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因素

三、文化因素

有的语言会因为特定的文化原因而占据其独有的使用范围。拉丁语曾经是整个欧洲的通用语，那是借了基督教的光。民族语言兴起之后，拉丁语还是保持了它在一些特定范围里的优先地位。我们知道，直到晚近，拉丁语还是欧洲学校里的必修课程，是任何一个有教养的欧洲人所必需掌握的基本能力。这种能力并不只是用来显示身份或炫耀学识的，而是具有实际用途的。根据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夫尔（Lucien Febvre）的观察，在16世纪绝大多数的欧洲地方语言，包括法语、德语、英语等，都没有能够表达抽象概念的词汇，即便民族意识在上涨，学者们没法用自己的本地语言说出像“相对”“抽象”或“具体”这样的概念。今天，人们都认为德语是一种适合表达抽象思想的语言，甚至说德语是一种天生的哲学语言，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在18世纪之前，也就是在康德等哲学家出现之前，德语非常缺乏表达抽象概念的能力。当学者们或公众人物需要陈述抽象概念的时候，他们只好借用拉丁语词汇，因此在那个时代，演讲和著作中经常会有拉丁语词或短语穿插其中，精英人士在说话时夹上一些拉丁语词汇是常规的做法，像马丁·路德这样为德语的兴起居功至大的文化人物，在他的论述中和布道文中时不时就冒出拉丁语来。这是因为非如此无法完整地表达他的思想。不仅是在德语世界里的拉丁语还大行其道，在欧洲的其他语言里也都一样。地方语言在开始登上大雅之堂时缺乏足够的词汇储备，所以只能向高度发达的拉丁语借用词汇。这些拉丁语词汇逐渐地归化人地方语言，变得更加像德语词汇或更像英语词汇，直到今天被当作是地道的德语词或英语词。这些原本很土的地方语言也就慢慢地成了精英语言。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保持原形的拉丁语还被保留在其特定的使用范围内。我们在欧洲语言的许多文本中还是常常能看到插人的拉丁语词，特别是一些拉丁语短语，这在医学、法律和非常正式的文体中特别明显。

一种语言的兴盛往往和这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的传播程度或者接受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当代的世界上，英国早已不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了，英语也不和任何特定的宗教或意识形态相联系，就是在欧洲，英国也不能算是一个具有压倒优势的国家。以此来观察英语在欧盟内部的地位，很能给人以启示。英国是欧盟的一个三心二意的成员，它的经济力量和综合国力说不上弱，但也并不是欧盟成员国中最具有竞争力的。但是，英语是欧盟内部使用最广泛的语言，除了在正式的场合，或是在具有象征意义的高层次公开活动以外，欧盟的一般交际和日常运作都主要使用英语，法语和德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低落，可以说英语已经是全欧盟的共同语言。这是欧盟的创始者所意料不到的。或许人们会说，英语的优势地位来自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是毕竟欧盟不是联合国，这是欧洲大陆的集合，美国并不参与其中。英语在欧盟的优势地位在相当的程度上是来源于英语文化的主导地位，英语的电影、电视、流行小说、互联网网页、歌曲等遍布全欧洲，为所有的欧洲人所喜爱。像《哈利·波特》这样的英语文学作品使全欧洲的青少年着迷，有力地把一代人引导向英语，没有任何其他的语言创造出具有类似影响力的作品来。英语电影也一样，尽管大部分的具有全世界影响力的英语电影都是来自美国。这些为全欧洲人所喜见的英语电影大大地提升了英语的影响，使得英语越来越成为欧盟非正式的第一语言。

