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宗教因素
语言是用来传递信息的，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除了政治信息外，宗教信息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了。宗教信息所赖以传播的语言因此也会借助宗教的力量而变得强势并获得强大生命力。有许多古代语言的幸存完全靠着宗教的传承，埃及古语能够传到今天，依靠的就是埃及的科普特人对基督教的信仰持续至今；被迫害的景教徙长途跋涉来到长安，把古叙利亚语也带到了东方，留在西安的石碑上；美国新英格兰的阿米什人的宗教热忱让高地德语在美国这个英语的海洋里存在下来了。在世界主要语言的传播历程中，宗教都起过非常关链的作用。社会语言学家弗格森（Ferguson）指出，世界上几种主要的语言书写体系都和几种主要的宗教派系在地理分布上有着密切的关系（斯波斯基，2011）。这种关联比起语言的谱系联系或者语言类型学分布更加紧密而明显。不管基督教传播到哪里，都会把拉丁字母的书写体系带到那里，并为原来没有书面语的当地语言创制基于拉丁字母的文字系统；同样的，不管伊斯兰教传播到哪里，也都会把阿拉伯字母的书写体系带到那里；而当犹太人来到世界各地时，他们也会用希伯来文字来书写当地的语言，例如依地语、拉迪诺语、阿拉伯语的各种方言和波斯语等。书写体系的不同非常清晰地标示出宗教教派的差别，在南斯拉夫解体后，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使用拉丁字母书写他们的克罗地亚语，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使用西里尔字母书写他们的塞尔维亚语，而从严格的语言学角度来说，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其实是同一种语言。在苏联时期，中亚的许多加盟共和国里伊斯兰教受到压制，政府强力推广俄语。苏联解体后，中亚的这些新独立的国家里伊斯兰教重又兴起，清真寺重新开放，与此相联系的是出现了改用阿拉伯字母来书写当地语言的运动。
不仅是语言的书写体系与宗教关系紧密，语言本身也往往带有深深的宗教印记。由于宗教经典都是历史悠久的文本，诵读经文让语言的一些古老形式继续存活在当代，基督教的教民们在做弥撒或做礼拜时听到的语言词汇和句式把他们带回自己语言的历史中去，例如《圣经》的钦定英语译本用的是几个世纪前的英语，英语国家的信徙们熟记这些和他们平时使用的语言很不同的词形及表达式，更加深了教友们对一个共同传统的认同。有关宗教仪式和宗教观念的名称也同样常常是保持着古时的形式或直接就是拉丁语，这使得语言和信仰的关系非常明显。
许多宗教教义里把语言定义为教义的一部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规定他们的经文是不可翻译的。印度教最神圣的经文必须使用梵语念诵，伊斯兰教认为真主是用阿拉伯语讲授《古兰经》的，所以必须使用阿拉伯语来讲经。事实上，阿拉伯语成为世界上的一大语言完全是靠着宗教的力量，阿拉伯语原来只是阿拉伯半岛沙漠中的贝都因游牧部族的语言，使用的人不多。但先知穆罕默德非常雄辩地用阿拉伯语获得大批信徙后，这种语言就和伊斯兰教密不可分了，将先知的话记录下来后马上就成为无比神圣的《古兰经》。伊斯兰教只要求坚定的信仰，不讲究本地人自己的理解，也无意将《古兰经》译成不同的语言。对穆斯林来说，阿拉的启示很简单，就是用阿拉伯语表述出来的，所以伊斯兰教创建者坚持在宗教仪式中使用阿拉伯语，不管什么地方，宣礼员都必须用阿拉伯语召唤信徙们作祈祷。伊斯兰教传播到各地后不久，大马士革的哈里发就要求在行政事务中也只使用阿拉伯语。而后，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西到西班牙，南到非洲毛里塔尼亚和乍得，北到波斯，东到印度和中亚，都开始使用阿拉伯语，阿拉伯语在很短的几个世纪里便成了世界的一种强势语言。直到今天许多阿拉伯国家的宪法上都连接着规定，本国信奉伊斯兰教，使用阿拉伯语。因为出自真主的《古兰经》是以古典阿拉伯语写成的，尽管阿拉伯语有许多地方方言，讲述和诵读《古兰经》也必须使用古典阿拉伯语，这使得古典阿拉伯语成了中东、北非各个阿拉伯国家的通用语。起源于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语在整个中东和北非地区的传播，是和伊斯兰教的传播同步的。
