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记
1
2016年5月，我第一次参加戛纳国际电影节。迈克尔·度德威特导演带着他的作品《红海龟》参加影展。回想起来，那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询问迈克尔想不想制作长篇电影是在2006年的秋天。在此之前，迈克尔一直是制作动画短篇的名家。
他的《父与女》，只用了短短8分钟就完美地描述了一位女性的人生。看过这部电影后，我就想看迈克尔的长篇动画。迈克尔开出的条件是：如果吉卜力肯帮他的话可以考虑。我马上去动员高畑先生，并得到了他的首肯。
另外，我也跟法国Wild Bunch电影公司的总监文森特·马拉瓦尔打过招呼。剧本暂且不论，制作现场肯定要设在欧洲。这样的话，跟与吉卜力有30年往来的文森特谈是最好的选择。在东京惠比寿看过《父与女》后，文森特也很中意这部作品，爽快地答应了在这方面协助他。准备工作顺利展开，但是编写剧本需要时间。
问他要做什么样的电影，迈克尔说想做一个男人漂流到无人岛上的故事，就是世界上随处可见的《鲁滨逊漂流记》的故事。不过迈克尔来做的话，我确信肯定是一部与众不同的作品。于是我的梦想又开始膨胀。
很快，他开始跟高畑先生交流，但交流异常困难。 日本离迈克尔居住的英国很远，即使使用先进的电子设备，也没法交流彼此的想法。何况英国还在地球的背面，跟我们的时区不一样。于是我跟迈克尔商量，你来日本写剧本如何？
迈克尔本来就喜欢日本，马上就答应了。他在吉卜力附近租了一间公寓，每天与高畑先生碰头讨论剧本，回去后迈克尔再将讨论的内容和自己的构想进行整理。一个月的时间眨眼就过去了。迈克尔在写剧本和画分镜的同时，还学习长篇电影的制作方法。
结果，从委托迈克尔那时开始算起，经过了十年的岁月，他终于将电影完成了。资金周转和签约额外地消耗了很多的时间。而且迈克尔是个完美主义者，所以我最担心的是，他如果觉得工作人员画得不好，说出“我自己一个人干”这种话来该怎么办啊？但是从结果来看，是我杞人忧天了。实际制作花了整整三年的时间，迈克尔理性地亲自把控一切，出色地完成了一个长篇动画导演的工作。不管怎么说，他到了62岁才完成长篇处女作。作为一个积累了长年职业经验的短篇作家，如果做事固执又自以为是也没什么奇怪的，但他却是个理性的导演。
电影完成后，戛纳国际电影节抛来了橄榄枝，迈克尔获得“一种关注”单元的特别奖。动画电影被这个单元选中非常稀奇。评委也毫无疑义地一致通过。于是，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跟着漂洋过海去了法国，这是我第一次以吉卜力代表的身份参加戛纳国际电影节。
2
与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柏林国际电影节并列为世界三大电影节之一的戛纳国际电影节，之前跟吉卜力一直没什么缘分。虽然电影节数次邀请我们参加，但事实上我们也很难把控。一方面是时间的问题，电影节在 5月召开，吉卜力的电影基本上都是在夏天公映，要在5月完成是不可能的。
在当地我接受了各种媒体记者的采访，最令人头痛的是问我对戛纳的感想。说实话，戛纳跟热海很像。海边一排排的都是旅馆，海滨也跟热海相似。说起来，我还去过数次威尼斯，那里跟浅草很像。浅草的寺院河里有凤尾船，寺院内也是商店林立。但是，这不是记者们想要的答复。他们想要的答复是：吉卜力第一次来戛纳有多感动！
这个问题让我随便搪塞过去了，接下来他们又问有关迈克尔和吉卜力共同合作的问题。他们问吉卜力是不是以这部《红海龟》为起点，谋求跟欧洲的导演一起制作动画电影。记者们反反复复都提出同样的问题。
这个问题说实话让我很厌烦。我所尊敬的欧洲记者，应该更具有时代的敏感性，怎么尽提这种装傻充愣的问题。不同国籍的人聚在一起完成一部创作，绝不仅限于电影。世界不早就这样了么？
只有一个记者我比较欣赏。当时我正好跟迈克尔共同接受采访，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于是一边回忆着作家池泽夏树的见解，一边多花了点时间进行说明：现在是个移民和难民的时代。去一个全新的国家，用在这片土地上学习的语言撰写文学作品，这样的作家写出来的东西非常新奇有趣，而且当中还埋藏着现代的主题。 日本过去也出过世界文学全集，那些东西现在已经没有市场了，于是大家又将它们划分成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俄罗斯文学等领域，但是现在像这样的划分也不流行了。它们的意义变得薄弱。（池泽先生，我是隐约记得大概的内容，如果说错了请原谅。）小说可以跨越国境，电影更是开创了这样的时代。不只是动画电影，真人电影也一样。比如，现在我提议宫崎骏的长子吾朗去泰国制作电影，园子温导演的下一部电影将去美国拍摄。所以对这次的合作关系大惊小怪的记者们让我觉得很失望。
