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因素

一、政治因素

根据社会学家的看法，我们这个星球上的居民的生存方式构成了一个世界体系，这个体系具有边缘、半边缘和中心等区域。全球语言的分布与这个体系的构造有关，中心区的人民使用的语言显然有条件发展成强势语言，而边缘及半边缘地区的人民使用的语言一般难以成为强势语言。国际政治地图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世界语言地图的构成。当然，实际的情况会复杂得多。

世界的语言地图因为世界政治历史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在民族国家的观念出现前后，政治和语言关系完全不一样。在现代民族主义思想流行之前，语言并不是一个给予政权以合法性的国家基石。公元前6世纪，波斯王大流士在中东建立了一个疆域广阔的大帝国，他的统治维持了两个多世纪，尽管他拥有无人可敌的威权和行政力量，但是他下令在整个帝国以阿拉姆语为行政语言，而不是波斯王室自己讲的波斯语。这样的决定从现代民族国家观点看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但在当时，大流士做出这样的决定完全是出于实用的考虑，可以说还是个聪明的决定。而且，一般来说，在没有民族-语言-国家三者等同的观念的古代，一种语言的兴衰和说这种语言的民族的政治力量的强弱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当亚述-巴比伦王朝处于长期衰落的时候，这个王朝使用的阿卡德语是整个中东地区使用得最广泛的语言，正处于它最高峰的地位，当亚述帝国达到其鼎盛时期时，它的语言阿卡德语倒开始在那个地区退缩了。到了现代，语言和政治的关系就大不一样了，语言的决策本身就是政治的决定。政治变化必定导致语言的变化。这些政治变化中最为重大的是近代以来的欧洲向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殖民。目前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10种语言依次是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地语、西班牙语、俄语、孟加拉语、葡萄牙语、德语、法语和日语，其中有6种是殖民语言，那就是英语、西班牙语、俄语、葡萄牙语、德语和法语，这几种语言靠着殖民时代向海外或境外殖民扩张而强大。欧洲殖民者在亚非拉各大陆建立了他们的殖民统治，他们使用的欧洲语言是统治的工具。在殖民地的行政、教育和文化行为都是通过这些欧洲语言来进行的。很短的时间内，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法语、英语等语言就被扩散到这些原先与这些欧洲语言毫无关系的地域里。经过了长时间的殖民统治，在有些地方，欧洲语言完全取代了原住民的语言，例如在澳洲和北美；在有的地方欧洲语言尽管没有取代原住民的语言，但是成了当地社会生活中一种重要的官方语言，例如法语和英语在非洲的许多国家和在印度；在另外一些地方，非殖民化以后，尽管殖民者的语言没有保留任何正式的官方地位，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外语，在被本地人民广泛地教学着，例如在亚洲的许多国家里。政治变化造成的语言地图的变化有其独立的演化特点，非洲和南美的非殖民化运动已经过去了好几十年了，非洲和南美的原殖民地各国早已获得了完全的政治独立，不过这些地方的语言地图还是和殖民时期一样，也就是说，英语、法语和葡萄牙语在非洲和南美的分布和20世纪初的英国、法国和葡萄牙殖民地分布基本一样。但是，这并不是说政治变化导致的语言变化一定是恒久的，德国也曾在非洲拥有殖民地，但是现在的非洲没有德语区。同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主宰了东欧几十年，苏联也曾大力在这些东欧国家推行俄语，俄语也曾在这些国家里被广泛地使用，但是当苏联垮台俄罗斯人退出东欧后，俄语迅速失去了在那里的优势地位，不再是那里的一种交际语言了。在亚洲，20世纪初一直到40年代，日本人侵并占领了亚洲的一大批国家和地区，在日本军事统治下的地区和国家里，从中国的东三省到马来半岛和新几内亚，日本政府大力推行日语教育，在许多地区如中国的台湾，日语曾经相当广泛地被使用，但是，一旦日本战败退回本土，日语几乎立刻就在那些它曾经的殖民地里消失得干干净净。有意思的是，俄语和日语在其鼎盛时期是扩张到土地相连的邻近地区的，按理说应该容易保持扩张的结果，但是却消退得很快，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马上放弃了俄语为第一外语，转而采取英语或德语为主要外语，波罗的海地区三国也立刻放弃了俄语，重新确立了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和爱沙尼亚语的主导地位。