犹太人也认为他们犹太教的文本语言是神圣的，尽管犹太人在其漫长的历史中使用过阿拉米语和希腊语来解释和阅读他们的教义，但是希伯来语始终被看作是最根本的犹太教语言，也是靠着依附于宗教的神圣地位，希伯来语能够在教徙们的宗教活动中存活，维持两千年而不灭，最后涅槃再生，重又成为一门国家官方语言。
有的宗教不反对将自己的教义翻译成其他语言。佛教使用过梵语、巴利语、普拉克利特语，在传人东亚后使用汉语、藏语等。事实上，尽管现在梵语和佛教的关系密不可分，两者的关系是相当复杂的。释迦牟尼生活在恒河下游的峡谷里，他的母语是古印度中北部的一种方言普拉克利特语，又叫摩揭陀语。当他的教义开始传播开来以后，信徙们主要是使用和普拉克利特语相近的巴利语。释迦牟尼本人希望他的信徙们用各自的语言来传教，这个愿望既表现了释迦牟尼对传教效果的重视，也显示了出身于刹帝利种姓的他对婆罗门种姓的轻视，因为婆罗门是和梵语密切相关的。梵语是侵人印度的雅利安人的语言，他们主要靠军事征服将梵语传到印度各地，梵语的主要经典《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讲述的也都是军事征战。很快梵语就成了统治印度的精英阶层婆罗门的语言。由于梵语的崇高声望，在释迦牟尼死后佛经越来越多地使用梵语来传播。随着佛教的传播，梵语也被同时传播到了中国、韩国、日本等东亚和东南亚的大批国家和地区。这样，在整个印度以外的地区，梵语成了佛教的语言。虽然佛教征服了大半个亚洲，但是被使用梵语的佛教所笼罩的那些国度里，梵语并没有能取代原来的本地语言，梵语的使用仅仅限于佛教徙之间，仅仅用于宗教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梵语是征服者雅利安人使用武力传播到印度的，而梵语向印度以外的地方传播时，完全没有武力的支持，全靠宗教的力量，至少在印度以外的地方，梵语就是佛教的语言。不过，佛教并不禁止人们将佛经译成别的语言，所以至今以汉语流传的佛经在数量上要多于以梵语保留下来的佛经。
主要是使用拉丁语的基督教会也愿意将《圣经》译成其他语言。早期基督教徙主要使用希腊语，后来拉丁语成为基督教宗教仪式上唯一使用的语言。古罗马帝国倾覆后，帝国的语言拉丁语仍然能够在欧洲存活1 000年，并且不是简单地存活，而是作为唯一的高端语言统治着欧洲的整个精神生活，这主要是因为在5世纪时圣哲罗姆将《圣经》翻译成拉丁语通行本，这个拉丁文本是西欧基督教会的根本支柱，使得拉丁语成了基督教会在千年中的工作语言，由此也使拉丁语成了西欧最主要的通用语言。基督教会中拉丁语的主导地位一直持续到宗教改革，新教的出现才打破了拉丁语在基督教会中独一无二的地位，因为新教改革家们为了让信徙能够直接阅读《圣经》，打破传统将《圣经》译成了各地语言，甚至各地的方言。而在天主教会中，拉丁语的一统局面直到梵蒂冈第二次大会才结束。
马丁·路德开启的宗教改革改变了西欧宗教，这同时也开启了西欧的语言变革。宗教革命带来了语言革命，宗教改革的复杂过程也给许多欧洲语言打下深深的烙印。新教和天主教的一个根本性区别就是新教注重对信徙们良知的直接呼唤，因此新教的首要任务就是将福音用教徙们能听懂的话传播给教徙大众。路德把翻译《圣经》当作他改革宗教的最重要途径，他选择了萨克森宫廷的德语来翻译《圣经》，但是他实际上在萨克森宫廷德语中融合了其他地区的德语元素，形成了一种以萨克森宫廷德语为基础的通用型德语。这是一种新的德语，能为最广大地区的德国民众听懂。当然，由于德国疆域的广大，路德翻译《圣经》的德语主要还是建立在德国中部和东部的德语口语之上的，其他地区的人要读懂路德的《圣经》，还是需要借助于一些词汇注释的，在德国北部，更是需要再次译成低地德语后那里的百姓才听得懂《圣经》说了什么。不过，尽管还有不一致的地方，路德翻译的《圣经》还是成了德语的标准文本，是德语的典范，因此人们常常说路德创造了现代德语。不过，与其说是路德的天才翻译使得他创作的德语文本成就了德语的现代形式，还不如说是宗教的巨大力量使得传播了《圣经》福音的德语也一同流布四方，成了现代德语的基础。(https://www.daowen.com)