语言是一种交流工具，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语言都在交流相同的内容。因为内容的不同，语言发挥的交流功能也并一样，因此在社会上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不一样。非殖民化后许多前殖民地内部宗主国的语言继续保持它们的地位，常常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现在都获得了独立，这些国家内部一般都有数量众多的本地语言，不过，从卢旺达到塞内加尔和扎伊尔，那里的政府、商务、教育和媒体都继续使用法语，而在博茨瓦纳和尼日利亚等国，英语也仍然是政务、教育、商业、学术和媒体的用语。尽管这些国家也有一些族间通用语，不同地区和部族的人们可以运用自己的民族语言交际，但是英语和法语这两种前殖民者的语言是文化语言，是当地的社会精英使用的语言。当前殖民者带来的欧洲文化仍然是当地的统治阶层认同的文化时，承载这种文化的语言也就会继续在全国范围里作为主要的官方语言来使用。在这当中，教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教育是文化最重要的传播手段，而现代的学校教育制度依靠的是书面语言。这样，所有的只有口头文化的语言或者书面文化积淀并不深厚的语言在学校教育制度里就没有优势，而具有深广的书面文化资源的语言，例如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等，非常合宜于学校的文化教育。在学校里培养出来的社会精英当然会继续他们的文化优势传统，在国家事务中保持使用英语和法语等拥有文化资源的前殖民语言。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但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语言和文化具有相反的特点。语言的一个特点是它的隔离作用，每种语言都是对不懂这种语言的人的巨大障碍，语言把人群隔离成互不通气的一个一个独立的社群；而文化则以传播和扩散为其生命特点。这样，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就会面临一个难题，那就是使用什么语言来进行文化创造的问题，特别是当他们属于弱势小语种的社群时。如果他们关注于自己母语的存在状况，那么他们会坚持用自己的弱势母语创作，例如使用斯瓦西里语或印尼语创作；如果他们关注的是自己创造的文化产品的生命力的话，他们就会选择用国际性的大语种来创作。康拉德是波兰人，但是他选择了英语作为文学创作的语言。他成了英语文学的巨匠，他的文化成果很容易为全世界人接受。如果他没有采用英语，而是使用他的母语波兰语创作，他的作品不会有今天的接受度。当然，翻译可以化解语言和文化传播之间的矛盾，但是翻译是一项花费巨大并且不一定可靠的活动。事实上，对于小语种的社群来说，本族语的文本和文化资源总是不够充沛，所以需要依靠大量的翻译来提供足够的文化资源，但是这需要投人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所以翻译事业的发达与否，实际上与这个语种的文化产出水平有关。英语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的翻译出版不发达，有人把这看作是美国文化的自我封闭性的表现，实际这表明的是美国文化产出的自足性和丰沛性。东欧各国的小语种大量翻译英语、法语作品，中国、日本和韩国大量翻译西方语言的作品，表明的是这些国家在自己的文化产出上尚满足不了本国市场的需要，所以要译人大量别的语言的文化产品。当然，翻译成本很高，翻译的质量也不一定可靠，而且翻译文本的问世总是太迟，所以许多人就直接学习外语，以外语来进行文化产出和接受。当代作家昆德拉的文学声望原来完全是建立在译本上的，特别是法语和英语的译本。他的母语是捷克语，他最早和最有名的作品都是以捷克语写成的。但是他后来还是放弃了捷克语，直接用法语写作。

