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新型全球化与大国关系
钟飞腾[1]
2017年1月中旬，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郑重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习近平强调，当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习近平希望2013年底提出的“一带一路”可以起到引领作用，“为解决当前世界和区域经济面临的问题寻找方案”[2]。在3月中旬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也首次使用“逆全球化”表述当前国际社会对世界经济发展前景的担忧。与逆全球化思潮兴起相关联的具体经济现象，其实就是习近平在达沃斯总结的全球经济三大挑战：增长动能不足、全球经济治理滞后以及发展失衡。那么，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能否成为一种推进全球化的可行方案呢？这不仅是个十分重要的政策议题，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
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霸权稳定论认为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需要一个霸权。[3]反过来说，似乎只有全球霸主才能创造并维持全球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建立的一套国际经济制度是这一论点的历史性证据来源，美国长期以来也不断强调其作为世界领导者的角色。中国政府提出与美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其主要目标不仅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也表明中国无意替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从实力来看，中国目前也没有能力取代美国。这不同于金德尔伯格当初提出霸权稳定论时的历史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有实力但缺乏意愿承担推动开放性世界经济秩序的重任。那么，是不是霸权稳定论的分析过时了呢？在习近平出访达沃斯前夕，约瑟夫·奈构造了“金德尔伯格陷阱”说法，重新强调了领导力缺失可能导致国际秩序混乱这个问题。[4]奈提醒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既要重视“修昔底德陷阱”，也要认真对待“金德尔伯格陷阱”。也就是说，特朗普政权面临着双重挑战。美国对于长期以来构成美国重大国家利益的全球化，目前处于一种矛盾心态。美国国内矛盾激发导致其撑不住全球化这个开放性进程，但美国又不愿意放手让中国来改造全球治理。
由此也可理解美国对中国力推的“一带一路”倡议的负面看法。在中国最初提出“一带一路”时，西方社会普遍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对于推动基础设施升级、经济合作以及重塑国家间关系的大计划，西方世界最为熟悉的首推“马歇尔计划”，拿它类比“一带一路”也是自然的。对霸主国来说，从权力和政治影响力角度评估“一带一路”也很自然。尽管中国不断强调“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独奏，而是大合唱，并且邀请美日等国参与，但美国政府仍倾向于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地缘战略，是中国谋求欧亚霸权的重要举措。横跨欧亚大陆的“一带一路”，触碰了美国根深蒂固的均势思维——长期以来美国就试图防止欧亚大陆被一个单一的权力控制。显然，美国的这种认识与中国对“一带一路”的看法极为不同，美国并没有将其看作推动全球化的一种新动力。如果我们不承认这种逻辑，就必须提出新的解释，甚至创造为当前全球政治经济发展提供方案的理论。
从带动全球化的政治经济能力来看，中国在全球层面仍落后于美国。但在地区层面，中国已经拥有大致匹敌甚至高于美国的能力，在制造业规模、发展模式和战略观念上拥有独特的优势。尤其是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低收入国家而言，中国的带动力是够的。本文从发展角度深入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现状，这对于准确理解中国实施“一带一路”的动机、路径与可能性相当关键。因此，当美国出于国内政治原因无力承担全球领导力，欲抛弃旧的全球化和区域化，并以英国19世纪时的双边模式推进对外经济关系时，中国应该花大力气塑造新型全球化模式，即以“一带一路”为核心的新一轮发展。这不仅是拓展开放性经济关系、展现大国担当的需要，也是中国实现国内发展、推进有利于中国的发展环境的需要。
一、“一带一路”与中低等收入国家的发展
西方诸多分析中国“一带一路”的文章将重心放在认识中国的意图上，而忽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本发展现状。这种思维体现了长期主导国际秩序的发达国家对崛起国的担忧，认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挑战者是中国，中国的倡议都将显著改变现状。但这种思维却对一大批真正需要加以关怀的发展中国家重视不足，西方国家似乎并不认为这些国家有能力挑战其主导地位。因此，在“一带一路”研究中，根本不重视一大批收入水平不高的国家的真正需求。在全球化给发达国家造成危害时，这些国家的第一反应是捍卫本国利益，放弃推进全球化，这种角度和视野将极大地误导西方对“一带一路”的认识。
在中国官方的表述中，“一带一路”主要是一项沿线国家参与的区域经济合作规划。按照2015年3月初发布的“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以新的形式使亚欧非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是“一带一路”的主旨目标。[5]文件分八个部分、三大板块讲解了这一倡议的主要内容：第一部分是倡议的“时代背景”，第二部分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第三部分是“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中国积极行动”。按照这种思路，也可以说文件的主题是两大块：一是国际社会共建“一带一路”，另一个是在“一带一路”具体推进时中国方面将涉及哪些领域。
国内外的分析主要从中国这个角度去解读这个倡议。由于中国的巨大规模、决策体制以及地方政府的快速行动，国内外对“一带一路”的解读是非常多样化的。根据赵可金的总结，中国学者形成了如下几种有代表性的看法。[6]第一种将“一带一路”看作外交问题和国际战略问题。在这种视角下，“一带一路”是回避美国的霸权压力，巩固中国的区域影响力。第二种认为，“一带一路”是一种新的国内发展战略。主要是向国外转移落后产能，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第三种认为，“一带一路”是一项国家大战略。这种观点在承认第二种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一带一路”也是一项对外开放战略，是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以推动建立新型区域合作模式。
在“一带一路”倡议之外，中国政府还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与“长江经济带”两大战略。“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单一的学科能够解释的。上述三种观点，基本是国际关系学者、经济学者和世界经济学学者的解读，也都是各自的学科对区域合作的长期看法。源于学术分工不同，“一带一路”的学术解读呈现出多样化色彩。基于“一带一路”最重要的是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内容，有的中国经济学者甚至提出“一带一路”是中国升级版的对外援助。[7]
在国际上，“一带一路”是中国对外援助这种看法则很有吸引力。欧洲人乐于看到中国在这种主张下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他们认为，如果中国提供资金建设改善沿线国家之间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那么这个倡议对提高欧洲的贸易收益极为有利。比利时智库布鲁盖尔（Bruegel）的一项研究证实，在基础设施建设降低贸易成本、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降低贸易成本以及两者相结合三种方案中，第一种方案对欧洲最有利，而沿线国家中的亚洲国家则更能从覆盖“一带一路”的FTA中获益。按照这项研究，无论是哪一种方案，日本都是最大的损失者。[8]