旧俄罗斯和革命后的苏联的国土上的语言变迁相当明显地体现了语言和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以领土扩张为其国策的旧俄罗斯征服极其辽阔的土地，相应地在俄罗斯帝国内部存在着属于十五六个语族的130余种语言。为了帝国的稳固统治，沙俄政府大力推行国语即俄语教育，以所谓的“义务国语制”来强迫非俄罗斯族的人学习和使用俄语，并颁布法令，禁止用非俄语教学，禁止出版非俄语的文学作品，禁止用非俄语演出戏剧。十月革命后的动荡年代里，为了争取支持，苏维埃政权宣布实现民族平等民族自决的政策，其中包括了民族语言的平等权利，承认各民族都有自由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的权利。也是在这个政策的指导下，各民族都开始进行文字改革。不过，即使是在这个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时代，文字的选用和创制也为政治考虑所决定。在突厥语族地区，原来采用的阿拉伯字母被坚决地废除，任何想保留阿拉伯文字的意愿都被定义为“大易卜拉欣主义”或“泛突厥主义”而遭受镇压。由于过去大俄罗斯主义留下的痛苦回忆，苏联境内的非俄罗斯语言的民族都不愿采用西里尔字母作为他们的文字，一致欢迎拉丁字母。由于当时时髦的意识形态是世界革命，拉丁字母在世界上的普遍流行也使得它有成为世界革命工具的可能性，因此能得到革命政府的认可。这样在东方的各加盟共和国里拉丁化成风，这风一直刮到中国的苏区，总共有50余个民族的语言有了拉丁文字。这是在20世纪的20年代。到了斯大林时代，苏联的民族政策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语言政策也相应改变，旧的大俄罗斯主义悄悄回复，民族自决成了空话，重点打击的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各非俄罗斯民族的语言又从30年代中期开始集体地放弃拉丁字母，改用西里尔字母。不仅在文字上所有的非俄罗斯语言都向俄语看齐，俄语也在全苏联所有地区的所有民族中推广普及，非俄语的空间被大大压缩。值得注意的是，按人口来说，俄罗斯族在整个苏联人口中并不占大多数。斯大林死后，赫鲁跷夫的民族政策有所松动，但是推广俄语的步伐一点也不放松，在所有的加盟共和国中，学校教学全部都使用俄语。苏联的官方目标是消除民族区别，建立所谓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这个共同体的语言当然是俄语。这种事实上的唯俄语政策导致广泛的不满，成为苏联解体的一个原因。苏联解体前夕，有11个加盟共和国通过语言法，规定自己原来的民族语言为国语，苏联联盟政府马上通过“苏联民族语言法”宣布俄语为苏联的官方语言，以此来遏制那些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倾向。但是苏联政治形势急转直下，这部试图保护俄语地位的语言法很快就成了一纸空文。在后苏联时代语言仍然是整个区域的重大政治问题，只是俄语的地位产生了剧烈的反弹。前加盟共和国纷纷抛弃了俄语，大力巩固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土库曼语、乌兹别克语和格鲁吉亚语等地位。许多前加盟共和国甚至通过了歧视和排斥俄语的法律，直接造成了国家的政治动荡。摩尔多瓦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是一个多民族的小国，在苏联时代这里主要使用摩尔达维亚语和俄语这两种语言，而摩尔达维亚语实际上就是罗马尼亚语。摩尔多瓦独立以后，新政府采取了亲罗马尼亚政策，这个政治上的变化立刻导致了语言上的巨变。摩尔多瓦在1989年8月31日，即在脱离苏联建立独立国家的那个转折时刻，通过了《关于摩尔多瓦共和国国语地位法》，将摩尔达维亚语定为国语，俄语则丧失了官方地位。1989年9月1日又通过了《关于摩尔多瓦共和国境内语言功能法》，进一步限制了国内其他语言的教学和使用范围，特别是规定只有通跷摩尔达维亚语的人才能担任重要的公职。这两个法案引发了摩尔多瓦国内大规模的抗议行动，摩尔多瓦的东南部甚至宣布成立了两个共和国，其主要政纲是宣布俄语和乌克兰语为国语，语言冲突造成的政治危机后来导致了摩尔多瓦内阁和议会的倒台。摩尔多瓦遇到的语言和政治的危机不是孤立的，从俄罗斯帝国时代到苏联时代强力推行的俄语扩张政策在苏联解体后到处都引发了激烈的逆流。从苏联时期的俄语扩张政策到后苏联时代的各个独立民族国家的民族语言扩张政策，造成了当代语言变迁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俄语几个世纪来的扩张势头被终止，出现了退缩的倾向。有的前加盟共和国里的语言变化没有那么激烈，但是总的趋势都是遏制和减少俄语的用途。爱沙尼亚独立后也立法，规定爱沙尼亚语为国语，不懂爱沙尼亚语的人不能成为爱沙尼亚公民，也即不能在爱沙尼亚拥有公民权利包括财产权。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原来已经是俄语的天下了，哈萨克人在国家独立时只占总人口的40%不到，俄语在国家的所有公共领域里广泛使用，有三分之一的哈萨克人已经不会讲哈萨克语或者讲得很不好。尽管独立后的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宣布哈萨克语为国语，实际生活中还是俄语占压倒优势。不过，这个国家在采取各种措施，逐步扩大和加强哈萨克语的使用范围，包括在政府公文和媒体中改用哈萨克语。整个趋势是要大大减少俄语的使用，目前这个语言转换只是引起哈萨克斯坦国内的争议，并没有导致社会政治的动荡，但是这主要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强人统治制度压制了社会情绪的政治表达，语言问题仍然是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焦点之一。2014年以来乌克兰政局动荡，其东部地区试图从乌克兰脱离出去，也宣布成立了自己的共和国，其原因之一也是基辅政府排斥俄语的法令。中亚各国和哈萨克斯坦在独立后都打算放弃或已经放弃俄语的西里尔字母，改用拉丁字母和阿拉伯字母，这并不是因为语言文字本身的需要，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受土耳其和伊朗影响的关系。苏联时代斯大林政府用暴力将德国人、朝鲜人、克里木鞑朝人、希腊人、梅斯赫特土耳其人、车臣人、印古什人等迁徙到中亚地区。他们远离自己的故土，和迁人地的人民在语言文化上格格不人，又被剥夺了自治的权利，只好采用俄语。这在一时间内扩大了俄语的使用，但是苏联解体后，他们当然要讨回自己的民族权利，因为痛苦的历史记忆都厌弃俄语和俄罗斯文化，转而向伊斯兰世界和其他异国势力寻找文化认同和支持，俄语的缩退因此就难以避免了。

