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级各类人才学历提升途径不够畅通
(一)农村学生缺乏向上流动机会
近几十年，中国职业教育经过一系列的改革扩张，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开始有机会接受职业教育。2012年职业高中入学人数达2113万人，虽然职业学校学生在入学前通常需要支付大量的学费，但大多数家庭仍愿意为子女的教育付费。职业学校所获得的资格预计将增加学生的就业能力和未来收入。然而近年来，学术研究和媒体报道发现，职业培训学校的学生和毕业生被派往工业城镇，在制造业和电子工厂工作，成为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力。例如，据新华网报道，广州一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工厂雇用1200多名职业学校的学生，这个数字超过该企业的1100名永久性员工。由于所有职业高中学生在获得职业学位前，必须在第三学年完成全日制的“强制实习”，其中大部分被迫在这些工厂进行至少9个月实习。原则上，强制实习是一项技能发展计划和为未来就业准备的项目，以此鼓励学生在实习后留在企业工作。实际上，这些学生的工作条件、收入和社会地位与未受过教育的农村人口、农民工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多年的职业教育所带来的好处是值得怀疑的。
鉴于农村青年进入高等院校的机会有限，职业学校已成为他们继续接受教育的可行途径。凭借职业学校的资质，他们与其他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合适的工作。然而，由于国家政府采取了以出口为主导的工业增长模式，以达到其作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因此我国劳动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制造业经济的促进而形成的。一方面，农村青年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并没有提高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反而把他们困在了主要是廉价和非技术性的工种上面。另一方面，在当代中国，在教育是个人和民族未来关键的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家庭重视教育且对子女的教育有很高的期望。与此相关，学术型证书在传统上比职业学院的学历含金量要高，因为前者通常被认为是更有前景的社会流动和经济成功的象征。
(二)学历提升途径不明显
职业培训的扩大增加了弱势青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机会，但并没有增加向上流动的机会。一方面，有研究发现，很大一部分职业学校的学生和毕业生最终在工厂装配线上工作。换句话说，在职业教育情境中，对人力资本的更多投入并不会增加个人的就业能力和经济回报。另一方面，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毕业后升入高等职业学校的机会很少，多数只有走成人业余学习这条路。高等职业学校学生毕业再进入本科院校和更高层次学习的机会就更少，同时存在着各级各类职业学校之间学籍互不认可、更不能转学的情况。[56]
职业教育在整个教育制度中没有话语权，突出表现在教育管理制度和教育分流制度两个方面。在发展中国家，教育质量“好”的学校会因制度上的分等而获得更优的，至少是保持其原有水平的教育条件(主要包括师资质量、教育经费、教育设备设施、生源质量等)，教育质量“差”的学校则因同样的原因而愈发难以提高自身的教育条件以促进教育质量的切实改善。[57]由此，职业教育便处于分层金字塔的底端。以投入经费为例，职业教育经费投入需求与普通教育相比大致为3∶1，但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却比普通教育还少。由于经费不足，职业学校无法购买与更新大型制造设备。孱弱的职业教育学校办学质量使得学生们得不到职业技能和经验。很多职业学校沦为实施“安全管理”的社会控制机器。分等而治同样存在于职业教育内部。职业学校生源主要来自农村，而城市与乡村之间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学生离乡之前不能在当地接受高质量的职业教育，这额外增加了学生学习成本、流动成本。此外，国家为追求效率、树立典型，大量资金以项目制推动方式投入到少数重点示范职业院校的建设中。此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职业教育的内涵发展，但对于大多数得不到这种政策照顾性待遇的普通职业学校来说，无疑是不公平的。(https://www.daowen.com)
与分等而治的教育管理制度遥相呼应的是教育分流制度。教育分流意味着将不同能力的学生置于不同的学校、班级或课程，使学生接受与自身能力水平相适应的教育以具备将来从事某职业的能力。[58]这一原本旨在促进学生认知能力多元发展的分流制度，在实践中却“异化”为“单一智力”筛选器，对教育公平问题乃至社会平等问题产生了负面影响。初中学业完成后参加普通高中考试，学生按照成绩先后顺序一一对应至“重点”“普通”学校，继续接受通识教育，剩余的学生才轮到职业教育来收拾残局。职业教育被视为普通教育的“清道夫”。
现阶段我国教育制度还不能为接受职业教育的人的未来教育提供充分自由的选择空间，也就是说，在教育的衔接上，接受职业教育的人，他们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渠道还不是非常畅通，致使他们在选择职业教育时，付出的机会成本增加。当前职业教育的层次虽然有了提高，但是高等职业教育的生源却是普通高等教育选拔后淘汰下来的，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很少。在把“收益”作为产生一切行为动机的时代，职业教育的收益率显然是影响人们对职业教育的选择进行判断的主要因素，也是影响其地位的主要因素。目前，虽然有依法自主招生、初高中毕业生提前分流、技能竞赛获奖加分、中高职教育贯通培养等招生制度，这一系列政策能为职教争取到一些发展空间和较好的生源，但从根本上仍无法摆脱“重普轻职”的思想。
从学校角度来看，按照教育部之前的规定，中职升高职、高职升本科都有限定的招生计划比例。虽然近年来已将高职对口招生中职生的招生比例放宽，但对构建与完善“职业教育立交桥”来说，比例还是偏低。且在当前职业学校升本科的招生政策中，普通高考并无职业技术技能考试科目，职业学校的学生要想考上普通高校继续学习，相比接受理论知识的普通高中毕业生来说，要难很多。低比例的招收及录取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报考职业学校的积极性。
从学生角度来看，尽管近年来中职升高职、高职升本科的招生计划比例都有所放松，但实际上每年职业学校毕业生报考的人数并未达到相应比例。究其原因，当前职业院校的学生多为参加普通学校考试失败的、学习不太好的，对文化理论考试大都有恐惧感，因此，毕业能找到工作的学生一般都不愿意再参加升学考试。
目前我国的职业院校只重视招生工作，往往忽视了对学生的就业指导工作，就业指导部门成为职业院校最薄弱的部门。缺乏科学的就业指导、升学或者就业机会，导致职教毕业生不知何去何从。现阶段我国职业院校的就业指导工作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就业体系不健全，部门队伍薄弱。职业院校在强调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往往只是扩大自身招生规模，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而忽视了就业指导，造成了只管进不管出的局面。据相关部门调查，发达国家的职业院校专职就业指导人员与学生人数比例为1∶200，而我国为1∶1500。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就业形势严峻，职业院校学生的就业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大事。二是就业信息与人才市场信息不对称。当前职业院校就业指导工作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以为就业指导就是给学生讲授就业指导课程，而就业指导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总是忙于学校具体的学生工作，事实上根本没有时间亲自深入人才市场了解情况，根本无法获知人才市场真正的需求信息。三是对人才市场的变化反应迟钝。职业教育的核心理念就是紧跟劳动力市场需要，量身打造应用型技术人才。在实际情况中，职业院校总是追求一次性就业率，缺乏自身的远景发展规划。职业院校对于人才市场所反映出的一些情况，比如所需人才还需要哪些技能的补充或可能会对哪方面人才需求量加大等信息置若罔闻。有时候即使是有所反应也由于速度较慢，跟不上人才市场的变化而缺乏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