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历史因素

历史在时间的轴向上展开，历史这个概念有多重意义，当我们说“历史从苏美尔”开始，历史这个概念指的是具有了文字、城市和国家等文明特征的社会发展阶段。但是我们也能将史前的阶段称为历史，那是所谓的史前史。在史前史阶段，语言的演化和扩张显得和历史时期很不一样。在拥有了文字和高效的国家机器后，征服者会把自己的语言相当迅速地作为强势语言强加到被征服的人民中去，但是在史前时期，小规模的社群在迁徙中把各自的语言缓慢地带到各处，语言的演化会呈现散布和聚合的趋势，和历史时期强势语言崛起并主导一个大地区的过程很不一样。澳大利亚语言学家迪克森（2010）描写的史前时代澳大利亚语言图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考古学家认为他们掌握的材料表明，人类是在距今5万年左右的时候踏上澳洲大陆的，他们带来了属于南岛语系的原始澳大利亚语。说原始澳大利亚语的这批原始居民大约有几千人，他们来到了这个资源丰富的大陆上，没有其他人和他们争夺食物，所以他们能够迅速繁衍，人口增加，在几千年间四处迁徙到澳洲大陆的各地。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居住地的远离，语言开始分化，产生出了数百种新的语言，这是典型的语言分支谱系的形成过程。但是，现在我们观察到的澳大利亚土著语言，并没有明显的语族之间的分界线。根据不同的语言特征可以为澳大利亚目前的260种土著语划出很多条同言线，问题是这些同言线很少重合，这使得语言学家难以画出澳大利亚土著语的谱系图。在迪克森看来，这说明语言在分化之后，又会有一个聚合的过程，也就是说散布各地的分化出来的语族之间会互相影响，一些语言特征会在不同的语言中间扩散，使得一些相同的语言特征出现在许多语言中，也就是说语言在渐渐地互相借用共同的特征，慢慢地朝着形成一个共同的新的语言原型发展。迪克森的这个扩散-聚合理论富有独创性，是不是最终能为历史语言学界认可还要看以后的研究结果。不过，我们至少能了解到，史前时期语言的演化形式是和进人历史时期后很不一样的。士兵、君王和文书的出现使得一些语言成为强势语言并压制甚至扼杀其他语言，而在史前时期，语言的发展和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自然演变的过程，或许在那时候是没有什么强势语言的。

人类历史的发展对语言在社会中的地位影响非常巨大。语言在世界上的分布图是由历史造成的。如果没有西班牙从16世纪开始的对南美大陆的征服和殖民统治，西班牙语不会是今天世界上的第三大语种，它只能是欧洲西南部的一个区域性语言。同样，没有葡萄牙对巴西的征服和殖民，今天在葡萄牙以外的大学里恐怕不大会有葡萄牙语教学。更明显的是英语，如果英国没有成为一个殖民强国，英国人没有凭着船坚炮利而征服北美和澳洲，我们也难以想象英语会有今天的全球性地位。对语言演变产生过最重大影响的还有近代以来西方兴起的民族主义。在过去的年代里，语言并不是一种表达族群归属的符号。封建制度下的欧洲，各个国家的贵族选择他们自己喜欢的语言说和读，南北东西的宫廷里流行着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以说法语为荣的俄罗斯王公贵族并不因为他们使用法语而觉得自己成了法兰西人，也不会因此而在国际争霸中对法国特别地亲善。而且，尽管他们使用的语言和他们统治下的老百姓的语言很不一样，他们也并不为此而感觉他们和农夫不是一个国家的人。这种情景不只是欧洲独有。在印度也一样，长时期里，印度的宫廷里说着波斯语，文人教士说着梵语，而他们下面的老百姓则说着各色各样的本地土语。这种语言的多样性并没有成为社会分裂和解体的原因。语言成为社会问题是西方发明了民族主义以后的事，当民族主义被西方带到世界各地时，人们和语言的关系也变得复杂并充满了冲突因素。世界各地反殖民运动接受或发展了来自语言的民族主义观念，而法国采取单一语言的成果更是大多数新兴非殖民国家和地区的榜样，为自己社团的独立而奋斗的民族主义者们都将语言看作是他们努力创立的新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标志。因为大多数争取独立的地区本身都具有相当复杂多样的族群和文化，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一方面要以自主的名义将殖民者赶出去，一方面也要漠视新兴国家内部的民族文化的差异，极力统一。在这个过程中，语言是一个最有效的武器。建国者们都会从流行的各色语言中选择一种语言作为国语，把没选上的语言降低为方言。一旦国语确立起来，语言的凝聚力和象征意义会大大超过宗教、王室、共同的文化遗产等，成为民族主义统一国家的一个基本工具。在20世纪建立起来的新兴国家中，都有这样一个语言建设过程。虽然在确立国语的过程之中都会渲染这个被选中的语言的种种优点，实际上是语言的象征意义在起作用，而这种象征意义非常有力，它界定了民族，给予民族这个想象体以一个具体的对象。大多数民族国家的名称和它的官方语言都是同型词，这最明显地表明了两者的密切关系。当然，除了心理上的作用，语言统一也有其实际上的必要性。统一国家的政治和行政组织当然需要使用同一种语言以达到基本的工作效率，统一国家的文化需要建立一个共享的文化市场和文化遗产，因此要有使用同一种语言的诗歌、小说和史著。统一国家的统一经济也需要同一种语言以开展有效率的活动，税务、兵役、监察、商人、雇员都需要同一种语言以在一个体系里运作。语言是民族的凝固剂。

