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经济因素

经济关系也是语言地图演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经济力量是语言兴盛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微观的角度来看，语言的扩散和消退也是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有点像个人在经济活动中所做的理性选择。

语言和经济的关系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国家间的贸易来往需要借助语言来进行，翻译也是国际贸易的一项成本，所以贸易双方都会希望采用成本最低的语言来进行交易，由于贸易的国际化，使用最流行的语言会把翻译成本降到最低，因此，贸易活动遍布全球的经济大国就有更大的优势来促使其他国家的商业人士学习和采用他们的语言。而且，由于滚雪球的效应，已经具有广泛的使用者的商贸语言会吸引更多的学习者和使用者。从18世纪开始，英国就是世界上最主要的一个贸易大国，在美国崛起之前，英国商人就遍布全球，使得英语成了各地港口最常听到的语言。不需要英国政府以政府的力量来推广，自然而然地，英语就成了世界的经贸语言。美国成为超级大国以后，更加强了这个趋势，现在跨国间的商业来往信函几乎全部都是使用英语，不管交易双方是不是以英语为母语。同样地，从事国际性业务的商业公司，不管其所在地的国语是什么，其高层业务人员都需要使用英语。由于经济的重要性，语言民族主义也不得不为之退让。20世纪民族独立运动胜利后，原殖民地都有创建自己的民族国家的意愿和实际可能性，民族国家的首要条件是确立自己的民族语言。但是从印度到非洲的许多国家，尽管有排除英语或其他殖民宗主国语言的意愿或计划，最终英语或法语等还是维持了其优势的地位，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在于经济，因为这些新兴的国家在经济上还是非常依赖原宗主国，它们主要的贸易来往还是和英国或法国等进行的，无可避免地，英语或法语就保持了它们的主导地位。

在微观层次上也一样。学习语言是个人的一项重要投资，家庭和个人支出学费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将来的就业。因此进学校学什么语言，主要考虑的是将来这门语言能提供什么样的就业机会。无怪乎独立后的新兴国家里的年轻人，特别是中产以上阶层家庭的孩子都热衷于学习西方语言特别是英语，这使得英语等前殖民国家的语言在大部分的原殖民地里还保持着通用语的地位。即便是在殖民地以外的世界里，英语也是在经济因素的作用下广泛地流行。例如在中国，由于世界上的重要企业都是以英语为工作语言，很自然地，中国的年轻学生们都会选择学习英语，以便将来就业时能够进人薪酬丰厚的国际性企业。英语在目前世界上具有如此优势的地位，几乎成了一门真正的世界语，这不是某种政治力量造成的成果，也不是后殖民主义者的险恶阴谋，更不是什么话语权势强加给世界的，这可以说是一个市场的选择。

语言的扩展和经济发展有关系，这是无疑的，但是这并不是说经济力量强的人说的语言就会自然地扩展开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单一的，特别是在前现代时期。古代地中海沿岸最成功的商人是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他们非常富有，是经济上的强者，但是他们的语言并没有扩展到他们经商的任何地方，因为商人们为了发展贸易会尽可能地说顾客的语言而不是期待顾客来学商人的语言。现代以来，经济活动变得非常复杂了，不再是简单的买进卖出了，经济强国的语言才会成为市场上的强势语言。

学得一种别人的语言不需要支付专利费或知识产权费，语言是免费的资源，但是学习语言需要投人，因此每一个学习外语的人在选择学习什么语言时，都有一个投人产出的考虑。显然，人们有很大的动力来学习占据优势经济地位的族群的语言，以便获得高薪的工作。同时，我们也可以运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待语言的盛衰，人们在语言学习上投人时间和金钱，当然希望获得最好的回报。也就是说，他们在选择所学语言时，自然会考虑价值问题，有的语言使用广泛，用途多样，就会被看作是具有较高的价值，有的语言用途不大，使用机会不多，就会被看作具有较低的价值。人们会在价值较高的语言上投人时间学习，价值较低的语言就会少有人问津。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选择语言的个人考虑会影响这种语言的整体地位。人们选一种语言来学习，就像人们选一种电脑操作系统或手机模式一样。人们自然地倾向于选择使用者最多的那种，因为使用客户越多的系统或模式拥有的资源越丰富，掌握这种系统的回报也越大，而越是有人来选择，这个系统或这个模式的客户群也就越大，它对潜在的客户的吸引力也自然越大。这是一种滚雪球的效应，使得国际上的大语种越来越大，小语种越来越弱。这有点像经济活动中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机制。(https://www.daowen.com)