与此相反，流行在海外殖民地的英语、法语和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等都被使用在和原宗主国没有陆地连接的遥远领土上，尽管交际困难，在这些国家独立后，那些殖民者的语言却保留至今，其原因并不单一，与文化、教育、历史、经济、政治等都有关。就拿政治因素来说，后殖民时代法语在法国的那些原北非殖民地或保护国里的消长很能表明政治局势对语言的影响。在法国殖民时代，北非的那些殖民地构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法语社区，在法国殖民统治结束之后，法语并没有消失，相反，仍然是那个地区公共领域里各种交流的主要用语。不过，20世纪60年代，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发起了阿拉伯化运动，提倡和强制在各个公众领域里使用标准的现代阿拉伯语作为书面语，在正式场合使用略有不同的阿拉伯语口语。这不是一场单纯的语言运动，而是一场宗教的也是政治的运动。这场运动当然给那里的法语优势地位造成冲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阿拉伯化运动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这三个国家里给法语造成的后果很不一样。阿拉伯化在阿尔及利亚最为成功，法语的退缩也最明显；在突尼斯和摩洛哥，法语依然保持着非常普遍和广泛的使用度，整个社会仍然具有着非常浓厚的法语氛围。法语在这三个国家里的不同处境并不是由不同的经济或文化条件决定的，而是来自政治历史的不同。推进阿拉伯化或去法语化的力度大小和是否成功都取决于那里的精英阶层的意愿，这种意愿取决于他们的意识形态立场，而不是他们的教育背景和对法语的掌握。事实上这三个国家的政府高官、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都是在法国受的教育，都是娴熟的法语使用者，就他们与法国的联系来说，也是历史悠久而全面的。法国统治阿尔及利亚132年，其地位不是殖民地而是法国领土的一部分，法国在突尼斯统治了75年，在摩洛哥统治了44年。如果单从法语使用的习惯和在当代社会的融合度来说，阿尔及利亚应该是维护法语最好的国家，但是相反，恰恰是在阿尔及利亚，阿拉伯化推进得最得力，法语的退缩最明显。这是因为阿尔及利亚的七年独立战争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使得极端意识形态盛行，激进的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思想使得这个国家的当权者用强力的法律推行阿拉伯语，包括要求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必须具备熟练使用标准阿拉伯语的能力，这才使法语逐步失去了原来的一统地位。而在摩洛哥，原来在那里的法国人就不多，当地人没有仇法的情绪，突尼斯也一样，在取得独立的过程中没有结下怨恨，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在后殖民时代依然重视保持和法国的密切关系，那里的上流社会也继续在法语环境里发展他们的事业，仍然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法语学校学习，这样，突尼斯和摩洛哥的阿拉伯化运动进展不大，它们还是法语区的重要成员。法语在北非的境况，充分说明了政治意志对语言使用范围的影响。