目前来看，中国和欧洲是“一带一路”的两头。除了中国和欧洲的视角，“一带一路”还存在很多国别的视角。如果单纯从国别角度看“一带一路”，也还都是基于双边层面的合作考虑。显然，中国政府的目标远高于双边合作。学科与国别的差异是造成国内外看法不同的重要原因，但缺乏真正的区域性角度也是一种原因。如果换个角度，先明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上处于什么样的发展状况，可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一带一路”的性质、推进路径与可能产生的广泛影响。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沿线各国人均国民收入（GNI）数据，我们可以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高收入、中高等收入、中低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如表1所示，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四个收入水平上的人口、工业化发展以及经济增长水平呈现如下特征。
（1）“一带一路”沿线处于高收入水平阶段的国家共有20个，总人口1.95亿，占全球这一发展水平总人口的16.4%。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16.8%，略高于全球同一收入水平国家。2010—2015年间的经济增速达3%，显著高于全球同一水平国家。
（2）“一带一路”沿线处于中高等收入水平阶段的国家共有21个，总人口达5.29亿，占全球这一发展水平总人口的20.4%。处于这一发展水平的21个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14.7%，显著低于全球同一收入水平国家，因此制造业的发展并不充分。2010年至2015年的经济增速达3.5%，显著低于全球同一水平国家的5.1%。之所以有这种统计上的差异，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本身属于中高等收入国家，但并没有包括在本文统计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因中国GDP中的制造业占29.7%，而经济增速达8.3%，如果将中国定位在“一带一路”之外，归入全球水平，那么显然会降低该组别的水平。
（3）“一带一路”沿线处于中低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共有19个，总人口24亿，占全球该发展水平总人口的82.0%。因此，也可以说，全球的中低等收入水平人口主要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处于这一发展水平的这些国家，其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平均达14.8%，略低于全球同一收入水平国家，因此制造业的发展水平相对也不够充分。2010年至2015年的经济增速达5.9%，略高于全球同一水平国家。因此，就这些国家而言，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提高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
（4）“一带一路”沿线处于低收入水平的国家共有两个（尼泊尔与阿富汗），总人口达6100万，占全球该发展水平总人口的9.6%。这两个国家的制造业占比与经济增速与其他低收入国家相差无几。
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处于相同发展水平的全球其他国家对比之后，可以比较准确地描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本发展特征：以中低等收入人口为主体的、制造业发展相对不足、经济处于中高速发展中的一些国家。因此，“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目标，似乎可以定位在将沿线国家中的24亿处于低中等收入人口转变为中高等收入人口。即从人均2300美元提升到4126美元，或者略高一点，实现翻一番，达到4600美元。
表1 2010—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阶段
注：（1）“一带一路”高收入国家包括：卡塔尔、新加坡、阿联酋、科威特、文莱、以色列、韩国、塞浦路斯、沙特、斯洛文尼亚、巴林、爱沙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阿曼、拉脱维亚、波兰、匈牙利以及克罗地亚等20个国家；“一带一路”中高等收入国家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土耳其、罗马尼亚、黎巴嫩、保加利亚、黑山、土库曼斯坦、马尔代夫、阿塞拜疆、白俄罗斯、伊拉克、马尔代夫、泰国、塞尔维亚、约旦、马其顿王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格鲁吉亚、阿尔巴尼亚等21个国家；“一带一路”中低等收入国家包括：亚美尼亚、蒙古、斯里兰卡、菲律宾、印尼、埃及、乌克兰、不丹、东帝汶、乌兹别克斯坦、越南、老挝、印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孟加拉国、吉尔吉斯斯坦、缅甸、柬埔寨等19个国家；“一带一路”低收入国家包括：尼泊尔、阿富汗等2个。一共62个。其他国家数据缺失。
（2）美国、高收入国家一级世界的制造业数据均为2014年值，而中国与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制造业数据为2013年值，其余均为2015年值。有若干国家的数据缺失。
（3）按世界银行2017年公布的数据，2015年的最新收入分组标准为：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102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在1026美元至4035美元之间为中低等收入国家，在4126美元至12476美元之间为中高等收入国家，高于12476美元为高收入国家。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在将中低等收入国家的人口转变为中高等收入国家人口方面，过去30年中国高速发展的记录举世公认。1998年，中国从低收入国家行列毕业，转为中低等收入国家。2010年，中国成为中高等收入国家。1990年至2011年，中国减少贫困人口4.39亿，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中国的政策经验对许多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有重要借鉴意义。[9]自世界银行1989年首度根据1987年的国民收入划分收入国家类型以来，在过去30年中迅速从低收入国家跨越到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并不多。除了中国之外，只有非洲的赤道几内亚、南美的圭亚那、中亚的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东欧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等五个国家。阿塞拜疆人口接近1000万，其他四个国家的人口和经济规模不大。在这几个高速发展的国家中，赤道几内亚凭借石油开发在短短几年内就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除阿塞拜疆之外，另外三个国家收入基本停止增长。由此可见，在摆脱“低收入陷阱”之后，如何进一步提升收入水平，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这方面，中国似乎也拥有不错的经验。
按照哈佛大学宏观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的总结，工业革命200年来西方国家的年均增速为2%。发展中国家如果要实现赶超，特别是摆脱两个收入陷阱的话，那么在每一个收入阶段，都需要一个长达25年的年均2.9%增速。[10]据世界银行数据，1990年至2015年，全球有43个经济体的年均增速超过了3%，其中有28个位于“一带一路”沿线（见图1）。从理论上讲，未来若干年，这些国家均有机会在人均收入水平上再进一步。中国以及不包括高收入经济体的东亚太平洋地区，自1990年以来的增速分别达8.9%和7.2%，属于高速增长型经济体。此外，需要指出的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中南半岛国家和南亚大部分国家，也属于增速位居前列的国家。
图1 一带一路沿线年均增速3%以上的经济体和地区（1990—2015年）
中国以年均10%的增速、花费12年，实现了从一个中低等收入国家到中高等收入国家的转变（1998—2010年），其间人均GNI从800美元增长至4340美元，翻了两番还多。鉴于2010年至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年均增速为5.9%，如果未来以此速度增长，那么从理论上讲，人均收入翻一番大概需要12年。也就是说，到2030年左右，“一带一路”沿线的绝大多数人口具备跨入中高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可能性。