学习外语者在选择学习的语种时考虑实际用途，由实际用途的多寡产生不同语种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常常会实际体现在经济效益上，因为人们主要的社会活动是经济活动，能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的语言会被评估为具有更大的使用价值的语言，结果是经济上占优势的国家或社团的语言会被看作是值得选择的。英语是当代世界上最成功的语言，但是英语的兴起和扩张并不是政治意愿的结果，也不是什么精心制定和严格执行的语言政策的成果。在全世界如此流行的标准英语，并不是什么官方机构确定的。实际上标准英语的出现具有偶然性。历史上英国没有统一的标准语，这个岛国上方言繁杂，这些方言在词法、句法和写法上差异很大，语音上的差别更大。到了15世纪初，印刷术发明后出版业在英国兴起，方言的不同给早期的出版商带来很大麻烦，他们需要一个广大的统一的语言市场来推销书籍，这样他们就需要选择一种方言作为标准语。因为英格兰中部和伦敦地区在经济和政治上相对重要一些，所以书商们就以那里的方言为标准的文学语言，因为这种方言在贸易、司法和教育上使用得最普遍。这样，出版商对市场的考虑奠定了标准英语的雏形。以后约翰逊的《英语词典》和英国政府的教育法令强化了这种标准英语的地位，到19世纪，标准英语就成了国王英语而为大众学习了。随后，英国从19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地位直接造成了英语在世界上的扩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替代英国而成为超级经济强国的美国也是使用英语的，这更加增强了英语的吸引力，使英语首先成了全世界经济领域的通用语，随后扩展到其他领域里，最终成了我们这个星球上唯一的一种真正的国际性通用语言。

语言和交际的密切关系，导致了人们常常会采取和管理经济一样的手段来对待语言的扩展问题。在经济活动中，国家会采取刺激手段来推动外贸出口，会采取征税的方法来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同样地，许多国家都有官方或半官方的机构以及政府资助在国外推广自己的语言，对翻译自己国家的文学作品或其他重要文本提供财政上的支持，例如中国和法国都在这上面花了很大的力气。法国还对外语特别是英语的影视歌曲等娱乐产品进行法律上的限制。经济管理和语言政策混合得最密切的是国际贸易谈判中对文化和语言产品的贸易规则的特殊规定。法国等国家坚持要确立文化特殊的贸易政策，在财政上补贴使用法语的书籍、歌曲、电影等，以保护法语和法语文化产品，而美国等国家则认为语言文化产品也应该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地在自由市场上交易。这里，语言不仅受经济的影响，语言本身也成了经济活动中的一个内容。语言和经济还有更直接的关联，因为语言学习和教育本身已经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差不多每个国家都在外语教育上花费巨大，从教材的编写出版，到学费的支出，非英语国家在英语教学上投人无数有形和无形的资源，而英语国家，特别是英国和美国，因为输出英语教育的优势地位，每年的收人也难以计数。

语言和经济的关系不仅表现在一个国家对发展语言教育的投人上，还体现在个人的语言选择上，即学生出于经济前景的考虑选择在学校里学习什么语言，他们的选择有时会以非常激烈的方式声张出来。柬埔寨曾长期依附于法国，法国统治柬埔寨近一个世纪，在此期间，就像在法国的其他殖民地一样，法国殖民当局大力推行法语，将法语培育成柬埔寨上流社会和受过教育的人士使用的主要语言。印度支那战争中断了法国在柬埔寨的势力的存在。在长期的战争以后，当柬埔寨历尽苦难浴火重生后，1989年这个国家又向西方开放。法国于是期待重续他们在柬埔寨的影响力，希望他们在柬埔寨深植下的法国文化种子能够重新发芽。他们给柬埔寨大量的援助，特别是教育上的资助，每年有700万美元给柬埔寨的大学，另外还有通过多边的国际法语组织资助的70万美元。法国的教育资助常常是直接支付给柬埔寨的教师或者派来柬埔寨的法语教师，还有一部分付给柬埔寨的教育官员，法国援助的附带条件就是必须采用法语来教学，靠着法国的援助开办的高校当然以法语为教学语言。柬埔寨的教育当局和法国合作者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以慷慨援助为支撑的语言政策导致了柬埔寨学生的强烈不满。1993年和1995年，柬埔寨的大学生举行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不愿意接受这么多的法语课。1995年5月，柬埔寨技术学院的学生甚至罢课，焚烧标着“法语”字眼的图像，骚乱持续了好几个星期。面对压力，学生们非常坚决，显然这是对他们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他们并不是要求教育当局使用他们的母语高棉语来教育，而是要求开设英语课。学校当局开始觉得非常为难，因为办学的资金来自法方。但是在学生的压力下，他们最终也不得不让步，同意每周开4个小时的英语课程。柬埔寨人在语言方面的选择很具有代表性。这个东南亚的小国曾是许多官方语言政策的对象，在殖民时期，殖民当局推进法语；当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时，所有的西方语言都被严格禁止，以便使柬埔寨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越南占领柬埔寨时，越南当局努力推广越南语和俄语的教育，因为这时越南是苏联集团的一部分。越南撤出柬埔寨后这个语言政策才结束。有意思的是，由不同的政权以官方力量推行的各种外语最后都没能在柬埔寨扎下根，随着这些政权的垮台而迅速消退。唯独没有得到国家语言政策支持的英语却在柬埔寨蓬勃发展起来，因为民众自己选择了它。原因很简单，柬埔寨发展研究院的一位经济学家说：“语言的选择是由市场决定的，而市场赞同英语。”（Clayton，2002）在柬埔寨开始重建时，它加人了东盟，与东盟建立了密切的经贸关系，而东盟各国的工作语言就是英语，因此英语和经济机会紧密相关。换言之，语言的转换是柬埔寨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制度转型的一个直接后果。这个结果不是由国家的语言政策驱动的，而是来自于草根的个人渴望。柬埔寨的那些走出教室抗议的学生的诉求非常简单，他们说，在他们那里，如果不学英语，以后就找不到工作。