政治意志对语言的影响表现得最强烈的是对现代土耳其语的改造。在现代语言历史上，土耳其国语的形成可以说是依照政治意志来对语言进行重新塑造的一个极端例子。现代土耳其脱胎于奥斯曼帝国，这个老大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轰然倒地，帝国的主体民族土耳其人在凯末尔的领导下在帝国的心脏地带建立了现代土耳其共和国。凯末尔和他的政党的目标非常明确：他们要与腐朽的过去决裂，建立一个西方化的现代国家，改造语言便是现代化或者说西方化的主要手段。土耳其人的祖先突厥人自公元10世纪以来就使用阿拉伯字母，奥斯曼帝国的上层社会则一直使用着一种混合着大量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土耳其语。对于一心现代化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来说，现代化意味着脱离阿拉伯和波斯的文化圈，进人西方世界，并且要迅速地加人西方世界。土耳其是1923年宣布建国的，1928年8月9日凯末尔在其官邸发表讲话，他说：“我们丰富的语言应该用新的土耳其文字（即拉丁字母）书写，我们必须从数世纪以来表达愚昧思想，使人们难以相互理解，不能正确表达思想的文字符号（即阿拉伯字母）中解放出来，我想这一愿望近期能够实现”。凯末尔发布的指令迅速得到执行，8月25、27、29日三天里土耳其政府召开文字改革会议决定改用拉丁字母，到了11月1日，凯末尔再次就文字改革发表讲话。11月3日土耳其的《新土耳其文字法》就成了正式法律。原来语言专家认为需要10年完成的土耳其文字改革就这样在短时间内推行下去了。沿用了千年的阿拉伯字母顷刻消失，拉丁字母成了新土耳其的新文字。新生的土耳其并不满足于文字革新，土耳其政府接着开展了更加激进的语言革命，当政者认为奥斯曼帝国时期传承下来的上层社会的语言是一种不纯洁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的混合语，因此凯末尔发起了一场“语言战争”，要把来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外来词汇统统从土耳其语中清除出去，然后从土耳其本土的口语中寻找替代这些外来词汇的真正的土耳其语词汇。这场战争是一场群众战争，土耳其教育部指导下的语言研究协会制定了词汇《搜集指南》，土耳其各省的省长和县长担任地方搜集委员会主席，各区的区长担任指挥员，在每一所学校成立搜集小组，按照《搜集指南》大力搜集民间词汇，搜集到的民间口语词汇制成卡片层层上报，最后集中到京城的语言研究协会。这样的群众性搜集口语词汇的运动进行了两次。同时在媒体上也大规模地举行寻找替代词的活动，目的也是给清除出去的外来词找到替代词汇。专家则在古代突厥文献中寻找传统的土耳其词汇，这叫“梳理工作”。整个语言战争就是为了创造一种纯洁的土耳其语，排除阿拉伯和波斯的影响，为一个崭新的现代土耳其建立语言基础。这个巨大的人工改造语言的运动留下了长期不歇的争议，能读懂使用大量新词写成的文章的人寥寥无几，但是这并没有动摇语言创造者的决心，新土耳其语的革命一直在进行。

现代土耳其的这场语言革命似乎证明语言也是可以人工改造的，而且，如果想从陈腐的衰老帝国蜕变成现代共和国，语言似乎也必须彻底更新。五四以后中国的激进革命者就常常引用土耳其的例子来为中国的文字和语言改革呼喊，土耳其抛弃了千年的古老文字采用拉丁字母，那么中国也应该抛弃汉字采用拉丁文字，土耳其语言革命改用民间土语作标准语，那么中国也应该排除文言采用大众语。土耳其的例子表明，靠着政治领袖的威望，通过政治权力的有力推动，一个民族的文字符号和语言能彻底改观，从此开辟完全新的前景。中国一时也有这样做的条件。不过，文字的转换会造成所有的历史文献都变成陌生文本，语言的改变更是会造成文化传统的巨大断裂。中国毕竟和土耳其不一样，现代中国无论在疆土上人口上乃至文化上都全面继承了传统中华帝国的范围，即便政治话语完全不同了，还是无法接受如此巨大的文化断裂的。土耳其则是建立在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之上，它并不是古老帝国的继承人，加上它有限的幅员，能够经受这样的一个革故鼎新。因此，土耳其的语言革命是一个特例，是在现代土耳其立国的特殊条件下在相当不一般的历史背景下实现的。