不过，历史背景的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使得单一国语的推行在不同国家里有着不同的紧迫性。欧洲各国从19世纪起就大力推行单一国语，法国是措施最有力，成效最圆满的一个例证，其他欧洲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语言政策，大体也都达到了统一国内语言的成果。不过到了20世纪下半叶，进人了后殖民时期，也是因为语言统一的事业早已完成，民族国家问题不再是现实问题，这些欧洲的发达国家开始放松单一语言政策。西班牙政府同意加泰罗尼亚地区以加泰罗尼亚语为官方语言，法国政府也正式承认法国是一个多语国家，英国给予凯尔特语以合法地位，连美国也越来越给西班牙语以使用的空间。

但是，前殖民地国家和新独立国家则处于一个相当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的政府面临的问题和欧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一方面，这些国家的民族认同还没有完全解决，推行和确立统一的民族语言还是一个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他们还都需要解决前殖民语言的地位问题，因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殖民历史不可能一下子消失。例如，英国统治者离开印度以后，他们的思想文化遗产并没有就此消失。英国人来到印度之前，印度次大陆上就存在着种数繁多的语言，印度人随意地选择和使用语言，并没有觉得需要为语言而伤脑筋。从英国统治下获得独立后，印度人开始发现语言成了他们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他们一直在把英语还是印地语作为官方语言这个问题上左右为难。确实，在一个具有10亿以上人口，而且种族和文化非常多样的国度里，当语言和种族身份连接起来后，语言肯定会成为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https://www.daowen.com)

印度现有语言800多种，这是语言学家的统计。在本地人看来，语言的种类更多，因为许多相同的语言在不同的使用者那里会有不同的名称。按照名称来确定则会有多达1600种语言。不过，也是根据语言以外的原因，印度宪法只规定了18种官方语言。其中除了少数几种以外，都是一个或几个邦的官方语言。根据上世纪末的人口统计的标准，印度全国人口中大约96%以这18种语言为母语，而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三以其中的6种语言为母语。这6种是：孟加拉语、印地语、马拉地语、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和乌尔都语。其中印地语的使用者最多，有3.37亿。当然，在印地语这个大名称下，实际上包含着许许多多不同的语言变体，称它们为方言也可以，称它们为语言也可以，就看这些名称被赋予什么社会含义。

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来看，印度次大陆的各种语言大致可以分为两个语族：流行在印度北方的印欧语系的印度伊朗语族和流行在南部的达罗毗荼语族。这两种语族差别较大，无法把它们归在一起。事实上，印度语言的复杂程度不仅在于种类繁多，在这么巨大的人口基数上自然会出现的那么多种语言，而且，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这些语言都非常独立。印度各地的主要语言都有悠久的文学传统，在它们充当官方语言的邦里，它们得到邦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学校里用作教学语言，并通过语言政策越来越规范化。比起欧洲和中国的地方语言或方言，由于没有官方政策的支持，那里的地方语言或方言逐渐地失去活力。这是由于政治历史的原因，语言的演变呈现了非常不同的趋势。

同样也是由于政治历史的原因，印度除了各地的官方语言外，还有英国殖民印度的历史遗留下的英语。事实上，漫长的英国殖民历史使得英语在印度的地位非常稳固，英语和印地语占据了印度社会生活中的许多重要领域的交际功能，地区性的官方语言尽管得到邦政府的支持，但是在高等教育和科技领域里几乎都是英语的天下，印地语试图进人这些领域，但是并不太成功；在政治、行政、司法、商业、工业、交通和通信等领域，则是英语和印地语一起流行，在流行文化如歌曲和影视作品中则印地语更胜一筹。然而，英语和印地语也无法侵人各邦语言的使用范围里去，因为大约一半的印度人还是文盲。他们没有阅读和掌握英语和印地语文本的能力，因此也受不到这两种上层语言的影响。事实上，在印度有三个阶层的语言：最高层的是英语以及印地语，中间是各邦的官方语言，最下层的是各地土语。这个阶层式的语言社会分布完全是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并不是因为下层语言本身不适合用作政治或科技交流的媒体，而主要是由于从殖民时代开始，印度的精英阶层就都是受英语教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