路德的德语版《圣经》是最著名的宗教改革带动语言改革的例子，但是这绝不是唯一的例子。在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瓦萨（Gustav Vasa）组织了一个翻译委员会来将《圣经》翻译成瑞典语，他要求委员会的那些学者使用一种所有瑞典人都能懂的通用瑞典语来翻译，而不仅仅是使用委员们所在的乌普萨拉或斯德哥尔摩的方言，这直接导致了瑞典国语的产生；在丹麦，也是丹麦国王组织了丹麦语的翻译，这个版本使用的丹麦语自然地成了丹麦书面语和口语的标准语。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新教热衷于将基督的福音传播给最广泛的民众，翻译《圣经》时就非常注意使其语言能为尽可能多的人读懂，因此就会采用混合了各地方言的特点用语，由此而创造出为大多数国民理解的通用语来。在芬兰，原来由图尔库地区的大主教用图尔库方言翻译了《新约》的全部和《旧约》的一部分，但是后来芬兰大主教组织了一个委员会重新翻译《圣经》，使用一种全国民众都能懂的语言，这就是现代芬兰语的源头。其他新教国家的情况也类似，荷兰的加尔文教派建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翻译《圣经》，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各个方言地区，保证译出的荷兰语《圣经》适合荷兰各地读者的语言习惯。捷克语和匈牙利语的《圣经》翻译也采取了差不多的方法。由一个委员会集体来翻译好像是当时的一个标准做法，后来汉语的《圣经》定本也是这样完成的，这就是现在流行的“和合本”汉语《圣经》，这样做的目的既是为了保证质量，更重要的是能创建出符合大多数人的语言习惯的文本来，而权威的《圣经》文本出版传播后，借着宗教的影响力，新的民族语言就此发展了起来。英语钦定本对英语的深远影响已经广为人知，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例子，欧洲的那些使用者不多的小语种都依赖《圣经》的翻译而确立起自己的语言范式，如冰岛语、巴斯克语、捷克语、威尔士语、斯洛文尼亚语、克罗地亚语等都是那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教是欧洲大部分民族语言的助产婆。靠着新教徙的传教热忱，许多原本的土语都有了典雅的文字，成为后来民族国家涌现出来时的语言基础。
随着西方殖民行动在全世界的展开，传教士们也来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的传教在世界的语言地图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来自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士一般会使用当地的语言译写教义问答手册，而保留拉丁语的《圣经》；但是来自英国的新教传教士则努力将《圣经》译人当地的语言。传教士面对的往往是没有书面语的语言，这时，传教士就不得不扮演起语言学家的角色，为这些只有口语的地方语言创制文字。非洲的许多语言，北美的许多印第安语，东亚的许多原来只有口语的语言的新文字全是由这些传教士创造出来的，他们采用的自然是他们熟悉的拉丁字母。这样，拉丁字母能成为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强势的文字系统，宗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然，宗教的促动作用还不只是文字，在非洲许多地方，教会选择来翻译《圣经》的地方方言常常就成了这个地区或国家的通用语。在津巴布韦，新教和天主教将绍纳人的语言标准化，使其成为通用语；在南非，教会将聪加语发展和推广为通用语；专业于向全世界布道的伦敦会选用马达加斯加的一种主要方言来翻译《圣经》，促使这种方言成为这个国家的通用语。