土耳其的语言革命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政治对语言的改造，超越国境的语言改造则常常是和侵略及征服有关了，其表现和结果也非常不同。政治对语言地图的影响并不是单一的，除了统治者可以运用政权的力量将自己的语言强加于被征服地区人民的优势条件外，还有一些其他政治条件影响着语言的扩散和消亡变化。苏联占领的或主宰的广大领土上原来的民族语言已经根深蒂固了，并且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文化传承，所以一旦宗主国的强势语言政策不再有武力的支持，原有的民族语言立刻就会重新占据上风。而在日本帝国扩张过程中，中国的台湾和东北地区、朝鲜、蒙古等以及东南亚大部都曾大力推行日语，但是日本的残暴统治引发了各地居民普遍的痛恨，所以一旦日本战败退出，日语也立刻被这些地区的人民抛弃，厌恶日语是对日本暴力人侵和残酷统治的一种政治反应，是殖民当局政策的后果，也是政治对语言地图演化的一种直接影响。(https://www.daowen.com)

当代出现的语言和政治交织在一起的现象引起了许多社会语言学家的关注。显然，强势语言在国际上的流行会给以这些语言为母语的国家带来相当大的利益。对于国际性强势语言的形成，也有不少出自意识形态视角的解释。无疑，英语在当今的世界上具有无可匹敌的优势地位，英语的这种主宰地位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忧虑，丹麦社会语言学家菲利普森（Phillipson，1992）提出了“英语帝国主义”的概念，把“英语帝国主义”定义为：“通过确立和维持英语和其他语言之间在结构上和文化上的不平等来保持英语的主导地位”。定义中的“结构”指的是资金和机构等物质性的资源，“文化”指的是非物质性的资源如态度、教育方针等。菲利普森举的一个不平等例子是中国的英语教育。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曾经播放过英国BBC广播公司的一套英语教育节目“Follow Me”，这个电视英语教育节目吸引了一亿多名中国人学习英语，后来美国政府的新闻署也和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合作，推出一套多媒体的英语学习节目。在菲利普森看来，就是这样的英语教育投人，造成了英语和其他语言之间的不平等，强化了英语在世界上的强势地位。而且，在他看来，这些国家层面的教育项目都有政治目的在背后支撑。因此，菲利普森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英语帝国主义”的概念，将“英语帝国主义”看作是一个更广泛的“语言歧视”的表现。在他看来，“语言歧视”和“性别歧视”“种族歧视”一样，是以语言为手段来压迫人并造成权力和资源不平等的行为和态度。造成“语言歧视”的是剥削弱势群体的帝国主义的社会结构，其主要的推动者是世界中心地带的国家和边缘地带的精英阶层。和性别歧视或种族歧视不一样，语言歧视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可能是公开的，也可能是遮掩的，可能是抽象的，也可能是具体的。在这里，菲利普森把语言问题视为一个政治问题，将个人根据自己的职业需要而做出的语言学习选择看作是超国界势力强加于人的东西。在菲利普森和他的同道看来，英语在世界上的普遍使用并不是一个自然的发展结果，而是英国和美国通过像英国的文化协会，美国的和平队及福特基金会等组织的语言教育项目向发展中国家推销的结果，为的是让语言资助国获得实在的和符号的资本，以达到政治经济的优势地位，也为了传播这两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更深人地说，英语在全世界扩散的后果就是让英国和美国确立了它们的后殖民统治。在他和他的信从者们看来，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那些英语国家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在像柬埔寨这样一个没有英语传统的国家里慷慨地捐赠来大力推进英语教育。这是为了掌握未来的符号资本，以作为他们在柬埔寨开展业务占领市场的基本建设。