在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语言地位的因素。在文化发展过程中，使用这种文化语言的创造者会产出文本，文本的积累会形成一个文本集合体，称为文化遗产，以一个文本集的形式出现的文化遗产对这种语言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汉语的文言文早已不再是一种活语言了，但是以文言文写成的文本非常丰富，对中华文明非常重要，所以当代中国人还是在花时间和精力来学习和理解文言文，使得文言文流传下去。当然，这种重要性还需要一定的社会文化体制作为支撑。从隋唐开始确立的科举制度就是这样一种非常有利的制度。根据科举制度，任何人想要在社会上获得地位，在政府中得到官位，必须通过考试，而考试的内容固定为几部古代儒家经典。这些经典文本都是千年前的先秦时代写成的，其语言与当时的口语差距已经很大了。正是由于这个考试制度和考试文本的原因，古老的文言文虽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不再使用，却保持了它在中国文化中的牢固地位，至今仍有活力。这种文化制度对古汉语的支持还表现在它对外来移民的同化作用上。我们知道大约在元代有一支犹太人移居中原，定居在开封附近。犹太人以其对自己语言的执着而著称，不管他们处于怎样的敌对环境中，希伯来语作为希伯来宗教的神圣语言一直存活在犹太社团中。但是在中国这个并没有反犹意向的国度中，希伯来语却慢慢退缩了。是科举制度导致了希伯来语的消亡，因为犹太社团要在中国发展，年轻人需要在社会里上进，就必须设法获得社会的认可，也就是说需要参加科举。这样，中国文化在制度上的规定，使来华的犹太人逐渐放弃了自己的语言传统，改而采纳了汉语和汉语文化，使得开封犹太居民成了汉语的使用者。同样地，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早已不再使用，也已被宣布为死语言，但是，因为有极其丰富的文本是用这两种语言写成的，也就是说这两种语言中保存着重要的文化文本，所以这两种语言没有真正地死去，一直有人维持着这两种语言的生命。这是文本存量对过去的语言影响。对当代的语言也一样，有的语言具有相当丰富的文本生产和流传，人们学习这种语言的动机就会很强，使用这种语言写作的动机也会变得很强。当代世界的那些强势语言如英语、法语、德语等，正大量地产生出重要文本，学习和掌握这些语言的吸引力就很大，也因为有这样的吸引力，作家们也乐意运用这些优势语言写作，以便为更多的读者所接受。

法语在世界上的地位很典型地显示出文化因素在一种强势语言的发展中能起的作用。法语曾是世界舞台上一种非常占优势的通用语，曾是世界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必须掌握的语言。当然，今天的法语已经不具有它在17、18和19世纪这300年里的广泛影响和普世的流行性。从法语的扩张到后来它在世界上地位的下降，我们可以看到促成强势语言形成的一些主要条件，特别是文化条件的作用。(https://www.daowen.com)

标准法语实际上是从巴黎地区的方言发展起来的，其本身并不比法国境内的其他语言具有更大的优势。事实上，法语成为欧洲上流社会的通用语时，法语还没有真正地成为法国国内的通用语。17世纪的大作家拉辛曾回忆说，当他去法国南部的时候，他和当地人交往需要有翻译帮助，就像一个俄国人在巴黎需要借助翻译才能和巴黎人谈话一样。甚至到了卢梭的时代法国人还远没有全部学会讲巴黎的标准法语，他发现，他到离开巴黎不远的地方就会碰到语言上的困难。在以巴黎为统治基地的法国王室征服了法国各地的省份时，法语却早已是欧洲许多王室日常使用的语言，也是欧洲文人熟悉的语言了。

法国王室依靠其政治力量花了好长时间才逐渐将巴黎方言推行到全国而形成了标准法语。但是在法国以外的地区，在法国国王并不统治的欧洲其他国家里法语能得到流行，那依靠的就不全是法国王家的士兵和官吏了。确实，法国的强大国力是法语流行全欧洲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中世纪结束以后，法国就是一个咄咄逼人的扩张型大国，它在军事上非常强大，从英法百年战争中获得了英国在大陆的领土，到1860年从意大利那里获得尼斯，它的领土一直在扩大。即使在拿破仑战争中获得的领土大部分丢失了，法国的领土总的来说也还是在扩大的，这拓展了法语的范围。同时，比起欧洲的其他王室，法兰西的卡佩王室以及后裔保持了一个非常稳定的王朝，长期以来通过联姻将其亲属子孙送进了许多欧洲王宫，这也扩大了法语在欧洲贵族和王族中的使用范围。法国还是现代早期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其人口占了欧洲的六分之一，所以讲法语的人本来就比讲任何其他语言的人多。到了近代，法国成了一个殖民帝国，其殖民地遍布七大洲，在它的殖民地里，尽管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学习法语，至少在上流社会里，所有的社会精英都会法语，这使得法语的使用遍及全球。