二、对“一带一路”沿线中低收入国家发展的新认识
上文的分析表明，发达国家推进的最近一轮全球化只是让少数国家的收入水平有了大的提升，但并没有让多数人口的收入有很大的提高。尽管中国是这一轮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获益者，但西方对以中国为主的发展知识的总结却并不到位，长期宣扬新自由主义的一套政策。而对于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长期以来是通过学习西方的文本来认识发展的。如果西方的总结不到位或者根本产生了误导性的认识，那么发展中国家就容易忽视中国的价值以及自身蕴含的力量。因此，我们需要回顾最近一轮实现发展的一些新经验和新看法，考察一下这些新经验对于推进“一带一路”的发展有何参考价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关低收入国家如何实现发展方面，有过几个大的、阶段性的思潮变化。按照林毅夫的总结，发展经济学每隔30年就出现一个大的思潮变动，第一代发展经济学以工业化为目标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则主要体现为依附论；第二代发展经济学主要受到“华盛顿共识”的影响，发展中和转型国家不断降低政府的作用，并转而寻求市场化；目前则进入了第三个发展时期，标志性成果之一是他本人提出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11]在林毅夫看来，他的理论主要是以结构转变为核心的一种发展理念。根据这种主张，一国取得发展的关键，是依靠市场的最优资源配置作用，并让政府在产业升级时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
事实上，林毅夫的理论总结主要源于东亚和中国的发展经验。但是，对中国和东亚发展的解读仍然存在着多种理论。有的人提出文化解释，认为东亚传统的儒家文化奠定了重视教育，进而积累丰富的人力资本的基础，这对实现持续的长期经济增长至关重要。[12]蔡昉认为，在传统的马尔萨斯阶段与新古典经济学阶段，还存在一个刘易斯总结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除了发展所含有的经济结构调整之外，还存在着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任务。蔡昉认为，中国经济学家和政策界目前缺乏一个“将长期与短期相结合的理论框架”，不容易看清楚中国所处的特殊阶段。[13]
对于这个难题，清华大学的文一教授将中国当代的发展与18世纪后期英国的发展作比较，提出了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理论（Embryonic Development Theory），试图将原有的发展理论统一起来。[14]在他看来，从农村到城市、由轻工业到重工业、由政府主导的“市场创造”到循序渐进的产业升级的发展战略，几乎是每个国家，包括已经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必须经历的阶段。而且，与传统的经济决定论者或者阶段论者不同的是，文一认为，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存在着“陷阱”。过去几年，随着世界银行在2007年提出“中等收入陷阱”命题之后，中国政府和学界的讨论相当深入。但是，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也表明，摆脱“低收入陷阱”并不比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来得更容易。罗伯特·巴罗甚至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个神话，因为摆脱“低收入陷阱”也需要几乎同样长时期的较高收入增长。[15]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学者对中国发展的重新讨论为我们理解“一带一路”的发展难题提供了新认识。第一，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化仍然是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林毅夫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一大贡献是证明了发展制造业是推动结构转型的必要手段，这种观点也是最近几年国际学术界重新燃起对制造业和结构转型兴趣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一带一路”沿线中低等收入国家中，印度所倡导的跨越制造业、依靠发展服务业取得高收入的发展路径已经走到了尽头。[16]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推出的制造业回归也与此认识密切相关。与服务业相比，制造业有着更复杂的前向和后向联系，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要依靠制造业。因此，以发展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已成为国际共识，也已逐步影响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第二，东亚和中国过去依赖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走到了尽头，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型需要新动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的保护主义潮流兴起，多边主义退潮。由于发达国家难以短期内解决贫富差距，阶层分化和政治对立将长期存在，这种逆全球化现象不是短期的。与此相联系的是，出口导向战略所依赖的全球贸易大发展时代基本结束。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1984年至2011年，世界经济和世界货物出口增速分别达到3%和6.4%。这是中国与东亚部分国家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外部基础。2012年以来，这种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巨变。2012年至2016年，世界经济增速为2.5%，而贸易增速只有2.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展望中估计，到2021年这种外部环境并不会有明显的改变。[17]因此，这场百年未遇的大危机，特别是发达国家陷入“长期停滞”的危险，极大地限制了发展中国家利用出口导向战略转变经济结构的可能性。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中国而言，寻求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开拓新的增长空间，并推动彼此的国内发展进程，也是不得不实施的政策。
第三，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对于获得高速增长仍然是重要的。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而言，这种外部环境也可以被视为国际体系层面的因素。长期以来，依附论以核心—边缘关系来描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拉美经济关系。对于中国读者而言，需要牢记在心的是，当时的拉美国家人均GDP处于美国的40%—60%之间，而今天的中国仍然不足美国的20%。这种收入差距可能是中国吸引的外资还没有大规模外流的重要原因。对到底在哪个发展阶段需要采取依附论的一些主张来应对可能的后果，现有的研究并没有扩展到所有的收入阶段，因而基于拉美经验总结的依附论，可能还难以在中国找到经验性证据。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国际主流学术界否定依附论，也跟着轻易地否定依附论的见解。事实上，未来一段时期，随着中国不断缩小与美国的收入差距，我们仍然可能面临拉美国家当年的挑战。当中国被视作欧亚大陆发展的一种带动力量时，也不可避免会涉及如何对待那些经济上依赖中国的国家。前几年，在中国大规模进口原材料以及中国企业投资于矿产资源时，国际社会也出现了中国推行“新殖民主义”的说法。中国在外交理念上一直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并且在对外经济合作中强调互利共赢，最近几年甚至将打造互利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视作外交的重大任务。一定程度上说，“一带一路”也带有这种目的。中国试图通过自我约束，以渐进的方式推动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尽可能减少对外部世界的重大冲击。