不过，我们的时代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所谓的“英语帝国主义”？英语的优势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不过，在大部分的新兴国家和旧大陆的非英语国家里，为英语教育做出的投人，无论是国家和社会层面的还是个人和家庭层面的，都不是被迫的或被欺骗的，都是为了自己取得更好的发展，很难说是适应了什么政治需要或意图。社会语言学家费什曼（Fishman et al，1977）指出，如果说新兴的民族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经常选择英语或其他老殖民帝国的语言作为自己的官方语言，这实际上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根据自己国家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人口条件，为了民族发展的前景而做出的决定。如果新兴国家本身缺乏民族间融合和大文化传统，选择一种国际性语言是完全符合他们的民族利益的。很难说这个语言决定是迎合了后殖民主义的阴谋。更说明问题的是，在英语教育及使用迅速扩张的国家里，学习英语的民众并没有被迫或被欺的感觉。社会语言学家在柬埔寨做过调查，发现在那里学习英语的人没有一个对英语教育项目有反感或者抵制情绪，他们乐意学习英语，因为这是有助于他们改进生活和社会地位的有用工具（Clayton，2002）。我们不能说反对英语帝国主义的理论家比他们要解救的民众自己更知道民众的利益所在。

不过，这并不是说当代国际社会里就没有政治化的语言问题。实际上，将语言问题政治化可以说是当代世界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不过那和“英语帝国主义”非常不同。在世界的许多地方，语言确实是地缘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旧殖民时代的民族语言问题尚未得到很好解决，新的地缘语言问题已经成了国际政治的热点。特别在东欧那些民族繁多交叉杂居的国度里，苏东旧制度解体以后，民族冲突骤起，区分自己人和他者的一个主要的标志就是语言。在前南斯拉夫内战时，语言上划分敌我的标准，也就是杀戮的动机。在乌克兰危机中，冲突主要发生在操俄语的地区和操乌克兰语的地区之间，乌克兰议会通过的不利于俄语的官方语言法案成了引发和加剧冲突的契机。因为语言是种族身份的最明确表现，在有种族冲突和种族压迫的地方，弱势种族的语言往往就会成为压制的对象。因此，在现在的一些人权文献中，有权利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常常被定义为人权的一种。1966年通过的《国际社会和政治权利公约》中就规定，少数民族的语言和他们的宗教和文化一样必须得到保护。这样，语言问题成了国际法的对象，成了国际政治中人权问题的一部分。保护弱势语言也就成了保护少数民族生存权利的一个重点，这在极权制度下，在无民主保障的暴政下，当然是一个非常值得国际社会重视的问题。但是，在人民具有自由选择语言的权利的环境里，如果将语言问题都政治化，这是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人前程的，我们不应该也没有理由将没有公共权力干涉情况下的外语教育和学习也按照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观念来谴责。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谈论语言人权最多的地方，为语言人权制定文件最频繁的地方，正是使用语言最自由的地方，那就是欧盟。欧洲议会已经通过了不少议案，来支持欧洲少数民族的语言，并且还设立了一个“较少使用的语言欧洲局”。最重要的文件当属欧洲理事会在1990年通过的《地区性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欧洲宪章》，要求签署国采取有力措施来支持和发展地区性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这个宪章的理念很少有人能够反对，不过，考虑到欧盟目前在多语种翻译上的巨额支出，欧洲的一体化理想和保护所有语言的平等权利的理想之间显然是有着冲突的。

为语言人权而斗争的人士都把使用和保持自己祖先的语言看作是基本的人权。他们认为，如果人们有权利有义务学习和维持自己族群的语言并生活在这种语言的文化之中，那么这就达到了平等目标，也保证了语言文化神圣的多元化。然而，实际的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保持多元化的语言文化和取得社会平等这两个目标常常并不关联，甚至不一定兼容，我们必须考虑到更广阔的社会政治条件来看语言人权问题。南非的语言情况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例证。