在过去200年的领土扩张和争夺的过程中，殖民行为和语言有时会呈现一种特别密切的关联。西班牙殖民者统治墨西哥时，天主教会遍地设立学校，西班牙天主教教士们在这些学校里向当地土著教授西班牙语和西班牙文化，墨西哥获得独立后，天主教会通过教会学校继续教西班牙语。他们的目的是将当地人都变成讲西班牙语的天主教徙。1848年美国和墨西哥战争结束后，大片的墨西哥领土割让给了美国，在新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等新获得的美国西南领土上，美国的新教教会逐步取代了天主教会，成了办学的主要力量。原来那里的学校都是由讲西班牙语的墨西哥社团管理的，很快地讲英语的行政当局接管了这些学校，改变了学校的教育大纲和语言，英语取代了西班牙语，西班牙语甚至被禁止在学校里教授，在学校的董事会里新教教徙取代了天主教教徙。学校的目标是培养讲英语的新教徙。慢慢地，西班牙语变成了外语，天主教徙变成了少数，语言的扩张和宗教的传播同步进行，美国的西南部也成了讲英语的新教徙的天下。
不过，传教士并不总是将他们要传播的宗教和一定的语言联系起来，有时候传教士也会从实际效果出发而灵活对待这样的问题。同样的西班牙殖民者来到现在的秘鲁那一片土地时，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广大而强盛的印加帝国。印加帝国的领土上生活着200多个民族，讲着同样多的语言和方言。印加帝国的统治者将自己部族的盖丘亚语作为帝国的官方语言强制推行在整个帝国的行政和文化生活中。当西班牙人征服了印加帝国后，他们最注重的是传教，要让这个帝国的臣民都放弃原来的信仰而皈依天主教。这是西班牙君王责成秘鲁总督和西印第安委员会完成的首要任务，也是西班牙君王能够从教皇那里得到统治秘鲁的权利的原因。因此，西班牙对秘鲁的征服是通过宗教征服的途径展开的。要完成这样一个宗教征服的任务，需要传教士们的实地工作，而几乎所有的传教士和教会的执事都认为，如果用印第安人的语言来传教，效果会好得多。刚学会西班牙语的印第安人无法从西班牙语的布道中明白什么，只会人云亦云地重复祈祷词。所以西班牙当局决定在当地众多的印第安语言中选择一两种来作为传教的用语。这样，原来印加帝国的官方语言盖丘亚语就得到了西班牙殖民当局的选用，印加帝国在其领土上强制推行盖丘亚语的做法由西班牙征服者继续执行下去，在整个西班牙的秘鲁总督区里的政治、经济和宗教事务中，盖丘亚语成了主要的语言，甚至超过了西班牙语的使用。传教士们把天主教的教义问答和布道词翻译成盖丘亚语，并为此撰写了盖丘亚语的语法书。由于在西班牙统治地区文化教育都是由教会负责，盖丘亚语也就成了印第安土著居民的教学语言，与此同时，在世俗的行政管理事务中，盖丘亚语也被普遍使用。
在西班牙殖民者中间，对于什么是最合适的传教语言的问题也是有争执的。有人指出盖丘亚语的圣经译文并不忠实于西文的《圣经》，所以应该改用西班牙语来传教。这个争议一直上达王室，1550年，西班牙君王查理五世下旨，认为最完美的印第安语也无法毫无缺陷地传达基督教教义，建议要向印第安人教西班牙语。在君王的指令下，秘鲁开办了许多教西班牙语的印第安学校。不过，当地的教会领袖们还是觉得，土著语言是和印第安人沟通的最好途径，他们继续用盖丘亚语传授天主教教义。查理五世的儿子腓力二世的想法和他父亲不同，他接连下敕令，要求扶持盖丘亚语，以便更好地传教，还禁止在西印第安地区聘用不懂盖丘亚语的传教士。不过当地执政的西印第安委员会则向他上疏，要求对秘鲁的印第安人进行强有力的西班牙语教育。到了17世纪以后，西班牙殖民当局决然地执行了西班牙化政策，改而采取用西班牙语传教，以便更加有效地用西班牙文化来同化秘鲁的印第安人。1634年，西班牙腓力四世给各个主教和大主教发布敕令，要求传教士们向秘鲁总督区的所有印第安人教授西班牙语，这既是为了让新皈依的印第安人更准确地理解基督教教义，同时也是为了让印第安人接受西班牙的文化习俗。因为传统上教育是教会的任务，王家的指令要求的是西班牙在秘鲁的教士们在修道院和教区教堂里设立学校。由于秘鲁地形复杂，广大的农村地区一直不太安定，所以即便天主教会在秘鲁兴办教育，他们设立的学校数量也很有限，并远远没能做到普及教育，只有印第安部族的贵族和权势阶层的子女进人这些教会学校学习西班牙语，普通的民众还是使用他们的土著语言。
1821年秘鲁获得独立之后，掌握政权的都是受过西班牙文化教育的说西班牙语的上层人士，所以本土的盖丘亚语并没有因为西班牙殖民者的离开而兴旺起来。尽管在秘鲁的现代历史中有好几次本土运动试图提高印第安本地的盖丘亚语和艾马拉语的地位，这两种语言也曾在1975年的秘鲁宪法上获得了和西班牙语一样的官方语言的地位，但是很快西班牙语又被确定为秘鲁的唯一官方语言。盖丘亚语和艾马拉语只有从属、辅助的地位，经过这么多年的强力推行，西班牙语现在秘鲁具有不可动摇的稳固地位。