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继续推进制造业仍然是必需的，但在大危机背景下又不可以完全复制东亚和中国过去的发展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提出的共商、共享、共建原则就不是一句宣传口号，而是构建新型全球化的基本原则。正因为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可以照搬的既有模式，中国与沿线国家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需要和沿线国家一起商量着寻求更进一步的发展。尽管有些西方人士长期以来认为，协商一致的精神是东亚国际社会的一种特质，能否推行到别的区域还不一定。但基于亚洲的发展成就，务实主义越来越被接受为一种有效的应对全球挑战的方式。[18]我们也要看到，20世纪50年代参加万隆会议的国家很多并不是东亚国家。但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是，达成了不同于西方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共识。自20世纪60年代起，东南亚国家逐渐发展出了“东盟方式”。201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则将它扩展为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的“亚洲方式”。[19]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建设是否成功，取决于它能否帮助中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甚至为中国在2049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奠定基础。而对于国际社会来说，评判标准应该是“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低等收入人口是否有了收入上的极大提高。这一标准事实上也是过去多年来中国推行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中国政府基于自身的成功发展经验，很容易认为发展中国家如果也执行这样一种策略，中国就可以与它们形成一个互利共赢的进程。特别是，中国下一阶段迈向高收入国家时，其面临的内外挑战有了较大改变，更需要立足于本地区。
三、中国推进中低等收入国家发展的优势与战略
中国能否带动中低收入人口的发展呢？从收入发展水平来看，中国还不是一个高收入国家。由于理论界并没有关于一个收入不高的国家如何带动其他国家发展的成形说法，我们需要换一种视角讨论这个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相当于世界体系论者沃勒斯坦提出的半边缘国家，即那些处于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的地区。沃勒斯坦强调，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这个体系中，有少数几个国家进入了核心区，但其他国家也不都是如依附论者说的边缘国家，而是处于比边缘区更具优势的位置。一定程度上，沃勒斯坦借助“半边缘区”这个概念，帮助理解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经济中不断获得经济增长的一些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1991年，沃勒斯坦认为南非正好是他试图概括的半边缘区的代表性国家。[20]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1991年的南非实际上已经是一个中高等收入国家。但此后20多年来，南非并没有转变成一个高收入国家。反过来说，尽管南非处于西方构建的体系中，但那些收入极高的发达国家并没有能力或者意愿帮助南非提高收入水平。在地理上远离中心区的南非也缺乏物理上的连通性，要接入全球的增长中心——如美国、欧洲和东亚，存在着极大的困难。沃勒斯坦甚至也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俄国也是个半边缘国家，并强调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为止取得了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速，一举成为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指路明灯。[21]
因此，带动能力的关键不仅仅在于经济能力，特别是制造业能力，可能也取决于地理的临近性，特别是将经济发动机与落后地区相捆绑的制度框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地理上相互连接的，如果这些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人口能够实现收入翻一番，那么说明这个制度设计是合适的。从经济能力看，以国家为单位进行比较的话，中国目前的确具有相当大的带动力。由于人口规模上的差异，按照文一教授的理解，“中国崛起给全球经济力量带来的冲击力是19世纪末美利坚合众国上升期时期的20倍，19世纪初大英帝国爆发时期的100倍”[22]。仅从人口数量意义上说，英国工业革命以来进入发达国家的总人口占世界比重没有发生太多变化，基本还是1/5。如果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能够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那么这是比过去200年西方实现工业化还要伟大的事业，显然将拥有足够带动其他国家发展的能力。而对于这种超大规模引发的地区发展效应，西方的估计也是不充分的。
在制造业综合竞争力方面，中国的优势毋庸置疑。为了评估一国的制造业竞争力，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在其《工业发展报告2016》中构建了一个竞争性工业业绩（Competitive Industrial Performance，CIP）指数。[23]该指数不是衡量一国的潜力，而是比较已经显示的制造业能力。CIP指数有三个一级指标：生产和出口制造品的能力、技术深化和升级能力和对世界的影响力。在2013年度的总排名中，中国列第五位，仅次于德国、日本、韩国和美国。这五个国家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59%。德国的优势在于复杂的工业增加值创造链条，德国中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其制造品出口的73%。日本的优势在于强大的制造业基地、高技术出口和较高的人均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工业竞争力也源于强大的制造业基地，但美国不像日本那样用于出口。中国的劣势和优势同样明显，以人均衡量的制造业贸易额和生产能力比较低，但在全球制造品贸易总额中遥遥领先（17%），而且制造业占GDP超过1/3。2013年，就制造品贸易的世界占比而言，中国是美国的两倍还多。就对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影响而言，中国仅次于美国。占世界制造品贸易1%以上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韩国、印度、俄罗斯、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波兰、捷克和土耳其等九国，合计18.57%。但这九国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合计不过13.64%，大大低于中国的17.55%。[24]因此，中国一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制造品贸易，且在制造业增加值上显著超过沿线国家，这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业化的有利条件。
中国的战略优势还在于形成了一个高收入的沿海地区。1988年9月，邓小平在分析中国经济形势时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他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25]邓小平的带动思想对于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具有启发意义。如表2所示，2015年中国沿海地区（东部）11个省市的总人口为5.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41.4%。从经济总量来看，东部沿海地区达到40.2万亿元人民币，占全国的58.6%。而在人均GDP方面，除了河北和海南之外，东部沿海地区九个省市的人均GDP均在1万美元以上。11个省市人均GDP为12110美元，非常接近于世界银行界定的高收入国家水平。如果以九省市计算，则人均GDP为13356美元，无疑超过了高收入国家门槛。2015年，11个省市的对外贸易额占全国的85.2%，吸收外资的存量占全国的80.8%，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地方对外直接投资的81.1%。因此，东部沿海地区在中国政治经济和对外战略中拥有巨大的能量。