南非是一个族群非常复杂多样而且族群间关系非常紧张的国家，语言在族群间关系中起着中心的作用，这使得南非成为一个语言问题高度政治化的国家。南非历来是一个接受移民浪潮的国土，最初的居民是颗伊桑人，他们在南非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千年，从1500年开始，班图人逐渐迁徙到南非的大部分土地上，班图人自己又分为近10种不同的部族。从17世纪开始，荷兰殖民者来到了南非，他们的后裔叫阿非利坎人，讲的是从荷兰语演变过来的阿非利堪斯语。18世纪末英国殖民者也来到了南非，和阿非利坎人争夺统治权并占了上风。自上世纪初的英布战争英国获胜以后，便开始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南非联邦在1910年成立后，逐渐走上了种族隔离的道路，到了1948年南非国民党掌权后，系统地推行种族隔离制度。种族隔离制度是建立在种族区分之上的，区分种族的基本标准就是语言。种族隔离的南非分成白人、非洲人、有色人和亚洲人。白人又分为荷兰裔的阿非利坎人和英国裔白人，非洲人又分为十多个族群，有色人主要是印度裔，亚洲人主要是华裔。这些区分的根据就是语言，说什么语言就被划归什么族群。和欧洲在亚非拉各地建立的殖民地的情况不一样，南非种族政权非但不强迫非洲土著学习白人的语言和文化，相反，他们完全反对同化土著的政策，还鼓吹文化语言的多样化，采取强力措施来保持和固化各个不同族群的文化语言。原来在南非的基督教会设立学校来教授当地土著英语和普遍性知识，培养出了第一批使用英语的非洲人知识分子。南非种族隔离政府认为这种种族间的文化交融太危险，于是在1953年通过了《班图教育法》，禁止教会对非洲人的教育，在非洲人中推行母语教育，要求科萨族小学生学习科萨语，祖鲁族小学生学习祖鲁语，等等。这种母语教育政策听上去不错，世界上许多地方的语言人权主义者也一直在努力，要给少数族群争取母语教育的权利，而且南非政权这样做的理由也是保持和维护语言文化的多样性，以确保非洲人语言和文化的多元性。他们为每种土著非洲语言设立语言委员会，任务是将土著语言标准化，编写土著语言的教材，制定土著语言的文字正字法等。在白人社会中，南非政权也是按照同样的建立多样化社会的目标，大力维护和推行阿非利堪斯语，以压制占优势的英语。从表面上来看，这样的政策是很对的，世界上的进步人士不是在呼吁抵制“英语帝国主义”，要求给予少数族群学习自己母语的权利吗？但是，语言问题只是整个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在不同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语言平等和多元化的原则会给人们带来非常不同的后果。在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下，在各个种族处于非常不同的发展阶段并且具有非常不同的社会权利的条件下，母语教育和文化多样化的政策实质上是将非洲人限制在落后和贫困之中，他们不掌握英语，就无法参与到南非的主流经济生活中去，也被排除在先进科技文化之外。由于发展水平高低相差悬殊，加上种族歧视和不平等的社会条件，推行非洲人的母语教育和文化语言的多元化的实际结果是加深了种族隔离和种族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反对种族隔离争取种族平等的非洲人来说，学习和使用英语成了通向解放的途径，他们赋予英语以极高的地位，将英语看作是代表了自由和平等的语言。而白人政权在确立种族隔离制度的时候，为了防止黑人民众产生所谓的“白领阶级意识”，也千方百计地排斥黑人学习英语，他们拨出大量资源推行阿非利堪斯语的教育。由于阿非利堪斯语的使用范围有限，也不是一种国际性语言，南非黑人把这种语言看作是压迫者的语言。1976年，索韦托的黑人学生举行街头抗议，并和警察发生暴力冲突，为的就是不愿学习阿非利堪斯语，要求学习英语。这场抗议活动迫使南非政府松动了他们的语言教育控制，让黑人学生能够选择学习英语。对于生活在种族隔离制度下的南非黑人来说，母语教育是种族隔离制度的一部分，他们对此极度厌恶，许多黑人学校在取消了种族隔离制度后马上开始将英语作为第一语言来教授。南非新生以后，民族和解和民族融合成了国家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语言成了一个主要的政治问题。在《南非共和国1993年临时宪法》和《南非共和国1996年宪法》中，对语言问题都作了非常重大而详尽的原则规定，最主要的是确定了南非的官方语言，规定包括阿非利堪斯语、英语和9种非洲语言总共11种语言为南非共和国的官方语言，数量之多是世上绝无仅有的，同时还为语言的使用作出了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民主最平等的法规。新生南非在语言上的法律符合了人们的意愿，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如何能既保证各个族群有充分的平等发展权利，又尊重语言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的理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南非在通向种族平等艰难道路上的历程告诉我们，语言和政治的关系并不单一，母语教育多元文化是一个理想的原则，但这个原则本身并不能保证平等发展，不考虑大环境下整体的社会政治条件而绝对地坚持这个多元语言文化原则不一定能给有关民族带来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