵讲义》)，即道学家亦并不太重视作诗；一边连声名显赫的杜诗也不愿教给学子：“有人欲学杜诗，先生却之曰：‘此等诗词，吾所不知者也。’辞而不诲。”(《宋子大全》附录卷十八崔慎录下)意思是杜诗也有让人太耽于审美价值的危险。其实不限于诗词，推至极端，正如上文所引《经筵讲义》中提到的，连“诗文”——包括文章，也是可以不作的。这就像认为作文有害于“道”的二程兄弟一样，有点走向事实上不是文学观的“反理论”了。[8]
在王充的时代，最流行的文体是辞赋而不是诗歌，一般的文人也几乎都热衷于辞赋创作。然而王充主要是一个思想家，而不是一个辞赋家(他流传至今的辞赋作品，只有《果赋》的一句残句)，所以他不喜欢辞赋，而是喜欢论说文。不过反过来也可以认为，也许正因为他喜欢论说文，而不喜欢辞赋，所以他才成了一个思想家，而不是一个辞赋家吧。然则为什么王充不喜欢辞赋呢?那是因为在王充看来，辞赋的审美价值太强，而其功利价值则太弱，这被他看作是辞赋的一个致命弱点。他在《自纪篇》中批评辞赋说：“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在《定贤篇》中批评辞赋说：“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杨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正是因为辞赋太富于审美价值，而太缺乏功利价值，所以自它问世之日起，就一直受到儒家文人的指责；喜欢它的文人们，则试图用“曲终奏雅”的方法，来稍稍弥补它的这一“缺陷”；[9]而到了王充，则干脆大笔一挥，把它整个儿给否定了。自然，王充对于辞赋的否定，出发点与儒家文人不同。儒家文人的出发点，是认为辞赋不能起人伦教化作用；而王充的出发点，则是认为辞赋缺乏“处定是非”的辩理能力!(https://www.daowen.com)
在宋时烈的心目中，如上所述，诗词或诗文都是可以不作的，如果它们只是偏重于审美价值，而忘却了功利价值的话；然而如果它们能偏重于功利价值的话，则自然又当别论了。在那样的时候，宋时烈不仅不贬低它们，而且反要肯定它们。在《书闵台叟所编五伦诗后》中，他称赞了闵台叟所编的《五伦诗》，因为它偏重于功利价值，能起人伦教化作用；同时，它还对诗歌的功利价值作了如下阐发：“然必以诗为主者，岂非以讽咏抑扬之间，其感人易以入，而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如朱子之训也耶……而诗之为用，亦岂他书之可比哉!”(《宋子大全》卷一四七)他在此所主张的诗歌有用论，与上文所述的诗歌不作论，看起来是互相矛盾的，但其实却并不矛盾。其关键即在于诗歌能否起功利作用：能起功利作用的话，便当“为主”，便为“他书”所不可比；不能起功利作用的话，便可“不作”，便也“不要人学作”。
由于辞赋即使“曲终奏雅”，即使“劝百讽一”，也不能像诗歌那样起到什么功利作用，所以在王充的心目中，它几乎是完全“无用”的文体。然而在《案书篇》中，他提到一批当代文人时，却对他们的辞赋赞誉有加：“广陵陈子廻、颜方，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史杨终、傅毅之徒，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赋象屈原、贾生，奏象唐林、谷永，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当今未显，使在百世之后，则子政、子云之党也。”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这是因为虽然辞赋不能“处定是非”，不能“辩然否之实”，即没有什么功利价值，但从长远来看，从文化全体来看，辞赋却能代表一代人文，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点缀，起到文饰当代政治的作用，所以仍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从而受到了王充的肯定。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仍然不是辞赋的审美价值，而是其广义上的功利价值。
如上所述，虽然在文体的具体评价标准上，宋时烈和王充的看法各不相同，但是在根据文体的功利价值来评价文体上，宋时烈和王充的看法却是基本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