表2 作为“一带一路”增长极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2015年）
注：对外直接投资为存量值，且占地方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版。
拥有近5亿人口的东部沿海高收入地区将形成怎样的一种全球性影响呢？做一个简单的历史类比，也许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这种力量。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西方社会长期宣扬19世纪是“英国治下的和平”，20世纪是“美国治下的和平”，其实是赞扬英国与美国带动了整个西方社会的工业化。那么，当年这两个国家在发起工业化和带动其他西方国家时，拥有怎样比例的能力呢？按照安格斯·麦迪森提供的数据，1820年时英国总人口为2124万，占西欧12国的18.3%。在这样的一个比例下，英国才具有带动西欧整个区域的工业化能力。1872年，美国经济总量超过英国，但直到1918年美国人均GDP才超过英国。在此期间，美国人口占西方的比重从15.5%上升至24.1%。1951年，美国在没有苏联参与的情况下，带领其他西方国家签订了《旧金山和约》，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安全秩序。此时，美国人口占西方的比例为27%，但占全球的6%，人均GDP为10100国际元。[26]因此，我们也可以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代英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领袖，背后的支撑性力量是人口和市场的规模。2009年，中国人口占世界比重为19.7%，2030年仍然可以达到17.4%。2009年至2030年的这个比例，也正是当年英国崛起时候相对于西欧的比例（18.3%）。2015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占比和人均GDP水平则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相当。正是从人口占比和经济规模看，东部沿海地区具有带动“一带一路”沿线中低等收入国家的能力，而2049年的中国则具备带动世界的发展能力。
如果将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过的中南半岛、南亚地区联系起来考虑，那么在太平洋地区西北部以及印度洋北岸将形成一个连贯的增长极。由于地理相邻，中国要比德国、韩国、日本以及美国等制造业强国具有更强的带动沿线国家发展的能力。尽管中国的人均收入要远低于上述四个国家，但就工业发展的带动力，特别是承接产业转移而言，对沿线国家却是一个优势。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认为，人均GNI差距过大的两个国家往往难以最有效地进行技术吸收和产业转移。[27]而提倡现代化理论的罗斯托在冷战结束前夜也这样说：“（趋向技术成熟的国家）在耐心帮助那些渴望进步的落后国家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更接近发展的初级阶段，从而应该能够提供有效的技术援助。”[28]从跨国的地区间关系来看，向靠近本国的地区增长极靠拢，以此为目标设定发展政策和对外战略，也是一项实用主义的安排。这一点在东亚已经被总结为“雁形”发展模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带一路”沿线最容易实现产业升级和人均收入提高的区域，应当是各个发展水平都有的一个区域，即低收入、中低等收入和中高等收入、高收入国家聚集。罗斯托在回顾“马歇尔计划”的成功之道时曾指出，“马歇尔计划”不太为人所知的一面是构建了西欧、美国和发展中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路线。[29]实际上，美国从1949年末开始曾将“马歇尔计划”的经验搬到东亚，设计了美国（核心区）、日本（半边缘区）、东南亚国家（边缘区）之间的三角贸易路线。[30]就此而言，在中国政府推动的“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中，以中国—中南半岛为基础构建的澜湄合作机制最富发展前景。中国政府提出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也有助于推动这一个增长极。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提出“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其中包含有“心心相印”的说法。[31]无独有偶，1977年8月，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菲律宾马尼拉提出了与东南亚建立“心心相印”的“福田主义”，强化日本与东南亚的互惠关系。当时，日本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68.7%，但却是中南半岛国家的15—17倍。在这一阶段，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基本结束。如表3所示，在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意义上，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已发生显著变化。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与东南亚中南半岛国家基本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现在人均GDP是它们的2—4倍。但仍需注意的是，与当年日本的差距还很大。2013年中国人均GDP为美国的23.4%，落后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如果考虑总人口1.6亿的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等四个省市，那么这种对比关系会有较大变化，这对于理解中国地方政府推动“一带一路”的能力有意义。2015年，上述四个省市的人均GDP为16300美元，换算成购买力平价为2.8万美元，是柬埔寨的八倍。
表3 中日提出与东南亚构建“心心相印”关系时的人均GDP水平
资料来源：1977年数据来自安格斯·麦迪森；2013年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两者均是购买力平价（PPP）数值。
中国选择在印度尼西亚提出命运共同体这个构想，确实也是看到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印度尼西亚的发展速度和地区影响力远远超过菲律宾。菲律宾当年是与泰国相当的发展中国家，也是美国在亚洲进行民主改革的“橱窗”。但如图1所示，1990年至2015年菲律宾的人均GDP年均增速不足2.2%，而印度尼西亚超过3.6%。印尼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东南亚地区，并成为二十国集团（G20）成员国。表3还表明，在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相对于中南半岛国家确实是富裕多了。中国政府于2015年末倡议构建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并正式于2016年3月启动。该机制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标志性区域合作新模式。在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政府将惠及周边作为一个显著的政策原则，这也是看到十几年来与周边国家关系已经显著分化。国际贸易经济学家的研究早就证实，与中国差不多的人均收入的国家其实面临着严峻的竞争压力，从中国经济崛起中获益的主要是两端，即收入高于中国和收入显著低于中国的国家。[32]因此，面向中低等收入国家设计新的制度，使其从中国崛起中获益，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应有之意。
四、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与大国关系(https://www.daowen.com)