说起来，导演迈克尔出生在荷兰，照他本人的说法是在森林里长大的。然后在瑞士上学，好像在西班牙成为动画人，之后为了去迪士尼工作，漂洋过海去了美国的西海岸，随后又久居英国，精心制作短篇作品。这期间还去了日本，这次又跑到法国来。池泽夏树先生也是这样，在北海道出生，去了东京后转眼跑去希腊生活，之后在冲绳住了十年，随即又在巴黎近郊的枫丹白露生活了五年，现在他住在札幌。类似的经历让我又想起了一个人——保罗·高更。他出生在法国，跟家人流亡去了秘鲁。他曾在世界各地漂泊，做过水手和股票经纪人。到巴黎后立志当画家。不久，他深深迷恋上布列塔尼有趣的原始文明，去了塔希提旅行。两年后回到巴黎，以塔希提为素材发表了画作，结果无人问津。于是他回到塔希提岛，再也没有踏上欧洲这片土地。
这三个人的共同点是漂泊不定、居无定所。他们跟《寅次郎的故事》中的寅次郎不同。寅次郎有可以回去的故乡“柴又”，这三个人却没有。
在戛纳采访的空当，我问迈克尔：“你会说几种语言？”他认真地回答我说，荷兰语、法语、英语，还有西班牙语和少量的德语。我本想继续这个话题，结果被下一个访谈打断了。
3
谷川俊太郎先生在看过《红海龟》后，还特地为它写了一首动人的诗。
背对着水平线一无所有
在狂风骇浪中逆流而上
男人像初生的婴儿一般
被海水冲上了岸
这里是哪里
现在是几时
我从哪里来的
生命又将归向何处？
天空与大海永远连成一线
靠日历也无法计算时间
世界无法用语言回答你的问题
于是就派了另一个生命来回答你
读到这首诗时，我突然想起高更的画。一幅名为《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谁？我们向何处去？》 的画，这是高更回到塔希提后晚年画的大作。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将谷川先生诗歌的一小节拿出来做电影的广告文案：
我从哪里来的
生命又将归向何处？
我还邀请了池泽先生为宣传册写讲解。虽然之前说过迈克尔、高更、池泽先生三个人都是“居无定所的人”，但其实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作品当中对赋予他们“生命”的女性都怀有深深的敬畏之情。
当我发现这一点时，就找到了这部电影的宣传方向。在不断复杂化的现代社会中，新形式的性别歧视也在不断增加。在恋爱、结婚、家庭生活以及职场上，女性成为被害者的事件不断发生。《红海龟》难道不是对这样的时代的一种回答吗？
我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解读作品的主题。结合时代背景来推销电影的工作，无论何时都像一场冒险之旅。
《红海龟》跟历代吉卜力的作品相比，艺术色彩更为浓厚，所以我将荧幕数控制在 150块左右。虽然放映的荧幕数少，但是东宝为我们精心挑选了设备先进的电影院。通过这部电影，能不能制造出新的卖座形式？这件事我也在考虑。
这份后记的原稿是我在戛纳回国途中的飞机上写的，这本书的校样也是在飞机上看的。看完后虽然感慨颇多，但是之后一忙起来什么怀旧的情绪都被吹散了。不过，我本来也不是喜欢回头的人。比起缅怀过去的荣耀，我更想把这些经验当作礼物馈赠给业内人士。
*
这本书只有后记是我自己写的，正文内容是柳桥闲先生根据我的口述撰写的。我与柳桥先生在制作文春吉卜力文库的时候结识。每一部作品、围绕着作品的故事都由他来撰写。事到如今，柳桥先生已经比我本人更了解我了。而且他的问题总是切中要点，绝不会偏离主题。要我自己随便写的话，条理肯定没那么清晰。这正是采访记者的存在价值啊。在他的问题的刺激下我的记忆复苏了，于是又有了新的发现。
出这本书的契机，是去年夏天（2015）在名古屋召开的“吉卜力大型博览会”。主要的展示品都是跟宣传有关的东西。在电影放映之前，观众们首先接触到的应该是海报、传单、报纸广告、大众宣传的周边、剧场展示的横幅等宣传材料。既然是这样，那么参观吉卜力所有作品的宣传物就很有意义，我觉得来参展的人无疑也会很愉快。而且我们的展品并不是井然有序地排列，而是杂乱地摆放。换句话说，就是将观众脑海中的杂乱原封不动地展示出来。
所以，重要的是数量。如果让观众们觉得缺少了某部作品，就是我们策划的失败。结果，我们收集到超过2000件的宣传材料。配合这个企划，我接受了柳桥先生十次采访。一次两小时、两部作品，柳桥先生将合计20个小时的内容，很有技巧地整理成有趣的故事。
还有被柳桥先生采访的矢部胜、市川南、伊势伸平。这三个人都是东宝优秀的宣传员，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就不会有吉卜力的票房成功。继承他们三人的是上田美和子与高桥亚希人。除此之外，还有众多我这本书中没有提到的“吉卜力的伙伴们”，借着这个机会向大家表示感谢。
还有吉卜力的田居因女士，我们已经有近四十年的往来。感谢你一直以来的诸多帮助。如果没有你，这本书也不会出版。还要感谢新潮社的中濑由香里女士与楠濑启之先生，这个后记应该是最后的稿件吧，没能赶上原定的发售日真是对不起。
最后，《红海龟》在戛纳获得了“一种关注”单元的特别奖。影像与声音诗情画意般地溢出荧幕，这部电影本身就是一个特别的存在——这是评委们对它的评价。
铃木敏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