所有这些政治、军事和经济条件都有助于法语成为世界性的通用语，但是最令人瞩目的还是文化条件。法兰西文化的巨大引吸力是法语流行全欧洲乃至全球的最重要的条件。17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将法国宫廷建成了全法国的文化中心，他们非常注重鼓励和弘扬文化，而法国的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也相应地表现出了非常了不起的创造力。路易十四的宫廷是当时最优秀的戏剧、文学和艺术中心，其辉煌的成果为全欧洲所仰慕，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法国还是西方主要的文学艺术潮流的发源地；到了18世纪的启蒙时代，法国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引领着全欧洲的思潮，狄德罗、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的学说和作品传播到了欧洲的每个角落，自然，法语随之而流行。法国革命之际，拿破仑战争将以法语为载体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带到了被征服的国土。正是法语文化的眩目成就，直接导致了17和18世纪法语在欧洲令人印象深刻的流行。17世纪后期，在德语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如柏林、汉诺威、德累斯顿、斯图加特、慕尼黑和维也纳等地的宫廷里，都学习法国的文化和使用法语，认为这是跟上时代潮流的必要工具。事实上，德意志各个邦国的宫廷里都以讲法语为时尚。法语在这些德国城市里取代了拉丁语而成为学术工作的基本语言。在所有这些德国宫廷中，柏林的普鲁士王室是最亲法的，他们对法语和法国文化的热爱无人可比。1740年登基的普鲁士腓特烈二世的宫廷完全是法式的，他尽可能地让自己周围都是法国人。他邀请伏尔泰来他的宫廷，还当了法国画家瓦托的赞助人。普鲁士王室成员互相间的通信都是用法语，荷兰共和国的执政者们也互相用法语交谈，更北方的瑞典同样受到法国热的影响，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要求笛卡尔去斯德哥尔摩当她的老师。更往东去，瑞典的敌人俄罗斯帝国一样喜爱法国文化，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女皇以及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宫廷贵族和王公都使用法语。叶卡捷琳娜女皇学腓特烈二世的样，她和伏尔泰通信，还把狄德罗请去当她的艺术老师。显然，法语在欧洲的流行大大超出了法国政治军事力量的范围，文化的传播对提高法语的地位起着更加有力的作用。

法语的通行超出了宗教和政治的对立。法国一直被称为是天主教的长女，是宗教改革后欧洲大陆上天主教的主要堡垒，法语是天主教会偏爱的语言。拿破仑和天主教廷有着密切联系，拿破仑三世为天主教提供强大的支持，巴黎和梵蒂冈互相需要，互相支持，这加强了法语在天主教会的地位，法语实际上是教皇领地的官方语言。法语和天主教的这种密切关系并不妨碍法语在新教主导的北欧和中欧的流行，并且主要是在上流社会和宫廷里流行。事实上，新教的传播也导致了法语使用范围的进一步扩张。新教教主加尔文在日内瓦传教，他自己出生于一个法语家庭，日内瓦的居民都说法语，促使加尔文将他原本是拉丁语的《基督教要义》译成法语。加尔文教在法国国内的传布使得法语成了欧洲新教使用的重要语言。1685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撤销了他祖父颁布的确定宗教和平的《南特敕令》，重又开始迫害信奉新教的胡格诺教徙，迫使大批的法国胡格诺教徙离开法国迁居佛兰德、北爱尔兰、瑞士和新大陆，他们大多是高明的手艺人和商人，在他们迁徙所到之地仍然很成功，这样就更扩大了法语的影响和使用范围。

从17世纪开始，法语一直是欧洲各国高中课程里的主要外语，和拉丁语及希腊语排在一起，显然是作为一种文化语言而被教授。从很早起，法语就被认为是精英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绅士淑女必需掌握的一门语言技能。英语也是在欧洲大陆的学校里普遍教授的语言，但是基本上是在早期职业学校里教。现在世界语言教育中英语和法语的角色区分其实很早就出现了。明确自己的角色，强调自己作为文化语言的定位，这也是法语至今还在世界语言竞赛中仍然占据前位的秘密，对于语言规划者而言，这是值得注意的经验。