在柬埔寨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收益是语言传播的一个主要考量，在发达国家中，经济也是影响语言流行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且，在民主制度下居民使用语言的自由裁量权不受强权的制约，经济就更加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力了。比利时的语言演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比利时是一个1 000多万人口的欧洲小国，南部主要是讲比利时法语的瓦隆人，北部主要是讲比利时荷兰语的弗拉芒人。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南方的瓦隆地区工业化发展远远比北方地区快，经济上占了绝对的优势。那时比利时法语是比利时唯一的官方语言，在政界、军界和文化教育界普遍使用法语，荷兰语地位低下，使用范围很窄。19世纪末北方弗拉芒人发起了弗拉芒运动，争取获得平等地位。1898年荷兰语终于也成了比利时的官方语言之一，但是弗拉芒地区经济上的落后还是使得荷兰语一直处于弱势。20世纪60年代以后，弗拉芒地区的经济出现了飞速发展的趋势，现在这个地区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了瓦隆地区。自1966年后，弗拉芒地区的人均产值就超过了瓦隆地区。经济上的这个变化在语言上得到了明显的反应，弗拉芒人的荷兰语地位由此而得到很大提高，弗拉芒地区的上流社会中讲法语的现象越来越少，在比利时的政府、军队和文化教育机构里讲荷兰语越来越普遍。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原则上是双语区，但过去的年代里布鲁塞尔市区里讲荷兰语的人曾经越来越少，曾一度成了法语占绝对优势的城市，但是现在荷兰语在比利时首都的使用慢慢恢复，讲荷兰语的居民逐渐增加，现在这个城市四分之一的居民是讲荷兰语的弗拉芒人。在整个比利时，过去处于劣势的荷兰语现在成了优势语言，而过去的优势语言法语则感受到了地位下降的威胁，这个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原来工业最发达的比利时法语区现在成了经济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落后地区。尽管法语拥有明显超过荷兰语的文化资源，还是经济决定了语言的相对地位。

在当代世界上，语言的扩散或消退不仅受着经济形势的影响，语言传播的过程确实是按照市场的规律在展开。语言在今天的世界上也像是一种商品一样在被推销，最能体现这个特性的是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的语言课程的广告。语言本身或许只是一种技能，母语完全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任何时间或金钱的投人，但是第二语言就不一样了。自然而然地学会第二语言的情况当然有，但是，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通过付费的课程来学习第二语言的，这就使得语言成了商品。由于我们这个世界上的经济体制是由自由市场经济主导的，因此经常就有对目前的世界语言状况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法国思想家布迪厄（Bourdieu）将世界各国的语言环境定义为“一个由官方语言主宰的统一的语言市场”，并且这个语言市场正在全球化，成了一个统一的由英语主导的世界语言市场。之所以会是英语主导的，是因为英语得益于非常成功的市场推销。英语教育已经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领域，特别是对于英语国家来说，教科书的出版、英语学校、语言留学生以及与英语教育有关的大学文凭课程等，每年都给英国和其他主要的英语国家几十亿美元的收益。美国和英国的两家英语考试机构在一百几十个国家组织英语考试，包括大名鼎鼎的托福和雅思，已经是巨量的生意了。在非英语国家里，英语教育同样是一个能带来可观收人和就业机会的事业。就拿中国来说，英语教科书是支撑我们出版业的一个主要支柱，每年不同版本的英语教科书的推销大战已经白热化了。主要以英语补习为业的“新东方”早就成了一个盈利丰厚的企业。不容否认的是，英语教学不仅是一门学科，在中国和许多新兴国家里同时是一个行业，是一个产出利润和提供就业的兴旺行业。英语教育能够成为这样一个兴旺行业当然是有其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原因的。基本上所有的跨国大企业，即使不是英美资本的，都以英语为工作语言，为了发展业务，这些企业也会鼓励甚至资助自己的员工学习英语。在东欧剧变后，为了能够创造在那里发展的环境，不少国际大公司如英国石油公司和壳牌石油公司都资助了在东欧国家的英语教育项目。在英语教育上的投资显然是一种经济行为。具有经济目的的英语扩张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管是以间接的方式还是以直接的方式。我们到处都能听到英语教育者们说，英语是一种国际交往和理解的语言。确实，现在几乎所有的国际组织都使用英语，包括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有消除第三世界的贫困的责任的世界银行在落后国家和地区里发展英语教育，将这当作是帮助那里的社会发展经济的一个途径。世界经济的发展和英语成为世界性语言是相辅相成地联系在一起的，全球性英语是全球化经济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而全球化经济则促进了全球英语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