如果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只是为了造福沿线国家，而无关自身的发展，这恐怕不是中国政府的出发点。同样，我们也不会接受这样一种说法，即“一带一路”是中国的慈善事业。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关系更好的一种理解是，“一带一路”的成功将有助于中国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即彻底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在人均收入不断缩小与美国差距时，中国也将越来越是一个技术上先进的国家，从而更有利于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这对美国而言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挑战。中国政府认识到实力壮大之后会对国际秩序造成重大影响，而且也坚持认为中国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时仍然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巩固一个独特的周边环境。就此而言，也可以将“一带一路”看作一项外交战略，即一个崛起的中国如何进一步构建发展环境，中国是否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就此而言，可以统筹考虑中国学者对“一带一路”的三种典型说法——国内发展战略、对外经济战略与国际战略，三者在逻辑和时间顺序上可以形成连贯的链条。
塑造有利于本国发展的外部环境是中国大战略的特色。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基本就是在这一目标指引下推进的。我们也如期实现了邓小平确立的人均收入翻两番的目标。但是，在中国于2010年成为中高等收入国家，并稳步迈向高收入国家时，以往支撑较低人均收入水平的发展环境，能否适应更高阶段的要求呢？对此，国内有争议。有的建议继续韬光养晦，有的则认为要奋发有为，改变不利的环境。事实上，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和平环境往往是外生的。这种和平环境一般不由发展中国家本身提供，往往是霸权国缔造的国际秩序决定的。美国塑造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历史表明，参与美国体系的成员需要提供支持，例如德国、日本和韩国均提供美国海外驻军的费用。与此同时，也不否认有相当多的国家是“免费搭车者”。那么问题就来了，当霸权国无力提供这种安全公共产品，且几个主要大国也不愿意共同承担时，世界会怎样？一个可供借鉴的例子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谓霸权缺失导致冲突乃至战争的经典案例，这也是约瑟夫·奈提出“金德尔伯格陷阱”的缘由。但中国显然已经认识到“免费搭车”有很大的代价，提出要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
中国政府计划于2021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高收入国家俱乐部一员。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总量在未来某个时间超过美国是有充分的心理预期的。中国远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前，就开始使用新型大国关系来描述与美国这个霸主的关系，其缘由之一也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在变成全球最大经济体时，其军事力量仍然远远不及美国。从国际关系理论上看，大国（great power）最核心的含义是军事力量。[33]据西班牙艾尔卡诺（Elcano）皇家研究所构建的全球存在感指数（Global Presence Index），2015年全球主要大国的排序依次是美国（1100）、中国（414）、德国（404）、英国（404）、俄罗斯（320）、法国（317）和日本（248）。与美国相比，中国经济第二、军事第三，但软实力排名第五位，低于英国、德国和法国。[34]显然，中国试图提供一种新的关于什么是大国的定义，尽量使军事力量的发展与经济利益的扩展相匹配。而当前美国军事力量占全球比重远远超过其经济力量的占比。
中国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伴随着中国崛起的整个进程。作为一个在近代遭受西方侵略并获得政治独立的大国，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批新国家中具有独特性。这种独特性的显著内含之一是，中国曾用革命性的方式谋求改善国际秩序，并且理所应当地认为中国应该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较大的贡献。在此过程中有三次比较显著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标志性成果是万隆会议，团结的对象主要是处于边缘地位的亚非新独立国家。第二次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合作对象是依然还处于边缘和半边缘国家地位的拉美国家，标志性事件是推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第三次则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直接针对西方国家提出，此时，中国已经是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支持者。尽管中方努力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但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兴趣只是停留在中方提出的不对抗、不冲突这一点。在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之后，对中国能否推行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忧虑变得更突出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曾在国力还比较弱小的时候，提出与美苏构建新型国家关系，但进展不大。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似乎也说明，一国的对外战略也要符合比较优势和发展阶段的需求。
西方社会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担忧，主要体现在地缘政治上。[35]按照美国人的说法，“一带一路”建设成功之日，欧亚大陆将被一个单一的权力控制，那么将严重冲击美国的国家安全。鉴于“一带一路”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还很难获得直接的证据来证实或者否定上述推测。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三次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和新型大国关系的历程来看，中国对国际体系造成巨大冲击的阶段，是自身作为一个边缘区国家与苏联结成盟国时。到了第二个阶段与半边缘区构建新型关系时，对国际体系的冲击持续时间很短。目前处于第三个阶段，即试图与核心区的国家在关键性议题上达成一致。这些关键性议题的核心是，能否找到一种新的合作机制，让中国人和美国人一起变得比以前更为富裕。
“一带一路”并非绕开核心区国家，在边缘地带发起冲击。证据之一是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国家分布在全球，特别是很多成员国是位于核心区的欧洲发达国家。亚投行的成功也表明，一个崛起的中国是可以创造一些机制，与富裕国家搞好关系的。就此而言，中国获取大国地位的路径，不同于历史上的德国与日本。当年这两个国家都在本国附属地带构建排他性的“泛区”，且通过武力强行实现“泛区”的政治和经济一体化。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人口多达24亿的低中等收入国家，分布在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广阔地带，不仅政治上难以统一，经济上短期内也很难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一体化区域。即便到2030年左右，这个地带的人口从低中等收入转变中高等收入，也不可能实现政治与经济的一体化。该区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表明，中国很难控制或者主导这个广阔的地带，更不用说将其整合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向核心区发起冲击。因此，美国完全没有必要担忧中国在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的阶段性目标后所具有的地缘政治冲击力。特别是中国继续保持“不干涉内政”原则以及秉持共商、共建与共享原则，将继续充分尊重沿线国家的主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处于大规模的技术吸收阶段，只有部分国家开始向大众消费阶段迈进，在产业序列上根本不构成对发达国家前沿产业的伤害。中国国内大规模地推进产业创新，特别是制造业4.0版，用意之一是增强中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另外，也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技术升级提供帮助。中国政府也认识到，尽管中国在某些领域处于前沿地带，但国内很多地区甚至存在着完成工业革命第一阶段的繁重任务。几种工业革命阶段并存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共性。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指出：“在世界上部分地区，以前的工业革命还在进行之中。全球仍有13亿人无法获得电力供应，也就是说，仍有17%的人尚未完整体验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也是如此。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也就是40亿人，仍无法接入互联网，其中的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发展中国家。”[36]