在欧洲的国际交往中，拉丁语原本是外交事务中最自然的选择，但是在17世纪的许多重要国际会议上，法语成了外交家们普遍使用的语言。1678年的奈梅亨和会上，各国大使使用法语和使用自己本国语言一样频繁。一直到18世纪，许多重要的国际条约，如1714年的《拉施塔特条约》，1735年的《维也纳条约》和1748年的《亚琛条约》都是用法语写成的。法语在当时欧洲的国家舞台上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得到这么广泛的使用，并不是因为法国的势力达到了压倒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程度。法国在路易十四统治下以及在路易十四之后事实上是遭受过不少次挫折，在国力上并不是独步欧洲的。法语的崇高地位在于法国在文化上的成就。路易十四时代的法语文学以及思想是受到全欧洲一致赞扬的，18世纪时法国启蒙运动的兴起让法语更加具有不可抵挡的吸引力。当时出版的法语书籍迅速在法国以外的整个欧洲流行，在法国境外特别是在荷兰也有大量的法语书籍和学术期刊，如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文人共和国新闻》《普世和历史的文库》《古代和现代文库》，以及在柏林出版的《学人新杂志》等都拥有大量的读者。德国人自认在文化上不如法国，18世纪的一批有抱负的德国学者力争提高德国的文化地位，努力把文明带到德国，他们都使用法语来表达他们的意愿，像莱布尼茨和腓特烈大帝这样的重要人物都用法语出版他们的著作，更不用说一些次要的作者了。1744年，腓特烈大帝下令，柏林科学院不再使用拉丁语，改用法语来发表他们的学术成果。这说明法语已经成为欧洲当时的学术语言。到了1782年，柏林科学院甚至为它的学术论文竞赛出了这样一道题：“是什么让法语成为欧洲的通用语言？”似乎法语取代拉丁语成为欧洲受过教育的人普遍使用的语言这个事实已经不容置疑了。法语达到这样的优势地位，不是靠大炮或贸易，而是由于法国启蒙时代的那一批像孟德斯鸠、卢梭、伏尔泰这样的伟大学者和思想家，他们的著作和思想在欧洲广泛传播，是万人敬仰人人捧读的作品，承载他们思想的法语也就顺势为全欧洲的知识界所采纳了。这是文化的力量使得法语在欧洲大陆成为通行语言，成为上流社会和宫廷贵族争相学习并使用的语言，因为启蒙时代的法语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的语言，是时代风尚的引领者，所以法语先于拿破仑的军士而征服了欧洲，并且在欧洲留下了更加深远而有益的影响。法国在海外的扩张也同样倚重于语言和文化，法国曾经在全世界拥有非常广大的殖民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它是仅次于英国的殖民帝国。但是和英国不一样，法国的海外移民一直相当有限，但是法国人确信他们在海外殖民地的使命是文明教化，也就是要把当地土著教化成法国人，而首先是让他们说法语，所以法国人定居在海外殖民地的人数不多，但是法国殖民当局全力开办教授法语的教育体系，从中学直到大学，在法国以语言和文化为重点的殖民政策的推动下，短短几十年间，非洲三分之一的土地上的国家都变成了法语国家，散布在其他几大洲的法国殖民地也都成了法语区，这是人类历史罕见的一个快速的语言扩张现象。而且，也主要是由于文化的原因，这些法国的殖民地在获得独立后，新的统治者们还都希望保持法语作为官方语言或通用语。与其他的殖民帝国不同的是，法兰西殖民帝国虽然在20世纪中迅速崩溃，法国人撤离了他们的老殖民地，但是留在后面的是当地人对法语和法国文化的热爱，法语因此而幸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