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说，中国的产能是可以利用的。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无法与中国所吸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成果相竞争，西方国家的全球制造业贸易占比远远低于中国。当然，就规模而言，“一带一路”沿线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完全承接中国的产业转移。只有通过若干个国家的合作，即某种新型的地区合作才能实现中国产业的转移。这种新型可以是“经济走廊”，也可以是中国的境外加工园区等，这需要与沿线国家通过“干中学”加以推进。与此同时，中国必须创造和维护地区合作所需要的基本基础设施能力和政治氛围。由于需要创建多个层次不同的地区合作机制，“一带一路”本身蕴含着共同发展新含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近代国际关系史上产业跨国转移引发的政治动荡。对中国来说，提升这些国家的工业能力，在经济上是扩大了市场。但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将迫使这些国家注重政治稳定和增加安全投入，而这将改善这些地区的安全形势，有助于维护中国日渐扩增的海外利益。
如果各国真能响应中国的倡议，围绕“一带一路”实施下一阶段的全球化发展战略，则有可能推动全球转型和地区转型。“一带一路”沿线的低中等收入国家将取得极为明显的收益，即转变为中高等收入国家。这是一个几乎两倍于中国人口规模的大市场，完全可以抵消过去产业转移中引发的政治冲突。如果真的实现了这一目标，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发展中国家创造了历史，实现了西方工业化国家200年来所没能实现的目标，帮助欧亚大陆从第二次工业革命飞跃到第三次工业革命阶段。从思想理论上说，则是再度证明了工业化进程中政府角色的重要性，国家治理能力对市场经济建设至关重要。这至少可以纠正发展中世界盲目追随最先进经济体模式的误区，今后发展政策和对关系的中心将是最合适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组队，而不是最发达和最不发达之间的关系。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今后一个时期将回归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即十分重视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因此，中国投入这么巨大的力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重要的战略目标是稳定周边环境和创造中国崛起的良好国际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带一路”和“新型大国关系”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都是为中国进一步迈向下一个发展阶段夯实基础。将“一带一路”与“新型大国关系”联系在一起考虑，也有助于从战略上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五、结论
“一带一路”是一项沿线各国参与的共同发展蓝图，而不是中方单方面实施的援助。辨识各种有关“一带一路”说法的基本前提是摸清沿线国家的发展现状，充分重视沿线国家的需求，而不只是关注中国的出发点和目的。本文提供了一个发展的视角来理解“一带一路”沿线的整体区域特性。从人均GDP角度来看的话，全球80%以上的中低等收入人口在“一带一路”沿线。而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等收入水平国家的制造业能力显著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对处于这个发展水平的国家而言，提高收入水平是至关重要的。鉴于2010年至2015年“一带一路”中低收入国家的GDP增速为5.9%以及中国花了12年转变成中高等收入国家这两个事实，可以将“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目标设定为，未来12至15年将沿线国家中的24亿处于低中等收入水平的人口转变为中高等收入人口，即人均GDP翻一番，增加到4600美元。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实现人均GDP翻一番或者翻两番方面拥有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良好记录。之所以取得这种成效，与中国推进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工业化、以出口导向为核心的发展战略以及充分重视维护与发展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关。在全球贸易环境发生巨大变革时，上述有利因素都在变。中国应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商讨新的发展战略，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更高程度的互联互通，进行产业转移和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深度合作。一言以蔽之，推动适应地区需求的经济合作与基于地区背景的全球化。更进一步而言，当中国成为中高等收入国家时，其沿海地区已成为一个拥有5.7亿人口的高收入地区。就人口规模占全球比重和人均GDP而言，2015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相当于1965年的美国，但东部沿海11省市的GDP总量是当时美国的两倍多。如果考虑到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制造业贸易能力，加上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那么中国的沿海地区的确具有带动“一带一路”中低收入国家发展的能力。
如果“一带一路”沿线24亿中低收入人口能在未来15年实现人均GDP翻一番，那么也将为中国真正地转变为一个高收入国家创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在当前发达国家逆全球化思潮将长期存在的情况下，“一带一路”对中国发展本身的促动力同样也是重大的。由于“一带一路”这种战略的推进将显著使沿线国家收入提高，那么将使沿线国家自愿地增加对安全的投入，维护地区稳定，以此减轻对中国的非传统安全冲击。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的发展前景，势必影响到霸权国对中国政策意图的判断。中国对于崛起国与守成国的关系有着清醒的认识，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意在防止与美国发生冲突，并试图使美国认可中国的发展道路。尽管美国方面反映比较冷淡，但随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绝对多数人口的收入迈向中高收入阶段，这一情形会发生较大改变。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将认识到，那些人均收入在四五万美元以上国家提出的发展政策很难直接运用于提高本国的发展水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中低收入国家会更频繁地寻求与中国讨论发展方案，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完全有能力塑造基于地区背景的新型全球化。而变得更加富裕的“一带一路”，也将充分提高美国解决其国内政治经济难题的可能性。就此而言，中美在建设“一带一路”上拥有长远的共同利益。
【注释】
[1]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室主任、研究员。
[2]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1/18/c_1120331545.htm。
[3]钟飞腾：《霸权稳定论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4期，第109—122页。
[4]Joseph S.Nye，“The Kindleberger Trap”，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trumpchina-kindleberger-trap-by-joseph-s--nye-2017-01.
[5]《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6]赵可金：《“一带一路”的中国方略研究》，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22—33页。
[7]张军：“一带一路其实更像升级版的对外援助”，凤凰国际智库，http://pit.ifeng.com/a/20160517/48784288_0.shtml。
[8]Alicia Garcia Heffreo and Jianwei Xu，“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Can Europe Expect Trade Gains?”Bruegel Working Paper，Brussels，No.5，2016.
[9]潘家华、陈孜：《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转型议程：全球视野与中国经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35—143页。
[10]Robert J.Barro，“Economic Growth and Covergence，Applied to China”，China & World Economy，Vol.24，No.5，2016，p.14.
[11]林毅夫、王燕：《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极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30页。
[12]朱天：《中国增长之谜》，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
[13]蔡昉：《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4—98页。
[14]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5]Robert J.Barro，“Economic Growth and Covergence，Applied to China”，p.14.
[16]Servaas Storm，“Structural Change”，Development and Change，Vol.46，No.4，2015，p.674.
[17]相关数据见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tebase，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6/02/weodata/index.aspx。
[18]Simon Chesterman and Kishore Mahbuhani，“The Asian Way of Handling the World”，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0/mar/04/global-problem-solving-asian-way.
[19]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3/29/c_127632707.htm。
[20]转引自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37页。
[21]［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变化中的世界体系：论后美国时期的地缘政治与地缘文化》，王逢振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96—103页。
[22]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第13页。
[23]United Nation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Industrial Development Report 2016：The Role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Industrial Development，Vienna，2016，chapter 8.
[24]Ibid.pp.224—227，Annex B2.
[25]《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
[26]参见麦迪森个人主页，http://www.ggdc.net/maddison/oriindex.htm。
[27]林毅夫、付才辉、王勇主编：《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新在何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3页。
[28]［美］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谟至今》，陈春良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15页。
[29]Walt W.Rostow，“Lessons of the Plan：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Century”，Foreign Affairs，Vol.76，No.3，May—Jun.，1997，p.207.
[30]Bruce Cumings，“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east Asian Political Economy：Industrial Sectors，Product Cycles，and Political Consequenc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8，No.1，1984，p.19.
[3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32]Barry Eichengreen and Hui Tong，“How China is Reorganizing the World Economy”，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Vol.1，2006，pp.73—97；Barry Eichengreen，Yeongseop Rhee and Hui Tong，“China and the Exports of Other Asian Countries”，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Vol.143，No.2，2007，pp.201—226.
[33]有关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对大国的各种定义，参见钟飞腾：《超越地位之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国际秩序》，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6期，第75—86页。
[34]Iliana Olivie and Manuel Gracia，Elcano Global Presence Report 2016，Real Instituto Elcano Royal Institute，2016.
[35]最近澳大利亚智库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开始认可“一带一路”的非地缘政治目标可能更重要，参见Peter Cai，“Understand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https：//www.lowyinstitute.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Understanding%20 China's%20Belt%20and%20Road%20Initiative_WEB_1.pdf。
[36]［德］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李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